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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比孔河：罗马共和国的衰亡
作者：汤姆·霍兰
内容简介
公元前49年，恺撒率领高卢军团跨越卢比孔河，返回罗马境内，将建城已有460年之久的罗马共和国，推向内战的深渊。 卢比孔河是一条分界河。根据罗马共和国的法律，任何将领不得率军越过卢比孔河，否则就会被视为叛变。公元前1世纪，正是在这条小河面前，恺撒做出了叛变的抉择。身处权力顶峰的恺撒为什么这么做？当他在卢比孔河岸边犹豫时，又是什么使他下定决心，将共和国的荣耀抛诸脑后？恺撒麾下的罗马将走向何方？罗马以外的世界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 本书正是透过恺撒跨越卢比孔河这一事件，向我们讲述了罗马共和国走向衰亡的最后历程。罗马自公元前509年建立共和国以来，经过数次征战，急剧扩张。到公元前1世纪，它已经从一个小城邦变成一个世界帝国。共和政体难以为继，罗马将面临一场激烈的社会变革。 从居住在优雅别墅的上层贵族，到穿行于粪便和垃圾堆的底层平民，书中生动刻画了共和国末期阶级对立、矛盾重重的社会状况。罗马历史上最耀眼的群星也在这一时期纷纷亮相。争夺独裁特权的恺撒、庞培、克拉苏，坚守共和理念的西塞罗、加图，发动奴隶起义的斯巴达克斯他们共同演绎了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嬗变的血雨腥风，勾勒出一幅充满牺牲、背叛、权谋与无限野心的时代肖像。
赞誉推荐
伊恩·麦克尤恩
IanMcEwan
英国最具影响力作家之一
《卢比孔河》是我读过最好的一部史诗……这本书中讲述了（罗马共和国末期）血腥复杂的权谋斗争、精彩纷呈的雄辩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残酷征战。汤姆·霍兰将这段遥远的历史描绘得清晰明朗、跌宕起伏。虽然他没有肤浅地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作对比，但是读者可以透过他的讲述，见证权力与和平之间漫长而又艰难的博弈。
博伊尔·本布里奇
BerylBainbridge
英国著名作家
《卢比孔河》讲述的是罗马帝国最辉煌时期的历史，但是读者大可不必因此望而却步……本书的激动人心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旦到达巅峰，无论是高山还是文明，便只有下坡路可走。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
VictorDavisHanson
美国军事史学家、《杀戮与文化》作者
汤姆·霍兰写的有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是学术研究和绝佳文笔的典范。大多数畅销作家缺乏学术深度，而很多有天赋的学术见解又无法吸引普通读者，很少有人能像汤姆·霍兰一样把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
安东尼·艾福瑞特
AnthonyEveritt
英国著名古罗马研究专家
本书引人入胜的讲述，将那些曾塑造了当今世界但却早被遗忘的人物与大事一一复活……让读者亲身体验了一个体制那种缓慢而又沾满鲜血的崩塌，不但故事本身让人欲罢不能，更是一段有关道德的传奇。
理查德·迈尔斯
RichardMiles
英国知名古典学者
《卢比孔河》是古典历史通俗读物的绝佳典范，它讲述了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自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以来，在所有关于罗马共和国末期历史的著作中，它是最具可读性的一部。如果有人提出读点儿罗马历史，那么我肯定首先推荐他们去读一读这本书。
《每日邮报》
DailyMa
霍兰在全书中的写作都充满了奇妙的热情……这是一次愉快的阅读过程，也是一本绝佳的学术作品。作为一本罗马史入门读物，基本上无出其右。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TimesLiterarySupplement
《卢比孔河》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是一本在古罗马政治传统已经消逝的年代，仍然值得去读的书。那些想要了解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入门读者，如果厌倦了听别人喋喋不休地讲罗马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而想知道罗马人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的），那么本书将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观察家报》
Observer
我们接触古代史，要么通过艰深晦涩的学术作品，要么通过刀光剑影的电影大片。霍兰在本书中，却将两者结合起来，写出了一本现代气息浓厚、节奏感十足、评述精到的历史作品，娱乐性与知识性兼具……他完成得很出色。
序言
公元前49年，罗马建国第705年，1月10日。太阳早就落到亚平宁山脉的那一边。黑暗中，第13军团的士兵们排好了行军队形。夜晚寒气逼人，但他们已习惯于各种恶劣天气。八年来，他们冒着严寒，顶着酷暑，追随高卢总督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血战，直到罗马世界的尽头。离开北方的蛮荒之地，在这一刻，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边界，他们迟迟不前。前方是一条窄窄的小河。军团一边是高卢省，远处的另一边是意大利，那边的道路通向罗马。踏上那条路意味着入侵。13军团的士兵突破的将不仅是省界，他们也将触犯罗马人最严厉的法律。事实上，它意味着内战的开始。不过，从军团战士向边界行进以来，他们对那种灾难性后果心知肚明。现在，他们跺着脚暖和暖和身子，等待号令兵召唤他们行动——扛起武器前进，渡过卢比孔河。
什么时候召唤？卢比孔河充盈着山上的融雪，在夜色中影影绰绰。士兵们听得到水流的声音，但听不到军号声。他们警醒着，倾听着。这些战士不习惯等待。战斗发生的时候，他们会像闪电般出击。人们都知道高卢总督是一位优秀的将领，作战讲求速度和突然性，善于猛打猛冲。这一天的下午，他发出了渡过卢比孔河的命令。现在，军团战士已到了河边，为什么突然让他们停下来？士兵们看不见他，但在他身边的高级将领们的眼里，高卢总督显然正处于内心的煎熬中。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凝视着卢比孔河的暗黑水流，心神难定地沉默着，迟迟没有做出渡河的手势。
罗马人有一个词，专指这种状况。他们称之为Discrimen，意为非常危急而痛苦的紧张时刻，那一刻的抉择决定着人的一生。如任何一个渴望辉煌的罗马人一样，恺撒经历过许多类似的危急关头。一次又一次地，恺撒拿他的未来冒险；一次又一次地，恺撒成功了。在罗马人看来，男人就应该这样。然而，站在卢比孔河岸边，恺撒面临的是特别揪心的困局，而这一困局竟还是他先前的胜利造成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恺撒迫使800余座城市、300来个部落投降，整个高卢归顺于他。的确是伟大的成就，也许过于伟大了，罗马人既为之欢呼，也为之担心。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不容许任何人这样长久地独领风骚，远远地将其他人甩在后边。恺撒的政敌们嫉妒他的功劳，畏惧他的威势，早就策划要剥夺他的指挥权。公元前49年的冬天，他们终于把恺撒逼到了墙角。何去何从？或者，他服从法律，交出指挥权，接受失败的命运；或者，渡过卢比孔河。
“木已成舟，事成定局”（Thedieiscast）1。最终，恺撒命令军团过了河。除了参照狂热的赌徒心理，我们还能怎样理解恺撒的行为？赌注太高，超过了任何理性的计算。进入意大利后，恺撒知道他冒着世界大战的风险。他跟同伴谈起过，其前景令他不寒而栗。他的决定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远见卓识如恺撒也看不清楚。Discrimen不仅是“危机关头”（crisispoint）的意思，它也可以指“分界线”（dividingline）。卢比孔河正是这样的分界线。过了这条河，恺撒便将世界拖入了战争，将导致古罗马自由制度的毁灭，其废墟上将建起君主制度。这对西方历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以卢比孔河为界，人们不断争辩着各种制度设想——自由还是专制？秩序还是混乱？共和国还是君主国？卢比孔河只是一条小河，毫不起眼，连它的位置都被忘得干干净净，但人们牢牢地记着它的名字。一点也不奇怪。鉴于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重大意义，在他之后，人们用这件事指代任何重要的抉择。
一个时代结束了。曾经，地中海地区散落着许多自由城市。在希腊和意大利，城市中的人们自称为公民，而不是法老或皇帝的臣民。他们为自己拥有自由言论、私有财权、法律保护等权利而自豪，视之为将他们区别于奴隶的核心价值。随着一个个新帝国的兴起——先是亚历山大大帝与其继承者们的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逐渐地，这些城市失去了独立。到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地区只剩下罗马一个城市是自由的。在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后，共和国完了，再没有自由城市了。
保持了一千年的公民自治传统结束了，要等到另一个漫长的千年之后才再次出现。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曾多次尝试摆脱专制，回到卢比孔河的那一边。英国革命、美国和法国革命都曾自觉地以罗马共和国为榜样。托马斯·霍布斯抱怨道：“说起反抗君主统治的叛乱，最常见的动因之一便是他们读了有关希腊人、罗马人的政治及历史的书籍。”2当然，从辉煌的罗马史诗中，人们学到的并非只是对自由共和国的渴望，拿破仑也是先做执政官、再做皇帝的。整个19世纪，有许多人建立了波拿巴式的统治，他们常被称为“恺撒主义者”。20世纪的20～30年代，各地的共和政府摇摇欲坠，幸灾乐祸的人们则引述罗马共和国的先例，将它们覆灭前的阵痛相提并论。1922年，墨索里尼曾大肆宣传他率黑衫党向罗马英勇进军的神话，比拟为之前恺撒的类似行动。一条新的卢比孔河已被渡过，有这样看法的人不止墨索里尼一个。“没有黑衫党就没有褐衫党，”希特勒后来说，“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行动是历史的转折点。”3
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西方政治的一个悠久传统达到了其骇人听闻的顶点，然后永远地消逝不见了。在受到古罗马榜样激励的世界政治领袖中，墨索里尼是最后一个。毫无疑问，法西斯主义者曾为他们的残酷、自吹自擂、力量心醉神迷，而今天，这些一起连带他们最高贵的理想都消失了。那种积极公民（activecitizenship）的理想曾深深感动托马斯·杰斐逊，今天再不时兴了。那样太僵化，太一本正经，显得律己太过严苛。将古罗马人当作英雄崇拜是19世纪的事，在咄咄逼人的后现代时期，没有什么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厌烦的了。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说，我们已经解放了，“从所有压迫性的古罗马价值观”4中解放了。许多个世纪里，它们构成了公民权利的主要成分，但现在不一样了。在古人闻所未闻的新大陆的国会山上，众议院之外为什么还有一个参议院？很少有人对此费思量。希腊的帕台农神庙仍在激荡着我们的想象，罗马的广场（Forum）却一去不返了。
我们常常沾沾自喜地想，西方的民主制度仅仅来源于雅典。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也是罗马共和国的继承人，既继承了它的优点，也继承了它的缺陷。若不是有人用过，我本来是会以《公民们》作为书名的。他们是罗马共和国的支持者，共和国灭亡悲剧的承担者。其实到了最后，罗马人自己也厌倦了古代的伦理道德，更愿意忍受轻微的奴役，同时享受和平及奴役带来的其他好处。他们选择了面包和竞技场，不要没完没了的内战。罗马人已认识到，他们的自由蕴涵着毁灭他们的种子。在后来尼禄和图密善（Domitian）的残暴统治时期，这一认识足以引起人们的道德无力感。此后的许多时代都是这样。
当然，说罗马人的自由并非虚夸的冒牌货，也不意味着承认共和国就是一个社会民主的乐园。它肯定不是。罗马人把自由和平等主义分得很清楚。只有戴着镣铐的奴隶是真正平等的。对普通公民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竞争，财富和选票是公认的成功标志。立基于此的共和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在西方，其影响力和控制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不过，所有这些都没有降低罗马共和国同我们时代的相似性，尽管人们曾以为是那样的。事实恰恰相反。
其实，从我开始写这本书以来，拿罗马与今日美国做比较差不多成了老生常谈。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虽然有时候现实世界发生的事令人震惊，他却不会大惊小怪。有那么一些历史时期，在时间上、空间上离我们都非常遥远，但它们会突然进入我们视线的中心，很是令人不解。尤其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它们有一种多变的特征，既非常奇特，又同我们的世界极为相像。在几个世代以前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恺撒式的人物登上了权力宝座，牛津大学的著名古代史学者罗纳德·赛姆（RonaldSyme）称之为“罗马式革命”。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时代的预言。就这样，伴随着世界上发生的一个个重大事件，罗马也被一次次地解读、再解读。赛姆继承了一条久远的、值得尊敬的史学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马氏曾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贡献给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市和恺撒·博尔吉亚（CesareBorgia），后者恰好与罗马共和国的毁灭者同名。“谨慎的人们倾向于认为，谁若想预言将发生什么事，他便应该关心曾经发生过的事。这话很有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发生的任何事，都在从前非常近似地发生过。”5如果说在有些时期，这种论断显得奇怪，在另一些时候显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从共和国走向世界大国，罗马是第一个；直到最近以前，它也是唯一的一个。罗马是我们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历史上再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了。镜子中，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全球化、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paxAmericana），虽然有些模糊，有些扭曲。不仅如此，在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的学者心中，我们的许多风尚都禁不住引起他们的记忆错觉——从锦鲤到仿伦敦东区口音（Mockney）到明星厨师。
但这些可能暗含着欺骗性。不用说，罗马人的生存背景与我们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质、精神和知识领域都是如此。当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理解罗马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有时我们真的理解了，有时则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罗马人显出最为我们熟悉的形象时，他们反而最奇特。当一个诗人为情人的狠心悲伤时，当一个父亲为去世的女儿痛心时，他们似乎说出了人性中某些永恒的东西。与此同时，在性关系或家庭关系方面，他们和我们的观念又有着巨大的鸿沟。类似的还有导致共和国产生的价值观，公民们的愿望，他们的宗教仪式和行为准则。理解了这些后，罗马人的许多看起来乖张乃至明显是犯罪的行为便容易理解了，即使我们仍无法原谅。在竞技场杀人，毁灭一座伟大城市，征服整个世界，这些都被罗马人视作辉煌的功绩。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我们便无法理解罗马共和国。
那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年代，显然，企图进入它的思想内部是件危险的事，有点像堂吉诃德的冒险。众所周知，古罗马历史中，共和国的最后20年是资料保存最完备的时期，有演讲词、回忆录，甚至还有私人通信，对古典学者来说，称得上是一座证据的宝库了。但它们仍然只是巨大黑洞中的几束微弱光线。将来的某一天，等20世纪的资料散落得如古罗马时期一样，或许写一部二战史就只能依靠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和丘吉尔的回忆录了。历史变得完全碎片化，没有前线将士的家书，没有他们的日记。这种资料状况是古典史家非常熟悉的，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弗鲁伦（Fluellen）所说，“听不到庞培营帐里的任何声音”。没能发出声音的还包括农民和城市流浪者的简陋小屋，战地奴隶的工棚。偶尔能听到一些女人的声音，但仅限于身份高贵的女人；它们毫无例外地由男人转述，甚至是错误地转述的。在罗马史中，很难了解到统治阶级之外任何人的详细情况，就像沙中淘金一般困难。
即使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叙述也不完整，也只是一些残章断篇，如平原上的水渠，一会儿有高架的引水桥，一会儿又流淌在地面。罗马人很害怕这会成为他们的命运。他们中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萨鲁斯特说：“毫无疑问，命运女神随意地主宰着一切。她宣扬一个人的声名，隐瞒另一个人，丝毫不考虑他们也许难分高下。”6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的命运恰是这段辛辣议论的写照。萨鲁斯特是恺撒的追随者，曾记录了其庇护人登上权力高位前的一段历史。读过的人一致称赞这部作品的权威性。如果它能保留至今，我们便有了一部富于戏剧性描写的重要记述，一部同时代人写的从公元前78年到前67年这10年间的历史。可惜，我们只能看到萨鲁斯特的杰作的片段。依据这些和其他的一些片段，我们仍能重构这段历史，然而已失去的再也无法修复。
难怪古典学者都担心话说得太满，每写上一句便停下来，急于解释它、限定它。即使材料非常丰富，不确定和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也到处出现。以本书书名所指示的那个关键事件为例，它真的如我描述的那样发生了吗？只是有可能罢了。有材料说是在日出后渡河的，另一些材料暗示，当恺撒本人来到河边时，前卫部队已经过了河。甚至连日期也是根据其他事件推断的。学术界接受1月10日前后的日子，但从10日到14日，哪一天都有人赞同。此外，依照儒略历以前的古怪历法，罗马人说的1月其实是我们的11月。
一言以蔽之，本书对许多事实的陈述都有可能遭到反驳，或许反驳的依据还很充分。读者应该习惯这种情况。我也得加上一句，请不要为此沮丧。在序言中把这些交代清楚很有必要，毕竟，这是一部记叙体著作，由支离破碎的材料连缀而成，还不得不略去一些明显的关节和脱漏之处。无论如何，罗马共和国的覆亡意义重大，连贯而流畅地写出它的故事一直是古代史学者的心愿。他们认为这是可以的，我也一样。许多年来，叙述史很不招人待见，今天，它又令人欣慰地重新被认可。当然，人们也很清楚，成功的叙述史需要人为构造一种模式，自圆其说地将杂乱的事件一一编排进来。事实上，这样的著述能更近地引领我们走向罗马人的心灵。几乎所有公民都把自己看作那个时代的英雄，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了罗马的毁灭；与此同时，它也赋予这段历史一种特别绚丽的、英雄主义的色调。仅在一代人之后，人们便开始为那样一个时期、那么多的伟人惊异不已。维里乌斯·佩特库鲁斯（VelleiusPaterculus）是提比略皇帝的颂词作者，他在半个世纪后赞叹道：“曾几何时出现过如此伟大的人物呢？这样的时期根本不需要我们为它著书立说，它注定流芳百世。”7但很快地，他为这段时期写出了一部历史。他和罗马人都明白，正是在行动中，借助绝世的丰功伟业，罗马的天才们光彩照人地展示着自己。叙述体最适合表现行动，因此，也最适合揭示那些天才人物。
两千年过去了，罗马舞台上的伟大人物依然令人惊叹。罗马共和国也一样。或许，它不像恺撒、西塞罗、克列奥帕特拉那样为众人所知，但共和国本身的意义超出了所有这些人。它有许多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的内容，也有许多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去刻画的地方。古风的大理石上，罗马公民们若隐若现；在金黄与火红的背景下，在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的目光中，他们的面孔似亮非亮。
1自相矛盾的共和国
远古的声音
在成为共和国之前，国王们统治着罗马，傲慢的塔昆（Tarquin）是其中之一。关于他流传着一个怪异的故事。有一天，一位老妇带着9本书，到王宫里找他。她想把书卖给塔昆。价格极高，塔昆嘲笑着拒绝了。老妇一言不发地走开，没有讨价还价。她烧掉了3本书。再次出现的时候，她以同样的要价卖剩下的书。塔昆还是抱以嘲笑，但心里稍稍有些不安。老妇离开了。到底是什么书？塔昆变得焦虑起来。神秘的老妇带着3本书又一次出现，索要一样的价格。这次，塔昆没有犹豫，赶快买了下来。老妇拿着钱离开，再不露面了。
她是谁？书中准确地预言了许多事，罗马人意识到作者是西比尔（Sibyl）。但这只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有关她的传说很奇特，很让人困惑。据说她曾预言特洛伊战争。她是10个女预言家的复合体？她永生不死？还是将要活上一千年？人们对此争论不已。另一些人更显睿智，径直怀疑是否有这么个人。只有两件事比较有把握：她的书真的存在，是用细长的古希腊语书写的；书中包含有准确的预言。虽然少了6本书，并且直到老妇第三次出现时才成交，可不管怎么说，由于塔昆，未来才对罗马人打开一扇窗。
但这对塔昆意义不大。公元前509年，一场宫廷政变将他赶下台。自罗马建城以来，国王们统治了两百多年，塔昆是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1塔昆被驱逐后，君主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共和国。此后，罗马人近乎病态地憎恨“国王”一词，无论何时提起，都会引起他们的畏惧与厌恶。反塔昆政变的口号是自由。渐渐地，自由和生活在没有主人的自由城市被人们圣化，成为衡量公民的标准和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为防止再出现暴君，共和国的缔造者创建了一种著名的制度：他们仔细地将被流放的塔昆的权力分配给两位官员；官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不超过一年。他们便是古罗马的执政官（consul）。2执政官位居其他公民之上，两人相互监督。这出色地体现了共和国的首要原则，不允许任何人独自掌握最高权力。然而，尽管执政官制度很新奇，但它并没有彻底地将罗马人与过去割裂。君主制废除了，但其他的几乎都保留了下来。新共和国根源于遥远的过去——事实上，往往是非常久远的过去。作为执政官的一种特权，他们穿的宽松长袍仿照以前国王的做派，边缘部分装饰着国王专用的紫色；占卜的仪式早在罗马建城前就有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罗马人拥有塔昆留下的三部神秘预言书，它们出自古代的、可能是永生的西比尔之手。
这些预言非同小可，罗马人将它们视作国家的秘密。普通公民若胆敢抄录，他们会被缝进麻袋，沉入大海。只是到了最危险的境地，当有可怖的奇事发生，预示共和国将有大灾难时，他们才能求教于这些神秘的书。预言书存放在朱庇特神庙，防卫十分严密。罗马人小心地选出一些行政官员（magistrate），授权他们登上神庙，翻阅预言书。他们的手指滑过已变得暗淡的希腊文字，努力解读它们，找出其中隐示的建议，以安抚愤怒的上天。
建议总能找到。罗马人既虔诚又实际，对宿命论毫无兴趣。了解未来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什么时候老天会下血雨，大地裂开并喷出火焰，老鼠吞金？罗马人认为这些怪事就像是被催债一样，警告他们亏欠了诸神。怎样补偿呢？办法可能是引入一种外来的宗教仪式，祭拜一位他们一直不知道的神。更多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行政官极力主张恢复长期忽略的传统，废除罗马人采纳的一些革新措施。回到从前，于是罗马的安全重获保证。
所有罗马人都深信这一点。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经常被社会变革的要求所困扰，比如扩大公民的权利、不断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等。与此同时，罗马人也顽固地一再表达他们对变化的厌恶。新奇的东西是邪恶的。罗马人不因新奇本身而接受新奇之事，只是在披上神的愿望或古老传统的外衣后，它们才能得到罗马人的赞同。这就是罗马的实用主义，保守性与灵活性并存。保留那些已经证明有效的制度；修正那些失败的；即使是显得多余的地方，罗马人也郑重其事地保存着——或许以后有用。共和国既是一个新的建筑工地，也在后院收藏着大量过时的“破烂”，它的明天就建基在混乱的过去中。
罗马人一点儿也不觉得自相矛盾。对他们的伟大城市，罗马人除了坚持祖先的传统之外，还能注入什么新的内容呢？一些国外的评论家把罗马人的虔诚看作“迷信”，3认为是犬儒主义的统治阶级愚弄大众的伎俩。他们错了。罗马共和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希腊城邦国家总是毁于内战和革命，罗马不是这样。在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尽管经常发生社会动乱，但城市里从来没有流血冲突。看看希腊人吧，他们的惯常做法是放弃普遍公民权的理想，遁入诡辩术。与之相对照，罗马人用公民权定义自己，把它看得比什么都神圣，比什么都可贵。共和国（republic）的含义正是公共事务（respublica）。在其他公民的眼中，罗马人确切地认识了自己。
别人如何提到自己的名字也很重要。在共和国，一个好公民是大家公认为“好”的公民。罗马人看不出美德和名声有什么区别，用同一个词honestas表示它们。全城一致赞同是罗马人所极力追求的。只要大街上聚集有心怀不满的公民，罗马便有机会得到更大的光荣。每次发生公民骚乱时，行政官的职位便会增加：公元前494年，增加了市政官（aedileship）和保民官（tribunate）；前447年，会计官（quaestorship）；前367年，司法官（praetorship）。职位越多，需负责任的范围越广，获取成就和赢得赞同的机会越多。公民们最渴求的是别人的赞美，最惧怕的是坏名声。之所以能维持健康的竞争精神，阻止它堕落为自私的野心，罗马人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觉悟：在公众面前，名声不能坏了。尽管斗争很激烈、竞争的形势很严峻，但虚荣自负被认为是幼稚的，罗马的公共生活容不得这种心态。置个人荣誉于共同体利益之上是不能容忍的，罗马人觉得只有野蛮人才会这么做，只有比野蛮人更糟的国王才会这么做。
在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罗马人受到的教导是驯服自己的竞争天性，使之服从于公共利益。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没有这些限制。“罗马人贪婪地追求赞美，追求荣誉，远远超过任何别的国家。”4对它的邻居们来说，这意味着灾难。罗马军团把残酷和效率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其对手们很难适应。每当罗马人遭遇抵抗，不得不强行攻略一座城市时，他们得手后的一贯做法是杀光所有能找到的生物。想知道哪些是军团留下的残砖断瓦吗？标志是混杂在一起的人的尸体、被分割的狗的脑袋、小牛的残肢。5与野蛮人的冷血不同，罗马人杀戮是为了让人恐惧，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军团士兵的勇气来自对罗马的骄傲，来自跟它的命运荣辱与共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为每一位公民所分享。对外人而言是致命的，对罗马人而言是关乎荣誉的。正是这同一种东西成为罗马战争方式的特色。
即便如此，要让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认识到罗马的征服天性，仍需要一个过程。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那些相距仅10英里左右的城市也不愿顺从，罗马人为征服他们煞费周折。这不奇怪。不管怎么说，最凶猛的掠食动物也有它的婴幼时期。起初，罗马人抢劫山地部落，与他们进行小规模战斗，逐渐发展了他们控制和杀戮的本能。到公元前360年，罗马成为意大利中部的主人。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向南、北两面扩张，粉碎一切反抗。共和国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到公元前260年代，它已囊括了整个亚平宁半岛。罗马的荣耀也同步增长。对恭顺地表示服从的城市，罗马人大度地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一如保护者屈尊俯就地对待被保护者；敢于反抗的城市将面临没完没了的战斗。罗马人决不容许他们的城市蒙受羞辱，为挽回颜面，他们愿死战到底，不惜任何代价。
很快，在一场可以说关乎生死的斗争中，罗马人有了展示决心的机会。这就是他们所进行过的最艰苦的迦太基战争。迦太基是一座闪米特（Semitic）殖民者建造的城市，位于北非海岸。它控制了地中海西部的商路，掌握了不亚于罗马的资源。虽然主要是一个海上强国，但几个世纪来，它也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移民城市进行了多次战争。如今，罗马人来到了墨西拿海峡，与西西里岛隔海相望。对迦太基人来说，随罗马人而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不祥的局势，西西里的军事平衡被打破了。希腊人很愿意将罗马人卷入他们与迦太基人的持续争端中；而一旦参与进来，罗马人便抛开了既有的游戏规则。公元前264年，发生了一次关于条约中条款的小争吵，罗马人将它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尽管长久以来共和国仅限于内陆，没有海军；尽管后来建成的舰队一次次地被对手或风暴摧毁，罗马人还是忍受了20多年的惨重伤亡，最终打败了迦太基。战后双方签定了和平条约，迦太基人完全撤离西西里岛。突然间，罗马拥有了海外帝国的第一块基地。公元前227年，西西里岛成为罗马的第一个行省。
共和国的战线拉长了。罗马人只是击败了迦太基，并没有击垮它。失去西西里后，迦太基人的帝国梦聚焦在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山区，凶猛的山地部落集群而居，但他们挡不住迦太基人前进的步伐。半岛上大量的贵金属被勘探、被开采，迦太基人遽然暴富，开始谋划报复。此时，对罗马人的本性，他们的优秀将领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不再抱任何幻想。他们知道，争端一旦开启，全面战争将不可避免，不彻底摧毁罗马人的力量就不能算胜利。
为此，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一支迦太基军队从西班牙出发，跨过了高卢南部的广阔地区，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汉尼拔表演了远胜过对手的高明战略、战术，三次大败罗马军队。第三次发生在坎尼（Cannae），汉尼拔歼灭了8个罗马军团。在共和国军事史上，这是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根据当时一般的战争情况推测，罗马应该认输求和了。然而，这不是罗马人的性格。面对如此巨大的军事灾难，他们没有放弃抵抗。很自然，在这种生死关头，他们需要西比尔预言的指导。根据预言的指示，罗马人应在城市的市场里活埋两个高卢人、两个希腊人。行政官们一丝不苟地遵照执行。通过这种野蛮的行径，罗马人表明为了保全城市的自由，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是自由就是死亡，没有其他选择。
一年又一年，共和国顽强地走出了失败的阴影。更多的军队召集起来；西西里岛守住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帝国被征服了。坎尼之战后15年，汉尼拔再次遭遇罗马军队，不过这一次在非洲。汉尼拔战败了。迦太基兵员奇缺，无力再战。罗马人对停战提出了苛刻条件，汉尼拔劝他的同胞们接受。不同于坎尼战役后的罗马人，汉尼拔更关心的是保全他的城市。撇开这些不谈，罗马人倒是从来没有忘记汉尼拔、他辉煌的军事成就、他的野心，承认在他们的对手中，汉尼拔与他们最相像。一个世纪之后，罗马城里还能看到汉尼拔的雕像。尽管迦太基大势已去，它的行省、舰队、战象都被没收，罗马人仍担心它会东山再起。他们不相信迦太基真的屈服了，对它的仇恨是罗马所能给予他国的最高敬意。迦太基人是他们的一面镜子，让罗马人照清了自身，深入到自己的灵魂深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是不可饶恕的。
这以后，罗马人再不能容忍一股能威胁到自己生存的力量。他们时刻警惕着，在任何潜在对手变得强大之前，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对手很容易找到，往往是太容易了。事实上，在汉尼拔战争之前，共和国便不时向巴尔干地区派出探险队。行政官们很乐意恐吓那里的小王公、地方首领，有机会就把边界挪一挪。罗马人从根子里喜欢到处显示力量，若有人怠慢，他们决不忍气吞声。意大利人早就领教过这种性格，但对那些反复无常、不断爆发争端的希腊城邦来说，罗马人不那么好理解。它们有理由困惑。希腊人刚开始与罗马打交道的时候，共和国的表现与传统帝国完全不同。如晴天霹雳一般，带着惊人的威势，强大的罗马军团来了，然后，又一阵风地离去。在不定期地干预希腊事务时，他们显得怒气冲冲；当罗马丧失对希腊的兴趣时，军团又会长时期地无影无踪。即使共和国真的介入了希腊人的争端，真的跨过了亚得里亚海，罗马军团的入侵也像是维持和平的行动。他们的目标不是吞并领土，而是明确树立共和国的威望，压制那些自大的地方势力。
在罗马人最初进入巴尔干地区时，那个地方势力是马其顿王国。它位于希腊的北部，统治希腊半岛已有200余年。王国传自亚历山大大帝，其国王觉得自己有资格傲慢。尽管常常受到罗马军队惩戒性的打击，王国并不觉得有必要做出什么改变。终于，公元前168年，罗马人的耐心耗尽了。他们先是废除了马其顿的君主制，将马其顿分割为4个共和国；公元前148年，罗马人完成从维持和平到攫取权力的转变，开始对马其顿实施直接统治。如在意大利那样，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建立起来，马其顿的国土呈现出网格状面貌。罗马人的雄壮之师可以便利地调动，马其顿的命运也最终被框定。爱格纳西亚大道（theviaEgnatia）像一条由砾石构成的裂痕，撕开巴尔干地区的荒野。大道的一端是亚得里亚海，一端是爱琴海，将受奴役的希腊和罗马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了它，罗马人便能通达更具异国风情的地区。那些地方太遥远了，看不到蔚蓝色的爱琴海；那儿的城市闪耀着金子和大理石的光彩，极富艺术情调；那儿的人们有高明的烹调技术。显然，这些对罗马共和国不无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90年，一支罗马军队曾冲入亚洲，粉碎当地专制君主的战争机器，在整个近东的注视下羞辱那位君主。叙利亚和埃及是两个地区大国，此时匆忙收起它们的傲慢，忍受着罗马使节的指手画脚，奴颜婢膝地承认罗马的霸权。正式的帝国版图仍很有限，只包括马其顿、西西里和西班牙的一部分，但到了公元前140年，罗马的影响已伸展到许多陌生的地方，普通罗马人闻所未闻。共和国力量的扩张幅度和速度非常惊人，连罗马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虽然共和国的功业令人激动，但也有一些公民感到不安。道德家们做着他们一贯做的事，比较现在与过去时，往往更倾向于后者。他们毫不费力地指出了帝国的负面后果。随着金子的大量涌入，古老的准则受到玷污；对外掠夺同时引入了外国的风习和哲学；东方的财富在罗马的公共场所卸货；大街上到处可以听到陌生语言的叽叽喳喳，既让罗马人自豪，也引起他们的警觉。靠着农民的果敢耐劳，罗马赢得了一个帝国；正是在农民的价值观变得支离破碎、受人忽视的时候，它们重新得到人们的珍爱。“共和国建筑在古老传统和人的力量的基础之上。”6汉尼拔战争后，人们乐观地强调着这一点。可是，如果这些基础动摇了会怎样？共和国注定大厦将倾？从落后的穷乡僻壤到超级大国，巨大的转折使罗马人头晕目眩。共和国的成就会不会引起众神的嫉妒？罗马人很担心。他们所发动的世界战争似乎既可以衡量罗马的成功，也暗示着罗马的衰落。这一点颇有悖论意味，令人感觉很别扭。
即使成长为大国后，各种凶兆也不乏变成事实的可能性。怪胎啦，鸟儿奇异的飞行姿势啦，诸如此类的事总是困扰着罗马人。如果那些奇迹看起来特别凶险，他们便求教西比尔预言。每一次，罗马人都能找到预言的指示，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于是，传统和由来已久的行为方式得以复兴，或者被重新强调；灾难避免了，共和国得以继续留存。
但世界在快速发展和突变着，共和国也一样。有些危机不是任何古老的仪式所能克服的。有些变化一旦被罗马人引发，就很难再停下来，哪怕是西比尔的建议也没用。
不必找什么凶兆来证明，在新的世界之都随便走走就够了。
貌似宁静的罗马大街隐藏着种种不安。
世界之都
拥有公民权（civitas）意味着人的文明化（civilised），直到今天，英语仍是这样表达的。罗马人认为，城市是自由的地方，只有在城市里，人才活得最像人。一个独立的城市为生命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没有它们，生活毫无意义。公民（citizen）与公民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分享共同的欢乐和悲伤，希望和恐惧，共有一些节日、选举制度及军事纪律。正如神龛因神的存在而有了价值一样，共同体的生活圣化了城市结构。对公民而言，城市的外部景观是神圣的。它见证了城市传统的形成，而传统塑造了人。借助城市景观，城市的精神方能为人所知。
别的大国就是这样想的。最初接触到罗马时，它们都松了一口气。与希腊世界众多的漂亮城市相比，罗马看起来既破败又落后。在马其顿王国，每次听到对罗马城的描述时，那些朝臣们都窃笑不已。7这还算客气的。即使在整个世界都向共和国顶礼膜拜的时候，罗马城仍显得很粗俗。罗马人不时做出一些努力，试图装扮这个城市，但收效甚微。见识了那些和谐的、用心规划的希腊城市后，罗马人自己也觉得脸红。他们说，“如果一个卡普阿人（Capuan）比较一下罗马和卡普阿：看看罗马的山和山谷，街道边不那么牢固的阁楼，糟糕的道路，狭窄的小胡同；再看看他们自己的城市，整齐地坐落在一块平地上，他们肯定会蔑视和嘲笑我们。”8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罗马是个自由的城市，卡普阿不是。
罗马人从来不会忘记这个。或许，他们会对罗马不满，但他们也为这个城市的名字自豪。它是世界的主人，在众神的佑护下，注定要统治世界。罗马人对此深信不疑。一些学者指出，这个城市既避开了使人精神萎靡的酷暑，也避开了使人大脑迟钝的严寒；显而易见的地理学事实是，“罗马人的城市温度适宜，又幸运地处在世界的中心，最适合人类居住”。9神的关照不仅仅体现在良好的气候状况。罗马有易于防守的小山，通向大海的河流；山谷中有汩汩流淌的泉水，有清风送来的新鲜空气。读着罗马作家对这个城市的赞美，10人们很难想象对立的不同看法：将城市建在7座小山丘上，其实违背了最初的城市规划原则；台伯河（Tiber）经常泛滥；山谷中流行疟疾。11罗马人深爱着他们的城市，即使在明显的缺陷中，他们也能读出积极的内容。
长期以来，罗马被理想化了。它混合着各种复杂的悖论和想象，遮掩了现实的黯淡。一切都多多少少走了形。虽然城市是“乌烟瘴气的，喧嚣浮华的”，12罗马人却总是怀念一片淳朴的田园风光，似乎它真的曾经存在于台伯河畔。扩张带来的压力提升了罗马的地位，也造成它的扭曲变形。成长为一个大都市后，罗马依然很逼仄，古代城邦国家的骨架在各处或明或暗地显露出来。记忆受到特别的珍视。现在与过去和谐共处，不安分的各种运动都透着对传统的忠诚，精明的现实感与对神话的尊重不相冲突。城市变得越拥挤、越腐化，罗马人越渴望一个保证：罗马还是原来的罗马。
因此，在7座小山丘的上空，燃烧奉给众神的祭品产生的烟雾从未消失过。自古以来，祭坛就建在埃文提尼（Aventine）山上。那时候，山上郁郁葱葱，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13森林早就没有了；祭坛中的烟仍在袅袅升起，但冒烟的地方还包括数不清的锅灶、熔炉和小作坊。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褐色的烟雾，提醒着旅行者罗马快到了。此外，还有其他的标志：在共和国的周围，一些城市从前很有名，如今都破败了，只剩下零星的几个旅店。那里的人们都涌向罗马了。
再往前走，旅行者能看到一些新建不久的居民区。由于人口的快速膨胀，罗马城四处膨胀着。每条干道的两边都有贫民窟。死者也埋在这里，城市墓地一直绵延到海边和南部的阿庇安大道（AppianWay）。大道两边聚集着很多乞丐和路边妓女，臭名远扬。墓地并不总是为死者准备的。新添的坟墓上覆盖着柏树枝。走近罗马城门的时候，旅行者发现空气变得好了些，微风中飘荡着没药和肉桂的香气。那是用于死者的香料。在罗马，许多时刻都跟过去联系起来，营造出一种共同体的气氛，葬礼是其中之一。然而，在墓地这样庄重肃穆的地方，显得不协调的东西有很多，不仅是静寂中隐藏的暴力与卖淫行为。尽管墓地里有警戒性的告示，禁止拉选票的标语，乱涂乱画还是到处可见。在被征服的城市，人们对选举漠不关心，罗马阉割了那里的政治生命；但作为共和国的中心，野心与梦想的世界性舞台，罗马的政治活动无处不在。
罗马是热闹喧嚣的。在城外，被涂鸦所玷污的墓地已提醒过旅行者，进入城里，杂乱的街道又加深了这种印象。如果关心城市的外观，一个独裁者可以对城市做出长远规划，但罗马的行政官极少有超过一年的任期。于是，各种冲动、各种临时需要支配着城市的扩建，毫无章法可言。一旦偏离萨可拉和诺娃（viaSacraandviaNova）这两条宽阔的大道，旅行者马上陷入拥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流。“这边，一个大汗淋漓的建筑承包商匆匆走过，带着他的驴子和搬运工，石块和木头等建筑材料用绳子捆在吊台上；那边，送葬的人群同豪华马车挤在一起；这边跑过一条慌不择路的狗，那边一只母猪快活地在泥地里打滚。”14街道上如此混乱，最终会让旅行者迷失方向。
甚至城市的公民也迷路。对策是记住一些醒目的标志：一棵无花果树，或一个市场的柱廊。如果有一座足够高的庙宇，高高耸立于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之上，那便是最好的标志物。幸运的是罗马有很多庙宇，这是一个事神甚恭的城市。罗马人很少动那些古代的建筑，哪怕它们只剩下一堆瓦砾。在贫民窟和肉食市场中，一些庙宇年代已久，有时连供奉的雕像的身份都被忘记了，人们仍不愿拆毁。碎石中保存着城市的过去，记录着最初的那些岁月，提供了罗马人迫切需要的方向感。对罗马人而言，它们是永恒的，众神的灵魂弥散其中——就像锚静静地躺在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虽然看不见，但人们知道它在那里。
与此同时，各处也不停地响着大锤的叮叮当当声、马车的辘辘声和砸击碎石的声音。一片喧闹中，罗马城也不断地重建、推倒、再重建。每一处空地开发商们都想挤进去，榨取可能存在的一切利润。贫民窟到处都是，像大火后瓦砾堆中的野草一样，不断地生发出来。街道的两边，货摊和强行搭建的户棚四处林立。有那么一些负责的行政官，竭力想保持街道清洁，但只是徒费心机。长期以来，罗马的发展局限于自古就有的城墙内，人们把眼光转向了空中。在公元前的一二世纪里，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们像比赛似的，把出租用的房屋建得一个比一个高。显然这样更有利可图，尽管违反了罗马的法律。由于偷工减料，房屋都建成了豆腐渣。有关安全的规定敌不过利润的吸引力，一个个高高的贫民窟便立了起来。房屋一般都有六层，很狭窄，墙壁很薄。最终它们会倒塌，然后，人们再建更高的楼。
在拉丁语中，人们称这种由出租房组成的城区为“岛屿（insule，拉丁语）”。没错，贫民窟就是岛屿，这里的人们与大街上罗马人的生命“海洋”的确不相干。大城市总会造成一些人的疏离感，贫民窟最明显、最凄惨地反映这一点。对那些睡在贫民窟的人们来说，罗马不是他们的家。在“岛屿”中，即使住在最底层，他们也享受不到下水道的便利，屋里也没有新鲜的水供应。另一方面，罗马人引以为荣的公共工程就是下水道系统和高架水渠；他们说希腊建筑大而无当，不像罗马的那样实用。大克娄埃可（theCloacaMaxima）是罗马的中央下水道，自建城以来便有了。高架水渠将山区清凉的水引到市中心，长达35英里，为建造它使用了来自东方地区的大量劫掠品。两者出色地表明了罗马人对公共生活的重视。偶尔，希腊人也承认水渠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水渠很大，水流很急，就像是一条河。”一位地理学家写道，“几乎每幢房屋都有一个蓄水池、一根辅助管道或是一个喷泉。”15显然，他没去过贫民窟。
罗马的自相矛盾清楚地体现在这里：它是最干净的，也是最肮脏的。流淌在大街上的有清洁的水，也有粪便。一边是公共喷泉，寓意着共和国的高贵和德行；一边是各种排泄物，象征着共和国可怖的一面。罗马人的生命是一场竞赛，如果哪些公民掉队了，真的会有粪便倾倒在他们头上。他们被称作“肮脏的平民（plebssordida）”。“岛屿”的排泄物定期用手推车运往城外做肥料。通常车上都装得太满，走在大街上，粪便不时流淌出来。去世的平民享受不到体面的安葬，阿庇安大道两侧的墓地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埃斯奎林门（Esquiline）是罗马最东面的一个城门，城外有一些大坑，平民的尸体和城市的垃圾都丢在这里。旅行者若走这条路进罗马，他们能在路边看到许多白骨。这是罗马最可怕的地方，巫婆经常出没于此地。据说，她们从尸体上割肉，从大坑中召唤死者的灵魂。的确，在罗马，加在失败者身上的羞辱会延伸到他们去世以后。
对失败者的羞辱能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城市贫民承受着深重的苦难，没有对共同体的归属感——正是这种归属感定义着罗马人。住在租房区顶层的人们孤独地生活着，跟罗马公民所珍视的共同体恰成对照。在罗马人看来，如果不参加城市的仪式，不参与社会的律动，那等于被贬入到了野蛮人之列。共和国是不可抗拒的，无论对公民还是对敌人都一样。放弃共和国的，共和国也放弃他。最终，那些被共和国抛弃的人在垃圾堆中找到了归宿。
毫不奇怪，罗马人的生命表现为一场殊死搏斗，竭力避免那种命运。只要有可能，任何形式的共同体都受到特别的珍惜，默默无闻的状况也不是绝对的。尽管罗马城很大，看起来杂乱无章，人们还是建立了一些秩序。除了寺庙外，人们相信十字路口也积聚着精神力量。在所有的主要路口，虚幻的神明和家神们（theLares）看护着罗马人。这些大街（vici）是公共生活的中心地区，罗马人也用这同一个词指称整个街区。在每年1月的康姆皮塔利亚节（Compitalia），每个街区的居民们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家神的神龛旁挂上了许多木制玩偶，其数量对应着自由人的数量；神龛旁也为每个奴隶准备了一只小球。这种相对的平均主义也体现在同业公会（collegia）中。它们坐落在街区的中心，这一天向所有人开放：公民、自由民、奴隶。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他们不必到更大的舞台上寻求声望，同业公会就提供了这种场所。正是在一个街区中，公民们相互结识，一起吃晚饭，共同度过一年的各个节日，确信同伴们以后会参加他的葬礼。整个罗马城就像是一个各种共同体的大拼盘，每个共同体内部都保留了类似于传统小镇生活的那种亲密感。
不过，街区外的上层人士对此并不感到欣慰。走在宽阔的大街上，狭窄的、乱麻一样纠结着的后街小巷传来威胁性的狗吠声，空气中弥散着未清洁的尸体及商业的气息。对他们脆弱的鼻孔来说，两者都是有害的。上层人士本能地厌恶为生计所迫的人，担心同业公会会成为有组织犯罪的温床。他们势利地看待挣工钱的工作。这里有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一种是商业的，一种是朴实的、农民的。那些富有的、懒洋洋地在自己别墅里消磨时光的道学家们喜欢的是后一种，而无一例外地厌恶“暴民”：乞丐是暴民，生活在“岛屿”中的人是暴民，商人、店主和手工业者也是暴民。他们认为“需求使得每一个穷人都变得不诚实”。16显然，被如此看待的人痛恨这种想法。17如果不是在诅咒，体面人嘴里不会说出“平民（plebs）”这个词，那些平民们则为这个词自豪。曾经用来骂人的词成了身份的标志；在罗马，这类标志总是很受重视。
同生活中的其他要素一样，罗马人对于阶级和身份的划分也深深扎根于有关城市最初历史的神话中。埃文蒂尼山位于最南端山谷的边缘地带，罗马的港口就在这里。移民从此地上岸，以后也终老于此。新到罗马的人本能地聚集起来，相互结识，分有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惶惑。与埃文蒂尼山相对的是帕拉蒂尼山（Palatine）。罗马的山都比较排外。由于山上的空气比较清新，不那么有害，住在山上的花费也较高。在罗马的7座山中，帕拉蒂尼山是最排外的。城市的精英们聚集在这里，地价昂贵。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地价最高的地方，有一座芦苇搭建的牧羊人小屋，显得很不协调。芦苇会干裂散落，但人们经常更换修葺，使小屋一直保持着原样。这是罗马保守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小屋是孪生兄弟罗慕路斯（Romulus）和雷慕斯（Remus）少年时代的家。罗慕路斯是罗马最早的国王。
传说兄弟俩决定建一座城，但建在哪里、给城市起个什么名字，两人意见不一。据说，罗慕路斯站在帕拉蒂尼山上，雷慕斯站在埃文蒂尼山，等待着众神的指示。雷慕斯看到了6只秃鹫，但罗慕路斯看到了12只。罗慕路斯认为这是上天支持他的证明，很快在帕拉蒂尼山筑起城来，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雷慕斯又是嫉妒，又是愤恨，在争斗中被杀死了。这决定了两座山的命运。从此以后，帕拉蒂尼山是胜利者的，埃文蒂尼山是失败者的。城市的地理就这样标识了成功与失败、声望与羞辱两个极端，而罗马人的生命就纠缠于这两端之间。
两座山中间有宽阔的山谷，别墅里的元老们与棚屋里的工匠们也有着遥远的社会距离。在罗马，财富的划分是粗线条的，就是富人和穷人，没有类似于现代中产阶级的一批人。在这种意义上，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是“岛屿”，彼此被远远地分开。另一方面，借助可追溯至罗慕路斯的一个传统，将两座山隔开的山谷其实也将它们连了起来。远到国王时代，人们便开始在大竞技场（CircusMaximus）举办双轮马车赛。它是罗马最大的公共场所，伸展在整个山谷中，一边是优雅的别墅，另一边是破败的棚屋。整个城市在这里共度节日，差不多能聚集起20万公民。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体育场馆比得上。这个数字令人敬畏，证明了人们对这里的重视程度。大竞技场的观众提供了观察罗马人最好的一面镜子。通过他们发出的嘘声、欢呼声、嘲笑声，公民得到了最明白的定义。对于这一点，从别墅里观看比赛的元老们清楚，从棚屋里观看比赛的工匠们也清楚。尽管有种种界线将富人与穷人分开，共同体的观念还是将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所有的公民都属于同一个共和国；无论如何，帕拉蒂尼山和埃文蒂尼山都不是真正的岛屿。
迷宫中的鲜血
一方面，不同的阶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分享一种宗教般的共同体感。罗马社会最重要的悖论就在这里。它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抗拒压迫的革命构筑了共和国的根基，然而，在驱逐塔昆、废除君主制后，平民们渐渐感到，罗马显贵们的暴政其实不亚于国王们。再没有比这些显贵更势利的人了。他们穿着昂贵的鞋，声称自己能与众神交流。他们甚至说自己是神的后代。例如，朱利安族将世系追溯至埃涅阿斯（Aeneas），后者是特洛伊王室的一位王子，也是维纳斯女神的孙子。这些名门世族全都爱这么自高身份。
在共和国的早期，罗马社会曾显出危险的僵化趋势，但平民们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以罢工相抗拒。这是他们仅有的武器。当然，罢工地点只能是埃文蒂尼山。18他们不断地威胁要实现雷慕斯的愿望，在埃文蒂尼山上建一座新城。山谷里的傲慢显贵们生着闷气，不得不做些让步。一年年地，阶级体制变得不那么固定，显贵与平民的界限也不是不可跨越的了。“仅仅因为出身低下，就完全剥夺一个罗马人成为执政官的资格？还有公正可言吗？”19平民们质问道。最后，意见统一了，大家都认为那是不公正的。公元前367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给予所有公民当选共和国官员的资格。此前那是显贵们的禁脔。现在，他们的特权只限于几个不很重要的祭司职位，人们承认他们与众神的传统亲密关系。对那些不得不跟平民们一道竞选的高贵家族来说，这也算得上小小的安慰了。
几个世纪过去了，那些名门望族渐渐消失了。还以朱利安族为例，在两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只赢得过两次执政官。显然，维纳斯后代的出身对他们没有太大帮助。朱利安族失去的不仅是政治权力，他们还搬出了空气清新的帕拉蒂尼山，栖身于某个穷人居住的山谷里。空气不再清新。他们原来的邻居们也逐渐搬到了贫民窟。苏布拉（Subura）曾经是一个小村庄，如今成了罗马最臭名昭著的城区。如沉入水中的大船，朱利安宅隐藏在窑子、小酒馆、甚至还有犹太会堂的后面，寂寂不显。
在罗马，出身显赫并不能保证什么。连女神的后代都住进了红灯区，显然，担忧失败后果的不光是穷人。对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每一个公民来说，人生都是一场不死不休的竞赛，都想要赶上乃至超越先辈的成就。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原则上，共和国只关心成就。事实上，罗马人认为，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就。不言而喻地，对罗马人来说，他们的全部历史都朝着摆脱奴役、通往自由的方向前进，其基础就在于永不停息的竞争带来的动力。这种社会模式是优越的，因为罗马教训了各种别的社会。罗马人知道，如果他们仍然是国王或贵族集团的奴隶，他们不可能征服世界。“建功立业是所有人的心愿。一旦人们获得了自由，共和国的绩业将无可限量。”20最顽固的显贵也承认这一点。或许，上层社会仍然认为平民们是一群肮脏的乌合之众，浑身散发着臭味；但当他们抽象地谈到包括平民的罗马人时，后者其实被理想化了，身上的臭味也消失了。
诸如此类的伪善定义着共和国——不是作为派生出来的东西，而是它的本质。评判他们的政治制度时，罗马人只关心有效与否，不关心它是否有意义。只是在政府的某个方面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或者是不公正的，罗马人才会抛弃它。若非如此，罗马人就不会仔细地重新思量他们的制度，正如他们不会将罗马推倒重建一样。其结果是，共和国存在着众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罗马也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拼盘城市。这种状况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正如罗马的街道组成了一个大迷宫，罗马人的公共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岔道”，令人迷惑，而且到处是死胡同。这是他们注定要走的迷宫。尽管共和国的竞争显得无序，规则还是有的——很复杂、很灵活，但不可冒犯。掌握这些规则是罗马人一生的工作，不仅需要天赋、能动性，也需要关系、金钱和空闲时间。这些规则所导致的后果仍是矛盾的。尽管罗马的确是注重功业的，但注重功业的倾向却把罗马变成这样一个社会：只有富人才可能投身政治生活。个人会变成伟人，古老的家族会衰落，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念却不会改变。
对于底层的人们来说，这种状况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含糊性。在法律上，罗马人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利：通过各种体制，他们可以选举执政官，颁布法律，向他国宣战。但共和国的制度像是一座镜宫，换一个角度来看，公众的权力很容易转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对这些感到迷惑不解的不仅是外国人：“罗马人自己也搞不清他们的国家怎么回事。是贵族共和制？民主制？还是君主制？”21一位希腊学者说道。
变幻难断的不仅是公众的权力；即使最杰出的行政官候选人也毫不犹豫地、毫不脸红地讨好选民。无论对个人的形象还是对共和国的运作而言，竞选都是非常关键的。
决定谁能当选，当选什么职位，这是自由人的特权，尤其是伟大的罗马自由人的特权。罗马已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身处公众意见的浪潮之中，我们必须关心人们的愿望，抚慰它们，保护它们，在它们要反对我们前尽力讨好它们。公众可以决定将荣誉给谁。如果对此漠不关心，我们就不必留在这里，不可能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可是，如果我们追求政治上的奖赏，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讨好选民。22
公众至关重要，而且，他们知道这一点。像所有的选民一样，他们喜欢被讨好。在共和国，“没有什么比群众更易变的了。他们的要求变化不定，整个选举制度都难以逆料”。23不过，如果说罗马政治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地方，那么，其中还有更多可以准确预言的地方。的确，是人民在选举，但只有富人才有希望当选。24富有也不是充分条件。罗马人具有非常势利的性格，倾向于投票给名声好的家族；对于关键的执政官职位，他们尤其喜欢祖父、父亲、儿子这样一条线地选下来，近乎麻木地“选出”一个“王朝”来。在罗马，有偏见的不仅是统治阶级的人。即使最穷困潦倒的公民也想不到要改变社会，他们只想改良它。罗马公民愿意接受不平等，只要能保留那种共同体的感受。很久以前，平民以阶级为基础发起暴动，赢得了与显贵阶层的平等。如今，那种暴动再也不可能发生，甚至再不会有人想到。
这在共和国极具讽刺意味。公元前367年，平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废除了仕途上的法律限制。此后，富有的平民失去了与穷人并肩作战的动力。他们投身于更有利可图的活动，如操纵执政官的选举，购买帕拉蒂尼山上的产业等。两个半世纪以后，他们像《动物庄园》（AnimalFarm）中的猪一样，变得跟他们的压迫者难以区别。在某些方面，他们事实上占据了主宰地位。以前，行政官职位总是显贵们的囊中之物，现在则经常被平民中产生的、颇具政治野心的贵人占据。其中，保民官尤其拥有哗众取宠的机会。对不合胃口的法案，他们引人注目地有着否决权；此外，他们还可以召集公民大会，通过自己的法案。显贵们被禁止竞选平民职位，只能怀着既憎恨又厌恶的心情在一边看着。
当然，如果保民官滥用职权，危险也是有的。在共和国，大多数行政官职位都是机会与陷阱并存。即使按照罗马政治生活的标准，规定保民官行为的那些不成文规则也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保民官职位几乎提供了无尽的贪赃枉法的可能性，他们的人身安全则有神的护佑。自古以来，保民官是不可侵犯的，侵犯他等同于冒犯神明。另一方面，保民官在任期内不得离开罗马，他的家向公众开放；他必须悉心关注民众的疾苦和抱怨；在大街上，不论谁拦住他，他都要停下来，倾听他们的诉说；他要读人们在公共纪念碑上的胡乱涂画，那可能是鼓励他支持或反对新的提案。无论保民官本人多么自负，他都不能在公众面前显露出来。有时候，一些保民官甚至表现得像出身自贫民窟一样。罗马人用“亲民者（populares）”一词指称这种人：依赖于同公众接触才能维持自己地位的政客。
然而，在维护民众利益的同时，他也得关心自己那个阶级的愿望。掌握这种平衡艺术需要高超的技巧。保守的显贵阶层对保民官总是心存怀疑，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这个职位对拥有者的特殊诱惑力。往往存在着这种风险：保民官过于期望获取民众的拥戴，用激进的、非罗马式的改革贿赂他们。显然，贫民窟越膨胀，穷人的生活越艰难，这种风险越大。
格拉古兄弟就做了这种致命的尝试。两人的出身无可挑剔。利用他们保民官的职权，提比略在公元前133年，盖约在10年后，兄弟两人推进了一些有利于穷人的改革。他们建议将公共土地以小块形式分给群众；将谷物低于市价卖给他们；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建议共和国为最穷困的战士提供服装。的确是激进的改革，毫不奇怪，贵族们都吓坏了。在大多数贵族看来，格拉古兄弟同民众的关系很可疑，有种阴谋的味道。虽然在贵族中，提比略不是第一个提出土地改革的人，但贵族们认为他的家长式做派很过分。盖约走得更远。他向往希腊式民主，在他的改革图景中，罗马各个阶级间的权力平衡将被完全打破，民众而不是贵族将成为罗马的主宰。贵族们觉得他肯定想成为独裁者，否则怎么会有贵族想剥夺自己这个阶级的权力？他们看到了危险的征兆：提比略在结束一年任期后，立刻寻求再次当选；公元前122年，盖约不间断地获得了他的第二个任期。这种违法的事何时才会结束？保民官或许是神圣的，想一直把持共和国的行为就不那么神圣了。维护共和国宪法的呼声两次高涨起来，两次都得到了应答。在一场狂暴的乱战中，提比略被人们用凳子腿打死；12年后的公元前121年，盖约也被贵族的打手杀死。他的头被割了下来，人们用铅水灌进他的头盖骨。紧随其后，他的3000多支持者未经审判便被处死了。
自驱逐国王以来，这是罗马的大街上第一次发生流血冲突，其荒唐之处生动地反映了贵族们的妄想狂。格拉古兄弟引起的对古代罗马的联想不仅仅是独裁制。例如，盖约死在平民事业的圣地埃文蒂尼山。这并非巧合。盖约和他的支持者在这里躲藏，真想把自己与古代的罢工者联系起来。尽管穷人们没有起来支持盖约，但他试图引发休眠已久的阶级斗争，这种做法还是令贵族们震惊。他们认为那是可怕的、不负责任的。但对他的报复行为也让他们觉得不舒服。文明人不应该干割人首级这种事。盖约·格拉古灌了铅的头盖骨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一旦共和国的惯例遭到破坏，根基被摧毁，罗马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它也是一种警告：罗马不喜欢激烈的变动。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共同的祖先和过去，如果没有一些共识，共和国是什么？抛弃传统就是走向深渊，如果共和国失败了，罗马人不是变成野蛮人，就是成为独裁君主的臣民。
还有最后一个悖论。罗马共和国是这样一种制度：它鼓励公民们无休无止地追求声名；因他们自吹自擂的相互竞争而喧闹不已；它产生了一种侵略性的活力，席卷了它的所有对手；与此同时，它也孕育着自我瘫痪的种子。这是格拉古兄弟的真正悲剧。没错，他们是罗马人，关心自己的声望，但他们也真诚地希望改变罗马公民的命运。两兄弟的事业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解决罗马显而易见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格拉古兄弟是他们的理想的烈士。然而，绝大多数贵族不这么看。对于政治目标和个人野心，共和国不做区分。影响来自权力，权力来自影响。格拉古兄弟的命运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实例，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罗马，试图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人都会被说成是独裁者。无论动机多么高尚，激进变革总会蜕变为自相残杀。格拉古兄弟尝试了激进变革，这一尝试最终毁掉了他们为之献身的改革。此后，想继承他们事业的保民官会做得更小心。社会革命仍不可能发生。
就像罗马城一样，共和国内部有着巨大的张力，几乎总像是处在爆发的边缘。也正如罗马城不仅一直存在还能不断地向外扩张一样，每次遭遇危机之后，共和国的体制都变得更加牢固。既然如此，罗马人为什么不应该坚持既有的、引导他们不断走向成功的秩序呢？当然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也曾多次遭到挫败，但正是这些特点使罗马经受住了各种打击，并从历次灾难中复兴。罗马人已将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如果他们的共和国能一直保持原样，罗马人会为此感到欣慰的。将公民们维系在一起的同样是共同体内部的亲密感，每年竞争的焦点变化维持着同样的周期，还是那些原来的制度决定着罗马的事务。
溅洒在街道上的鲜血也很容易擦干净。
2西比尔的诅咒
城市劫掠者
早在格拉古兄弟之前，西比尔已预料到这一切。根据她的冷酷预言，罗马人将起来反对罗马人，暴力行为将不限于发生在首都的打斗。她对未来图景的勾勒非常惨烈，远远超出这些：“意大利，伟大的国家，强奸你的不是外来的入侵者。你的儿子们将要强奸你，没完没了地轮奸你，残忍地惩罚你，因为你堕落了。你将匍匐在地，倒在燃烧着的灰烬中。互相屠杀！你不再是正直的人的母亲，你养了一群吃人禽兽。”1
本来，这些话会把迷信预言的罗马人吓坏的。不过很幸运，罗马人可以继续保持着心灵的宁静，因为它们不是从西比尔的书中抄录的。预言书一直锁在朱庇特神庙里，严加看管着。预言虽然很恐怖，但它们最初流传在远离罗马的地中海东岸王国里。西比尔大概不仅拜访了罗马人。在罗马，她的预言是高度机密的，在希腊人和犹太人那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许多预言明显指向共和国：“帝国将在西方兴起。那里的人是白人，有好几个头。它将把毁灭与恐怖带给国王们，从一个又一个城市抢劫金银。它的势力范围没有尽头。”2罗马人害怕奇迹，但在其他人的眼里，罗马人本身就是奇迹；根据西比尔发出的警告，他们是最可怕的奇迹。
在预言中，共和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一片黑暗。古老的城市、伟大的王国和帝国都被一扫而空。人们只承认一个权威，一个超级大国将统治一切。但这远不是世界和平的开始。罗马人注定将沉溺于他们的伟业，放纵自己。“他们将彻底地堕落：男人和男人睡在一起，小男孩被带到妓院；国内到处发生骚动，一切都陷入混乱。世界充满了罪恶。”3
学者们确信，这些话出现于公元前140年左右。此时，罗马已初具世界霸主的气象，对它做一些描述不必劳烦西比尔女神。那是一些托名西比尔的诗人，声称自己能看到未来。不同于共和国的那几本书，流传在希腊东部的预言书没有提到未来会有什么改变。世界帝国一个接一个走过历史，罗马是其中最伟大的、最具毁灭性的，但人就是人：人是会死的、无能的。难怪这些诗人在提到共和国时，说她是“一群吃人禽兽”的母亲，将被她的孩子们撕成碎片。这些预言同等地包含着希望和绝望，表明对于如何才能打破罗马人的霸主地位，预言家们想不出什么办法。“他们把绝望带给别人，可是，一旦他们屈服于自己的野蛮和光荣，他们失败的结局将非常悲惨。”4
在公元前140年代，可以肯定的是西比尔有关罗马人的野蛮和光荣的说法。这10年中，他们展示了无可匹敌的强大力量。整个地中海世界面临遭蹂躏的命运。首先，共和国决定结束尚未完成的一项任务，消灭半死不活的迦太基。但国内有人反对，他们说罗马需要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够分量的对手。这种问题只有罗马人才会提出来：在这里，人们将无情的竞争看作一切公民美德的基础。当然，大多数公民不接受这种逻辑。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迦太基人魔鬼般的残酷和背信弃义暴露无遗。公民们问道，为什么要用罗马人的标准保护这样的一个敌人？最终，公民们投票决定了对迦太基的战争，打算彻底摧毁它。共和国对于成功的理想是怎么样的？战争的结果做了充分的展示。没有任何同胞情感、义务的约束与缓和，罗马人渴求最好的愿望极端地表现出来。
公元前149年，不幸的迦太基人收到了惩罚性的命令，要他们放弃自己的城市。迦太基人不打算屈服，决心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圣地。这也正是罗马的鹰派所希望的。军团开拔了，准备大肆杀戮。在3年的时间里，迦太基人抗拒着不可抗拒的命运；在围城的最后阶段，他们抗拒着罗马最优秀的将军，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ScipioAemilianus）。最终在公元前146年，城市陷落了。地狱般的景状持续了17天，军团掠走了城市的财宝，还到处放火。借着城里的一片废墟，罗马人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人重建这座城市。700年的历史被一扫而光。5
与此同时，为让人们记住这个教训，公元前146年春，一支罗马军队开进了希腊。在这之前的冬天，希腊南部的一些城市联合起来，想打破罗马在这个地区主导的均衡局面。这是不可容忍的，必须予以惩罚。战争几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罗马军队重创了一支希腊军队，就像捏死一只烦人的黄蜂；古城柯林斯（Corinth）成了一堆冒烟的瓦砾。这个城市以两件事著称于世：漂亮的妓女和辉煌的艺术品。罗马军队兴奋地期待着对它的抢劫。被屠杀的城市公民的女人都成了奴隶；在港口的码头上，士兵们掷骰子决定那些珍品的命运。他们身边胡乱堆放着柯林斯的雕塑，准备大批拍卖或用木箱运回罗马。
地中海的两座伟大城市被同时毁掉，实在是耸人听闻的暴行。西比尔为此诅咒了罗马。甚至罗马人也觉得有些不自在，再不能以自卫来掩饰他们对世界的征服。无论何时，想起对柯林斯的抢劫，罗马人总觉得尴尬。在迦太基犯下的罪行让他们想得更多。据说，当西庇阿看到火苗舔上那座伟大城市的城墙时，他流泪了。如西比尔一样，看着罗马最强大的敌人在自己手里灭亡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命运不可抗拒的威力。在共和国权威开始确立的时候，没有对手能阻止罗马前进，阻止罗马抢劫整个世界；此时，西庇阿想到了罗马的毁灭，脑海中浮现出荷马的诗句：
圣城特洛伊毁灭的日子不远了，
普里阿摩和他的人民的死期不远了。6
但在他的想象中，共和国是如何毁灭的，它的人民是如何被屠杀的？跟西比尔不同，西庇阿没有说。
吞金而死
在公元前146年的灾难发生之前，希腊人对“自由”的准确意义产生了怀疑。罗马人也声称在保卫自由，他们说的自由是什么？不必考虑野蛮人怎么看，他们的词语极不精确。谁都知道，这个词本身很含糊，它的意义依赖于说话的人、说话人的立场。不久，这一点在罗马人和希腊人那里得到了证明，他们对“自由”的解释岔向了两个方向。罗马人认为“自由”指的是一种机会，是希腊城邦国家遵守罗马人设定的规则的机会，因为希腊人是不听话的小孩子，需要家长严加看管。希腊人则把“自由”看作彼此间作战的机会。两种观点的冲突导致了柯林斯毁灭的悲剧。
公元前146年后，再没有人死抠那些外交语言的字眼。共和国和同盟国间的关系由双方的友好条约界定，至于条约究竟是什么意思，流在柯林斯的血已经做了说明：共和国有行动的自由，同盟国没有。后者仍有名义上的自治，但这仅仅因为罗马只想享受帝国的好处，而省去管理上的麻烦。在希腊海岸之外，心惊胆战的其他国家竭力做出顺从的样子，再三揣摩共和国的意图。东方的君主国对罗马人百依百顺，那些住在王宫里的人们很清楚，只要他们露出一点独立的迹象，罗马人会立刻打残他们的战象，或者把他们的对手送上王位。帕加马（Pergamum）是一个希腊城市，控制着今天土耳其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它的最后一个国王将合作的意义推向了极端，公元前133年，他在遗嘱中将整个王国献给共和国。
这是历史上最奇特的遗产让渡。根据一些寓言式的说法，帕加马林立着巨大的纪念碑，拥有许多从属的城市，它所提供的财富是罗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是，该如何处理这笔遗产？做出决定的责任留给了元老院。罗马的元老院有300人，都是一些杰出人士，被公认为既善良又智慧。元老的资格不是单由出身定的，它要求出众的成就和好名声。事实上，如果名声不是太糟，对那些曾经担任过共和国高官的人来说，进入元老院是顺理成章的。因此，元老院有极重的道德分量。从技术上说，他们的意见不具法律效力，但任何一个不太鲁莽的行政官都不会轻视。共和国是什么？说到底，共和国不就是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就像“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enatusPopulusqueRomanus）”这个短语所表达的那样吗？它的缩略式是“SPQR”，最小的硬币上印着它，最大的庙宇山墙上刻着它，到处都能看到它。它是威严的共和国宪法的简明体现。
然而，在任何伙伴关系中，钱的问题是最易引起冲突的。提比略·格拉古觉得帕加马的横财来得正是时候；作为维护人民利益的勇猛斗士，他建议把它们用于改革大业。人民当然赞成，但他元老院的同伴们反对。这部分反映了元老院对提比略蛊惑人心的宣传的不满，以及对他敢于冒犯元老院尊严的行为的愤恨。但元老院并不仅是赌气，继承整个王国的确同一些由来已久的罗马原则相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罗马人总是将金钱跟道德腐化联系在一起；罗马人对亚洲人根深蒂固的猜忌。元老院不是很情愿接受帕加马的财产，除了维护传统价值观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实际的考虑。他们认为管理行省是个负担，榨取外国人的财富有比直接管理更好的办法。元老院属意于一种很实用的东方政策，在剥削和不干预之间巧妙地维持平衡。现在，他们觉得平衡要被打破了。
最初，除密谋了对提比略的谋杀外，元老院没有对王国做什么。后来，王国的秩序变得很混乱，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于是共和国向帕加马派去一支军队，断断续续进行了一些战斗，花几年功夫慑服了罗马新的臣民。但元老院仍克制着，不急于建立罗马的第一个亚洲行省。他们向帕加马派去了地方长官，代替国王管理王国，同时严格要求地方长官延续以前的政策。这是罗马人的一贯策略，重点在于让人们相信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改变。
这样，罗马的统治阶级坚持了他们本能的孤立主义。以前，他们统治一个城市，现在，他们拥有了无可比拟的世界性权力，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地区，能够粉碎任何胆敢反抗的势力。然而，罗马的行政官们觉得，海外世界还是老样子，仍然是他们追求荣耀的领域。抢劫在继续，但无论对罗马城还是对罗马人来说，声名是最重要的。坚持这一理想就是坚持朴实的老祖宗们的传统，罗马的贵族对此感到很安心，尽管他们也为自己庞大的势力范围洋洋自得。亚洲的君王软弱无能，他们的使节努力揣摩着元老院的每一种意图；罗马的军团长官皱皱眉头，非洲的沙漠部族就得收敛起野性；高卢的野蛮人不敢挑战共和国的权威。这就够了，罗马满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谦卑姿态。
但只是元老院的精英们觉得够了。他们既有钱又有地位，所以有这种自信。商人们和金融家们不这么想，更不用说那些穷人了。在罗马人的想象中，东方世界总是和金子连在一起的。如今，帕加马已经平定，系统地榨取财富的机会来了。可笑的是，正是元老院坚持要维护帕加马的传统统治方式，也正是后者指明了榨取的方法。传统上，帕加马的国王对臣民所得的一切都征税，征税就是管理。这是一个榜样，罗马人得好好学学。共和国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即战争应该带来利益；而对罗马人来说，利益来自抢劫。当然，在西部的野蛮人地区，征服之后就是征税，但那仅仅因为征税意味着管理，不征税就没什么好管理的了。而在东方，系统的管理制度甚至比罗马的历史还悠久。在这里，大肆掠夺一番显得更便当。不必费神想别的什么，拿劫掠品填满国库完事。
然而，帕加马的情况证明征税的方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向罗马人预示了更好的机会，并且不麻烦。很快，派去的官员们都学会了盗用税款。罗马人夸张地传言着他们的行为。这是犯罪：帕加马是罗马人民的财产，罗马人民有权分享——盖约·格拉古大声疾呼。此时，他已接替被杀害的哥哥成为保民官。与提比略一样，他也热衷于控制帕加马的财富，也支持激进改革，而且急需资金。最终，在骚乱发生10年后的公元前123年，他成功地通过了一项决定性的法案。根据法案，罗马将在帕加马建立系统的征税制度。蜜罐打开了。7
新税制既是实用主义的，又显得玩世不恭，支持它顺利运转的是罗马人被调动起来的贪欲。东方的君王们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借此榨取臣民。共和国没有这些，只好求助私人力量来提供必要的技能。罗马公开拍卖农业税合同，由竞拍成功者负责征集国家应得的供物。由于数额巨大，最富有的人才能支付得起。但也不是个人，他们得组成一些公司，共享资源，共同管理那些天文数字的财政税款。他们分配股票，召开股东大会，选出经理人员对董事会负责。在行省里，合作财团的雇员们包括士兵、水手和信使。管理财团的商人被称为收税员（publicani），但他们跟国内的收税员完全不同，丝毫没有那种公共精神。利益就是一切，而且越隐蔽越好。他们不仅是替国家收取供物，更重要的目标在于用严苛手段让受剥削的人交出更多财产。他们甚至逼得人们倾家荡产。这些谙熟商业运作的家伙以极高的利率放债，等债务人被榨得一无所有时，就把他们卖作奴隶。在那些大财团的股份持有者看来，行省的人遭受再大的苦难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这里远离罗马。城市没有受到野蛮的抢劫，它们被慢慢地放血，直到流干死去。
表面上，罗马的新臣民有抵制过分压榨的可能性。税收体制虽然私人化了，但行省管理权保留在元老院精英手中，后者仍然坚持共和国的理想。根据这些理想，行政长官应保证臣民享有和平与公正。而在实际生活中，贿赂行为十分猖獗，什么原则都变得一钱不值。正直的罗马人？笑话！对那些可怜的行省人来说，收税员和行政长官属一丘之貉，贪婪是他们的共同本性。
巧取豪夺几乎是公开的。在争取罗马的荣耀的事业中，共和国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在帕加马，这些权力成了挣钱的执照。拜金主义压倒一切。大道的建筑本来是为战争服务的，现在则大大便利了征税人员；军团行进在大道上，其后则尾随着长长的牲畜组成的队伍，它们的身上沉重地压着东方的财物。正在迅速成为共和国内湖的地中海上，船舶满载着殖民地的财富，川流不息地驶向意大利。帝国的各个大动脉因金子而变得硬化了；硬化越厉害，罗马挣的金子越多。
随着罗马控制的加强，行省面貌发生了变化。在东方，罗马人为寻找财富而在城市里掘地三尺，在西方，罗马人挖的是野外的地。共和国在西班牙开矿的规模非常之大，工业革命以前，没有哪里能超过它，所有见识过的人都为之目瞪口呆。甚至远在朱迪亚（Judaea），人们“也听说过罗马人在西班牙旷野中所做的事，因为那里有金银”。8
一个世纪以前，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这些矿藏，现在，它们被转给了收税员，后者以特有的干劲开始了大规模的开采。挖掘出的坑道网络面积就超过了100平方英里，4万左右的奴隶在这里生不如死地辛劳着。地表坑坑洼洼，空中总飘浮着一层浓雾，是从熔炉的巨大烟囱中冒出的。浓雾包含着大量有害化学物质，裸露的皮肤会被它灼伤并变得苍白，飞进雾中的鸟儿会就此毙命。罗马的权威延伸到哪里，这些烟雾就跟到哪里。
起初，罗马人认为西班牙的广大地域既偏僻又危险，不值得开发。传言说那里的部族极其野蛮，他们将盗匪视作光荣的职业，用尿液洗牙齿。9尽管如此，到公元前2世纪的末期，除北方的一些地方外，整个半岛都向商业活动开放了。10巨大的新矿陆续出现在西班牙中部和西南部。在这个时期，人们已经知道格陵兰岛的冰川中蕴藏着铅矿，探明储量呈迅速增长的势头。大量的铅化作了西班牙上空的有毒烟雾。11这里有丰富的银矿。据估计，每采出1吨银子，需要熔炼1万吨的矿石。公元前1世纪初，罗马的造币厂差不多每年消耗50吨银。12
在西班牙如在亚洲一样，不可避免地，如此规模的商业活动伴随着公与私的冲突。行省为罗马投资者驯服了当地的部族，建造了优良的港口和道路。渐渐地，行省的官员们开始寻求回报，恶劣的腐败行为由此产生。这种腐败行为非常虚伪，在大量攫取金钱的时候，元老们也是一副势利的嘴脸，显出厌恶金融业的样子。他们甚至还用法律来掩饰：收税员不得进入元老院，就像元老们不得涉足海外贸易一样。然而，在表面文章之下，这些规定根本不能实现其目标。它们提出了一些规范，目的是让行政官员与实业家密切合作，结果却是他们狼狈为奸，共同致富。罗马政府渐渐异化为一个军事—财政的复合体。得到帕加马后，罗马人追求财富和声望的动机越来越多地纠结在一起。孤立主义的传统政策濒于解体，行省人民受到不断加剧的压榨。
并非共和国的所有理想都在消亡中。有些行政官员对于正在发生的变化很震惊，试图阻止它们。这很危险，因为那些财团一旦发现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便迅速地采取强硬手段。鲁提利乌斯·卢福斯（RutiliusRufus）是财团最广为人知的牺牲品。他是行省的一位官员，以品行正直著称于世。他曾努力保护人民免受收税人员的过分剥削，结果在公元前92年受到审判。大财团事前做了一些准备，陪审团里挤满了收税员的支持者。他们精心选取了指控的方向，厚颜无耻地告卢福斯敲诈。宣判后，他们同样厚颜无耻地挑选了卢福斯的流放地，定在他被指控敲诈的地方。然而，在那里，人们用鲜花欢迎他。
行省在亚洲，以前是帕加马王国。成为共和国行省40年后，这里仍被罗马人视为摇钱树。在行省的人们看来，卢福斯事件正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他们能做什么呢？有人胆敢反抗的话，贪婪的罗马人决不会约束自己的残暴，柯林斯的破砖碎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苛捐杂税加上绝望，压垮了希腊人的亚洲殖民地：他们拿什么对抗贪得无厌的金融家和无敌的罗马军团？
控告卢福斯三年后，行省的权势人物又积极推进了他们的发财大计。为广开财源，这一次，罗马商人的贪婪目光盯上了本都（Pontus）。它是黑海岸边的一个王国，位于今天土耳其的北部。公元前89年的夏天，亚洲地区的长官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ManiusAquillius）制造了一个入侵本都的理由。他不想让自己的军队受到损失，转而命令一个附属国王替他作战。完全出于狂妄自大，他认为这样的挑衅即使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他也能够应付。事实上，此时的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Mithridates）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的传记由一个吹捧的天才精心编撰而成，读起来像一篇美丽的童话。孩提时代，米特拉达特斯受到邪恶的母亲的迫害，不得不逃进森林，在那里生活了七年。他能独力与狮子搏斗，比鹿跑得还快。由于担心母亲的谋杀，他着迷似的钻研用毒的知识，不断服用抗毒药物，直到身体能抵抗毒药。显然，这样一个男孩不会让家人挡住他走向王位的道路。后来，米特拉达特斯率领一支军队回到了首都，命人杀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牢牢地掌握着权力，并肆无忌惮地滥用，根本不像是一个驯顺的罗马傀儡。对本都的入侵被轻易地击退了。
更要命的还在后面。现在，米特拉达特斯考虑是否应该向共和国发起攻击。尽管罗马很强大，但他认为开战的时机到了。他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像所有自负的独裁者一样，他不断地努力加强军事实力，他的军队都是新崭崭的——一点也不错，军队的武器包裹着黄金，铠甲包裹着闪亮的珠宝。他不仅喜欢炫耀，也重视幕后的行动。米特拉达特斯曾秘密在亚洲各地旅行，认为自己看到了足够的证据，看到了亚洲行省对罗马的仇恨。这促使他下了决心。在亚洲的行省里，他看到罗马人的要塞数量不足，而且都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希腊人的城市向他欢呼，把他看作解放者。仅仅过了几个星期，罗马在行省的势力便彻底崩溃，米特拉达特斯来到了爱琴海边。
这是一个曾犯下弑母大罪的野蛮人，其形象距希腊人心目中的英雄肯定非常遥远。然而，即使弑母的野蛮人也比收税员好得多。行省人如此渴望自由，如此痛恨罗马人，以至于为赶走压迫者，他们什么都愿意做。挣脱罗马人的锁链后，行省人用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展示了这一点。公元前88年夏，为了把希腊城市的命运与自己紧密连在一起，米特拉达特斯写了封信，命令行省人屠杀留在亚洲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希腊人残忍地执行了这一指示，据说在一个夜晚就杀掉了8万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对屠杀进行了精心准备和策划，暴行也因而更骇人听闻。受雇的暴徒将牺牲者集中在一起，砍杀那些紧抱着神像的人，射杀那些试图跳海逃生的人。尸体被扔出城外，任其腐烂。13
暴行尽管造成了罗马人极大的经济损失，毕竟还是可以计算的，但它对罗马人声望的打击则难以估量。米特拉达特斯善于宣传造势，不仅复活、利用了西比尔的预言，还在其中加进了新的内容，使它们对自己更为有利。宣传主题是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君王，作为神用来惩罚、羞辱狂妄自大的罗马的工具。米特拉达特斯策划了大屠杀来证明预言。不仅如此，为加强预言效果，他还设计了对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的死刑。后者最先触怒了米特拉达特斯，导致本都国王投身战争。不幸的阿奎利乌斯在最不该的时间病倒了，结果被抓到了帕加马，一路上戴着镣铐。米特拉达特斯先是把他拴在一条驴子的身后，在嘲弄的人群中游街。接着他又命人熔炼了一些首饰。阿奎利乌斯的头被猛地向后拉，嘴巴被撬开，熔化的金子倒进了他的喉咙。“罗马人是战争狂，太阳下的所有国家、民族、国王都无法逃脱他们的魔掌。他们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根深蒂固的贪婪——对帝国和财富的贪欲。”14这是米特拉达特斯对共和国下的判词。如今，面对共和国在亚洲的代表，米特拉达特斯象征性地执行了判决。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吞金而死。
空中号声
满载着帝国财物的船只驶向意大利时，船上的水手总是选取维苏威火山那光秃秃的山锥作为参照物。他们在空中检视着，寻找火山那熟悉的平顶轮廓。一旦找到，水手们便向诸神表示衷心感谢，感谢它们将水手安全地从危险的航行中带出来。前方就是航程的终点。在海湾碧蓝的天空下，水手们看到了点缀在岸边的众多城镇。如诗如画地，希腊风格的城镇绵延在意大利海岸。它们是几个世纪前的殖民者建造的。在那不勒斯海湾，商业活动一直是国际性的。如今，这些年代久远的港口不像以前那么繁忙了，比如，那不勒斯就开始从事完全不同的行当了。阳光下，它显得懒洋洋的。由于距罗马只有两天路程，那不勒斯的古老街道挤满了游客。品味希腊风情是他们的旅行目标：与希腊哲学家辩论，向医生寻医问药，或者在装点得很精致的妓院里厮混一阵。与此同时，巨大的货船在外海中若隐若现，轻轻驶过。
如今，这些货船的停泊地是普特里（Puteoli），还要再走上几英里才到达。在那儿，罗马人早已消除了希腊传统的一切痕迹。在普特里停靠的船只来自整个地中海地区，船上往往老鼠成群。这些船只装载粮食以满足罗马的惊人胃口，运送奴隶替罗马人做工。货船上的物品还包括搜罗自远方属地的奇珍，如雕塑和香料，绘画作品和奇花异草。当然，只有最富裕的那些人才买得起这些奢侈品，但分布在普特里两侧的别墅对奢侈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它们是那些域外物品的最终目的地。如任何地方的超级富豪一样，罗马贵族也想把他们心爱的度假地装扮得与众不同，为此将种种奇珍抢购一空。
整个90年代，这个地区的不动产稳步增长着。富有的企业主纷纷在这里造房建屋，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牡蛎养殖主塞尔吉乌斯·奥拉塔（SergiusOrata）。他看好罗马人对贝壳类食品的庞大需求量，建造了当时最大的牡蛎养殖场。他修筑了水坝和引水道以约束海水，在卢克林湖（LucrineLake）的湖口处建起高高的穹顶。在那里，奥拉塔养出了最美味的牡蛎。当时的人们被他的创举弄得目瞪口呆。他们说，如果奥拉塔愿意，他能在房顶上养牡蛎。不过，真正让奥拉塔出名的是另一项技术创新。垄断牡蛎市场后，他发明了温水游泳池。
温水游泳池大概是最接近原义的翻译了。原来的拉丁语写作balneaepensiles，含义非常模糊。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是悬在空中的浴池。15据说这项发明需要将大量的热水提升到一定高度，使用起来非常舒适。它也给奥拉塔带来巨额财富，像他养牡蛎一样成功。不久以后，所有的房产都得安装“悬在空中的浴池”，否则便算不得完备。当然，是奥拉塔亲自安装。他大批地买下别墅，在其中建造浴池，再把它们卖出。
很快，新发明在那不勒斯海湾传播开来，成为财富与时髦的代名词。远一些的内陆地区也一样。在以香水业闻名的古老城市卡普阿（Capua），在罗马超过两个世纪的忠实盟友诺拉（Nola），温水游泳池到处都是，象征着宁静与舒适。城墙外是苹果园、葡萄园、无花果园，以及大片的野花，一直延伸到维苏威火山和海边。这便是意大利的明珠坎帕尼亚（Campania），富人的游乐场,富饶、兴旺且奢华。
并非所有的地方都一片繁荣景象。在诺拉城外，从低地到山谷的地形逐渐蜿蜒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萨谟奈（Samnium），地势陡峭险峻。正像这里的崎岖地形与下方的平原形成强烈对照一样，这儿的人也跟平原地区大不相同。他们得土中刨食，但土里尽是石头和低矮的灌木。萨谟奈没有牡蛎，没有温水游泳池，有的只是粗鲁的庄稼汉，说话带有滑稽的乡土口音。他们相信巫术，在脖子上戴丑陋的铁项圈。最恶心的是，他们当众让理发师为他们修整阴毛。不用说，罗马人对他们一点都看不上眼。
尽管如此，罗马人不得不记着一个事实：这些野蛮人是半岛上最后屈服于罗马的。距诺拉不到1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考迪内的山口（CaudineForks），萨谟奈人（Samnites）曾在这里战胜罗马人，让他们遭受了最丢脸的失败。公元前321年，一支罗马军队在纵队行军时遭遇埋伏，被迫投降。萨谟奈人没有屠杀他们，而是剥去俘虏的上衣，驱赶他们走在由锋利的矛组成的轭的下面。胜利者身着耀眼的铠甲，站在一边观看、欢呼。萨谟奈人错误地用这种方式羞辱敌人，而他们的错误是致命的。罗马人只要一种和平，那就是他们自己主导的和平。尽管已签订和平条约并发誓遵守，罗马人很快找到破坏条约的借口，重新发起进攻。于是，萨谟奈被征服了。偏僻的山顶建起了殖民地，山谷中修筑了道路，崎岖的土地被翻开、耕耘。不过，这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那些懒洋洋地躺在奥拉塔式游泳池中的人来说，谁还记得萨谟奈人冲下山来劫掠坎帕尼亚的事呢？
突然地，难以置信的事在公元前91年底发生了。对罗马人的怨恨爆发了。萨谟奈人虽然长期克制着，但怨恨一直没有消除。萨谟奈山谷战事再起。山里的人们拿起了武器，就像漫长的罗马占领时期根本不存在一样。如前辈们曾做过的那样，他们迅速冲进了平原地带。罗马人事先毫无觉察，在坎帕尼亚也没有像样的军备。形势岌岌可危。整个那不勒斯海湾本来一直是宁静、闲散的，现在，一个个城镇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入反叛者手中：色兰特姆（Surrentum）、斯特比（Stabiae）、赫库莱尼（Herculaneum）。诺拉远在内陆，因为它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反叛者最重要的成果。几乎刚刚把它包围起来，诺拉便投降了。反叛者要求当地驻军加入他们的阵营，被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傲慢地拒绝。他们被活活地饿死了。城市得到加固，并储存了大批粮食，成为反叛者的坚强要塞。
反叛罗马的不仅是萨谟奈人，诺拉的背叛也不是孤立的事件。维苏威山坡上的庞贝（Pompeii）距那不勒斯仅几英里远，也在第一时间加入反叛的行列。在意大利其他地方，一些部族和城镇多年来一直顺从罗马，现在也拿起了武器。反叛地区主要集中在亚平宁山脉一带，如萨谟奈那样多山和落后的地方。贫穷是反叛者长期以来的命运，贫穷也使他们积聚了对低地城镇的强烈仇恨。在反叛者攻占的第一个城市阿斯库鲁姆（Asculum），他们杀掉了所能找到的全部罗马男人。罗马人的妻子如不顺从，也会受到凌辱并被出售。
或许，这些暴行不过是落后的野蛮人报复心理的发作。农民的仇恨其实算不得什么，统治着意大利各个小国的寡头君主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煽动、利用了他们。罗马人的一贯做法是贿赂、抚慰同盟国的统治阶层，在过去成功地维持了意大利人的忠诚。富人、地主和有学问的人都属于这个阶层。然而，渐渐地，这些在同盟国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们疏远了罗马。原因有很多。服役的负担不成比例地压在他们肩上；根据罗马法，他们的地位低人一等。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的眼界开阔了，先辈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机会和权势展现在他们面前。意大利人不仅帮助罗马建立了一个帝国，还积极参与了对帝国的剥削。无论罗马军队开到哪里，意大利商人总是紧随其后。在行省，来自盟国的人同罗马人享有同样的特权，那些凄惨的行省人根本分辨不出，憎恨地把他们都称作“罗马人（Romaioi）”。可是，在海外成为特权阶级不仅不能满足来自盟国的人，反而使他们下定决心，在国内也要和罗马人平起平坐。在这个时代，罗马的权威已成长为世界性的，与此相比，它所给予意大利政客们的那一点有限自治权算什么呢？掌管一个地区的事务跟主宰世界的命运能比吗？
世界已经变小，普特里的诸多码头证明着这一点，它附近的诸多优雅别墅证明着这一点，意大利人的起义也一样。在同盟者军队中，多数人或许是在为模糊的地方荣誉而战，他们的领袖可不想回到罗马崛起前的地方主义。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并非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想的是建立自己的中央集权政府。战争一开始，领袖们便看中了考菲尼姆（Corfinium）。它位于意大利的中心，领袖们选它做新的首都，“它将取代罗马，为全体意大利人所有”。16为了让人们都明了它的象征意义，考菲尼姆和新的国家获得了同样的新名字，“意大利亚（Italia）”。他们发行了新硬币，建立了新政府。直到19世纪，加里波第才做出了又一次尝试，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
如果说模仿是讨好的最真诚形式，那么，至少对意大利亚的大多数领袖来说，反抗罗马并不是挑衅，而是一种微妙的欣赏姿态。从根本性的法律到新的硬币，意大利亚的一切都在模仿罗马。正如意大利人的愿望是成为罗马公民，虚弱的新国家想的也不过是成为另一个罗马。对普通的士兵而言，罗马公民权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虽然如此，仍有迹象表明，士兵们分享着一种同胞情谊，有时会削弱他们对共和国的不满。在同盟者战争的早期，罗马一支主力部队在意大利中部遭到挫败。幸存的士兵们感到很绝望，因为对手的装备和训练同他们一样好。在公元前90年的整个夏天，共和国军队一直进行着艰苦的阵地战，逐渐将反叛者的战线推后；到农业收获的日子临近，战争季节即将结束时，他们准备给对手决定性的最后一击。但到了双方排好队形、相向而立时，士兵们纷纷认出了对方阵营中的朋友，互相召唤着放下了武器。“紧张气氛消散了，战场上的人们像在过节一样。”士兵们互叙友情，罗马指挥官也跟对手见了面，讨论“和平以及意大利人对公民权的渴望”。17
当然，会谈并不成功。罗马人怎么可能在战场上向敌人让步呢？但是，他们能坐在一起谈判，已经表明双方都有悔意。最有意义的是罗马指挥官的身份。盖乌斯·马略（GaiusMarius）是共和国最有名的军人。尽管已经60岁了，坐在马鞍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自在，马略仍然有明星般的号召力。反叛者知道并敬重他，许多人曾在他的麾下作战。人们心怀感激地记得，马略曾独断地给予整个意大利同盟者的步兵（cohort）以罗马公民权，作为对他们勇敢作战的奖励。人们还记得，马略本人也不是罗马人，他是在阿尔皮努姆（Arpinum）长大的。那是一个小山城，距离首都有三天路程，人们只知道它既贫穷又偏僻。在远古时代，阿尔皮努姆是部落人的堡垒，他们曾与罗马人发生战争，但战败了，然后是被同化，最终获得了公民权。他们获取公民权还不到一个世纪。如今，意大利同盟者也开始了争取公民权的殊死搏斗。在这种背景下，考虑到马略并不显赫的出身和如今所处的高位，他的经历的确能给反叛者带来一些希望。
也不仅是反叛者。许多罗马人同情意大利人的要求。无论如何，罗马不正是一个移民者的城市吗？追溯到罗慕路斯年代，最早的罗马妇女是一些被劫持的萨宾人（Sabine）。她们奔波于父亲和丈夫间，乞求他们不要相互争斗，而要像公民一样，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请求被接受了，罗马人和萨宾人在七个小山丘上定居下来。传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罗马那样，大方地让渡自己的公民权。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人都可以成为罗马人，分享罗马人的价值观和信仰。反过来说，在罗马人的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对非罗马人不可遏止的轻视。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
不幸的是，在意大利人起义前的那些年里，有关开放还是排外的争论变得壁垒分明。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偶尔给某个人或某个社团公民权与给整个意大利公民权是完全不同的。尽管许多罗马政治家很傲慢或沙文主义，不过，有关其城市会被毁掉的担忧与之关系不大。一下子将全部意大利的百万人口接纳进来，罗马的古老体制如何承受得了？保守派觉得罗马受到的威胁非常现实，相应地，他们的反应也显得歇斯底里。在他们的鼓动下，罗马通过了一些法案，驱逐所有不是罗马公民的人。更可怕的是，为阻止对手提出自己的法案，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暴力手段。公元前91年，由于发生了骚乱，一项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法案被搁置起来，法案提出者愤恨地回家去了。黄昏的薄暮中，他被刺死在自家的门廊里。凶手一直没有找到，但意大利人的领袖们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暗杀发生没几天，他们便开始动员山里的同胞们准备战争。
当阿斯库鲁姆的惨剧传到罗马时，各个政治派别都惊呆了。正是他们之间的斗争导致了危机的发生，现在，他们迅速地团结起来。即使最认同意大利人要求的罗马人也准备战斗了。无论在哪里遭遇从前的盟友，马略都指挥着军团冷酷而顽强地战斗。战争初期，罗马人受到一连串失败，现在，一次次沉重打击临到了同盟者头上。当马略坐下来谈判的时候，整个意大利北部已经平定。几周以后，反叛者开始崩溃。阿斯库鲁姆的屠杀拉开了起义的序幕，让罗马人庆祝其第一次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也来自阿斯库鲁姆。获胜的将军是“斜眼（Strabo）”格奈乌斯·庞培（GnaeusPompeius）。他可能是罗马最讨厌的一个人，不仅因为他是个斜眼，也因为他阴暗的性格。在意大利东海岸的皮西努姆（Picenum），斜眼庞培拥有大片地产，战争初期他被困在那里很长时间。斜眼不想饿着肚子在皮西努姆过冬。秋天来临后，他发起了两次突袭，以钳型攻势成功地打击了对手。反叛者的残余部队逃到了阿斯库鲁姆，他也在这里困住敌人，完成了命运的反转。
随着胜局的日益明显，元老院也发动了自己的钳形攻势。一方面，罗马继续加紧军事进攻，在整个中意大利追逐对手，迫使日益窘迫的敌军躲进积雪最厚的深山；另一方面，那些一贯主张给予意大利公民权的政治家们也发动了攻势。由于军事上的胜利，罗马人有了表现大度的资本。那些政治家说，长远地看，罗马别无选择，必须给予同盟者公民权。最顽固的保守派也被说服了。公元前90年10月，罗马通过一项法案，决定立刻给予一直忠于罗马的意大利社团以公民权；在规定的期限里，如果反叛者放下武器，他们也将获得公民权。对多数人来说，这种诱惑难以抗拒。到公元前89年的夏天，北部和中部意大利的绝大多数地区恢复了平静。
难以平定的是萨谟奈地区，在这里，斗争根源深植于久远的积怨之中。正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在共和国已筋疲力尽、后院的战斗仍未平息的时刻，亚洲传来了警报。萨谟奈地区的村庄被群山环抱着；东部希腊人富丽堂皇的城市则相当国际化，城市里装饰着大理石或金属的雕像。二者看起来有着深刻的裂痕，但罗马人的统治使它们有了共同点。亚洲属地有大批钻营自肥的意大利商人和农业包税人，其中不乏萨谟奈人。在导致亚洲对罗马的憎恨方面，萨谟奈人也有份；而在萨谟奈地区，他们则推动着同胞们发起叛乱。不过，虽然意大利的战争如火如荼，亚洲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都忙于从行省人那里捞钱，没功夫发动彼此间的战斗。事实上，他们没功夫跟任何人战斗。
这时候，米特拉达特斯来了。公元前89年，罗马人在亚洲的统治已崩溃，影响波及整个地中海经济圈。意大利的声望降到了最低点。反叛者的领袖利用了他们的同胞在东方的商业关系，请求米特拉达特斯加入反叛的行列；然而很可笑，米特拉达特斯应邀采取行动后，受打击最沉重的却是意大利商人。另一方面，罗马的元老们则公开欢迎同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看好这场战争的前景。他们都知道东方人很无能，打仗时像女人一样。而且他们还知道原因：东方人太富有了。毫不奇怪，对这样的战争，罗马贵族们简直迫不及待。
马略觉得指挥官职务非他莫属。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米特拉达特斯。10年前他在亚洲旅行时，见过这位国王。以一个好战男人的坦率，马略指明了两条路：国王或者服从罗马的意志，或者变得比它更强大。当时的米特拉达特斯隐藏了他的傲慢，小心地避开战争。不管怎么说，最终促使米特拉达特斯投身战争的那个人是马略的亲密盟友，而这个事实似乎并非巧合。最初，地方长官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挑动罗马的傀儡国王进攻本都。他曾做过马略的军事副手，在马略担任执政官时也是他的同事。当阿奎利乌斯被指控敲诈时，马略施加了影响，结果他被无罪释放。这些事实有助于我们对阿奎利乌斯的某些行为提出一种解释。为什么当罗马还在意大利为生死而战时，他无视东方的局面，仍对本都国王采取挑衅行为？阿奎利乌斯想为他的保护人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指挥光荣的亚洲战争的机会。18
真有这样一个阴谋吗？不管怎么样，它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无论对阿奎利乌斯、对马略还是对共和国来说都是这样。战事不断蔓延，最初在街道上，后来遍及整个意大利，纠缠罗马长达10多年。新的危险因素也出现了。东方战争指挥官是一个肥缺，没有人能轻松地获得；马略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人盯上这个职位。由争夺指挥官职务引发的事态迅速恶化了。
公元前89年的秋天，多种不祥的预感烦扰着罗马人。旷日持久的意大利战争虽已接近尾声，通向未来的道路仍显得危机四伏。罗马出现了各种奇怪的征兆，似乎诸神又在用这种方式警示共和国的灭亡。其中，最可怕的是许多人都听到的号声，它发自晴朗无云的天际，把人们吓个半死。星占师急忙翻阅他们的卜书，令人惊恐的答案明白无误：既有的秩序将发生重大变动。革命性的事态将影响整个世界，旧的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即将到来。
3幸运来自女性
对手
公元前90年代，马略忙于在那不勒斯海湾一带搜寻，想购置一处房产。罗马的大富豪们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但马略的投资特别引人注目。人们认为，他的选择表明他不再有建功立业的雄心。焦点在于房产的位置。这位伟大的将军选了卢克林湖正南方的一处地方，建造的别墅离奥拉塔的牡蛎养殖场很近，也方便享受温泉城镇拜厄（Baiae）的硫磺浴。它是退休后修身养性的绝好所在，但考虑到公共关系方面，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罗马人看来，海鲜和疗养地同他们的战争英雄并不相配。人们对此冷嘲热讽：这个男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但现在，他变得既肥胖又虚弱。
这些讽刺并不适当。马略的体重是很成问题，但仅此而已。他没有在游泳池旁消磨时光，而选择停留在人们的眼光中。罗马是追求功名的人最好的舞台，马略则从未想过退休。不同于人们的嘲笑，这一点可以从他那著名别墅的建筑样式看出来。它建在一个海角上，其格局模仿的是军营，周边的状况暴露了他对战壕的热衷，显示出马略指挥生涯的风格。别墅结合了军事特征与建筑样式的壮美，正是这位老将自我认识的最好表达。
马略的一位前部将在参观了别墅后，既后悔又满足地惊叹道，跟前指挥官相比，别的人都是瞎子。在公元前89年的夏天，这位部将很有理由激赏别墅所表达的安营扎寨的完美方式。他就是卢修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LuciusCorneliusSulla）。离开马略的别墅后，苏拉走向海岸，走进坎帕尼亚的无花果园和葡萄园，身后传来阵阵轰鸣着的海涛声。此时，苏拉指挥13个军团的庞大军队，包围着平原上反叛者控制的城市，迫使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投降。现在的苏拉不再是部将，不再是学生。他已走出马略的阴影，用军功为自己赢得了同盟者战争中最能干将军的名声。尽管老将与野心勃勃的学生间的竞争已经展开，已经变得很激烈，苏拉从未对前指挥官看走眼。从马略的别墅中，别人看到的是衰弱无为，苏拉则看到了雄心壮志。
不仅对位置的选择是军事防御学的一个生动案例，在建筑的庄重、大气方面，别墅也超过了沿海岸线林立的上流社会的其他房产。罗马人的传统道德观虽不赞成过度消费，但鼓励在生活质量方面的竞争。正因为他们看重身份的象征，奥拉塔才能把价格维持在很高的水平。罗马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丢失脸面，哪怕是在修建游泳池这样一件事上。对贵族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它还承担着展示主人功绩和高贵出身的功能。
马略是个外省人，并非出身名门世家，全靠自己的能力赢得了声望。别墅俯视着其他贵族的房产，正是马略社会地位的生动象征。它证明，一个外来者也能在罗马共和国取得高位。马略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他曾多次在执政官选举中获胜；他娶了真正的朱利安家族的后裔。尽管妻子的家族已经衰落，但仍是一支显赫的古老贵族。过去，马略来自阿尔皮努姆这样一个小地方，一无所有，如今，他可以吹嘘，他同爱情女神的后代睡在一起。这些虽不能使他在贵族体制中更受欢迎一些，但贵族苏拉觉得，马略是迫切需要详加研究的一个榜样。
因为苏拉也是在与环境的不断斗争中成长的。他的贵族爸爸去世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财产，苏拉年轻时连生计都成问题。跟他的自命不凡很不相称，苏拉不得不混迹于下层社会，与小丑、妓女、异装癖者为伴。对这些人，苏拉终生保持着一种温情的忠诚，被他发迹后的同伴们视作丑闻。苏拉很欣赏风月场上的女人，虽然他脱离了风月场。他对贫民窟社会的喜好也一直没有改变。苏拉很能喝酒，很会讲笑话，是酒吧的老油条。他具备做男妓的天赋和身体条件，外貌很迷人，目光锐利，还有一头近乎红色的金发。事实上，多亏了他的性感魅力，他才最终摆脱了落魄的境况。在罗马，有位收入丰厚的高级妓女对他非常着迷，遗嘱中将自己的一切财产留给他。恰好这个时候，苏拉的继母也去世了，指定他为唯一继承人。30岁时，苏拉终于有了开始政治生涯的资本——在这个年纪，别的贵族已经努力了很多年。
苏拉开始了追逐声名的奋斗，取得了辉煌成就。他天资出众，但说到雄心壮志，苏拉并不是很突出。在罗马，一个男人若不能不断地从功绩中积累名声，谁也不会拿他当一回事。或者取得战功，或者从政治生活中脱颖而出，名声便随之而来，回报则是获得更大成就和更大名声的机会。向上爬的竞争残酷无情，其最高峰当然是执政官的职位。这一职位的设置已有400多年，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它依然有着王室般的威仪。此时的苏拉距最高位仅一步之遥。如果苏拉能当选，他所拥有的权力将增进他的权威，古代国王的派头也将发挥类似的功能。他的长袍将由象征王室的紫边装饰，他将拥有宽大的宝座，出入有侍从官（lictor）相随。侍从官由12人组成，都扛着一束棍棒（fasces，法西斯），象征王室的威严。无论谁爬上了最高位，这样的随从也能让人安心了。
执政官不是专制君王，不是终身制；法西斯象征着民众自愿地给予执政官以权威，而不是压迫的工具。执政官不止一人，还有地位与他相当的同事。他们的任期只有一年，由选民按自己的心意投票选出。此外，他们只能一板一眼地按规矩行事，没有太大的自由空间。罗马公民绝少超越传统的界限，无论他有多么狂妄。共和国培育的传统反过来也约束着共和国。
这就是罗马。获得高位的人往往被随之而来的紧张情绪所困扰。共和国的理念怂恿人们不停顿地奋斗。荣耀就像是毒品，上瘾的人对它没有满足的时候。罗马人一旦品尝过荣耀的滋味，一生都将受到它的纠缠和折磨。马略就是这样。他已经60岁了，曾获得无数的荣誉，但仍梦想着打败他的对手，争到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指挥官一职。苏拉也是如此。即使他能如愿当选执政官，要超越前上司仍有相当的距离。正如马略的别墅使坎帕尼亚海湾的所有房产黯然失色，马略所赢得的荣誉也将以前的执政官都甩在身后。大多数执政官或囿于前例，或受限于机遇，一生只任过一期；马略曾六次担任执政官。他经常对人讲，星占师预言还有第七次。
难怪苏拉憎恨他——还梦想有朝一日赢得他那样的荣耀。
想人所不敢想
公元前89年的深秋，共和国又到了选举的时间。苏拉离开军队，向北往罗马而去。由于近期的几项战功，他在罗马的声威大增。首先，在坎帕尼亚地区，他已迫使诺拉之外的所有叛军城市投降。诺拉因有牢固的城防，仍在坚持着。其次，他不顾后路可能受到的威胁，绕过诺拉，发起了对反叛者后方心脏地带的攻击。苏拉领军侵入了萨谟奈，在一个山口成功伏击了一支萨谟奈人军队，为很久以前在考迪内山口落败的罗马军队报了仇。接着，苏拉军向叛军首都进发，经过三小时血战攻下了它。反叛者只剩下诺拉和少数几个孤立据点，由于苏拉的胜利，他们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
没有人能否认苏拉的赫赫战功。这一年的选举竞争非常激烈，因此，选举结果显著地证明了人们对苏拉的认可。执政官一职作为最高的荣誉依然如故，此外，它还对当选者第二年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还会有更诱人的奖赏——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指挥官一职。这个职务不仅风光，还能带来惊人的财富，更不用说其中包含的击败马略的乐趣了。难怪苏拉竭力要争取当选执政官。此时的苏拉真是想什么便有什么。首先，在萨谟奈的战功将他送上执政官宝座；几周以后又有更可观的成果：共和国确认在一年后，他将出任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指挥官。苏拉大获全胜，马略则蒙受一场羞辱。
公众不怎么同情之前的宠儿。罗马社会有着各种冷酷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劝告老年人说，“最重要的是当心不要失去了活力”；1另一方面，他们无情地嘲弄不愿优雅得体地老去的人们。新执政官急于结束意大利战事，好准备对东方的战争。他匆忙回到尚在抵抗的诺拉，加紧对它的围困。马略得到的建议是离开罗马，到坎帕尼亚去。无论如何，人们讥讽说，待在他的别墅里是最安全的——像苏拉所发现的那样。马略干吗要留在罗马让人嘲笑呢？他干吗不接受那不可抗拒的，不缩回到那不勒斯海湾，大吃特吃牡蛎呢？
马略的回答是开始大张旗鼓地锻炼。他每天都出现在一个训练场上，竭尽全力地跑步、骑马、练习投枪和剑法。不久，人们开始聚集在训练场边，观看着，讥笑着。与此同时，马略也在寻求政治支持。他需要有人向民众提出一项法案，建议将苏拉的东方战争指挥官转给他。这意味着他需要一个保民官的帮助。
他找到了苏尔皮基乌斯·卢福斯（PubiusSulpiciusRufus）。后来，卢福斯受到诋毁，说他“冷酷，鲁莽，贪婪，无耻，毫无正义感”。2这些形容词很可能最先出自苏拉之口。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苏尔皮基乌斯绝不缺少原则性。为了他认定的目标的实现，他愿不计后果地战斗到底。这种性格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即他一生所争取的意大利人的权利。此时，他们的公民权仍然没有确定，仍需做出艰苦努力。苏尔皮基乌斯担心元老院中的保守派从中作梗。为保证法案顺利通过，他事先游说了执政官，然后才向民众提出这项法案。苏拉和另一位执政官庞培·卢福斯（PompeiusRufus）曾答应支持他——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但后来变了卦，结果法案未能通过。苏尔皮基乌斯很气愤，感到自己受了骗。以前，他视卢福斯为挚友；现在，他发誓要报复，开始寻找新的盟友。马略就在这个时候找上了门。很快，将军和保民官达成了秘密协定，马略保证支持苏尔皮基乌斯的法案，苏尔皮基乌斯答应将提议把苏拉的指挥官职务转给马略。有了马略这个盟友，苏尔皮基乌斯腰杆挺了起来，重新提出了他的法案。与此同时，他的支持者占据了大街小巷。骚乱在整个城市蔓延开来。
此时，苏拉正在诺拉城外的军营里。消息传来，他立刻向罗马赶去。到罗马后，他秘密见了庞培·卢福斯，但苏尔皮基乌斯听到了风声，也带着一帮同伙来了。在随后的冲突中，卢福斯的儿子被杀，他本人侥幸逃脱了。为躲避暴徒，苏拉屈辱地藏进了马略家中。更大的羞辱还在后面。虽然苏拉还是执政官，但此时控制着罗马的不是法西斯，而是保民官率领的暴民。他无力抵制苏尔皮基乌斯的要求，被迫同意支持他的提案。作为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卢福斯的执政官一职被剥夺了。苏拉倒没失去什么，他仍是执政官，即将返回围困着诺拉的军队。没有人提到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指挥官的问题，而苏拉相信仍将由他担任。回到军营后，苏拉看到他的指挥部依然很壮观，依然保持着慑人的威仪。苏拉禁不住开始了痛苦的思索，认定在他权力的表面与实质之间，一道鸿沟已经裂开并迅速地扩大。他的声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只有一场胜利的东方战争才能补救。如果他的荣誉不能恢复，到执政官的一年任期结束时，他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
对苏拉来说，赌注已增大到十分危险的地步。对马略也一样。但马略知道赌注还会继续加大，这是苏拉尚未认识到的。他身上的罗马尘土还未洗掉，一位信使就已快马加鞭地赶往诺拉。到达围困军的阵地后，他被带到苏拉面前。苏拉认出他是马略手下的一名军官，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信使开口后，传达的信息让苏拉头晕目眩。在苏尔皮基乌斯的提议下，罗马进行了公民投票，撤掉苏拉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指挥官一职。毫无疑问，将由马略接任。现在，那名军官就将接手苏拉军队的指挥权。苏尔皮基乌斯还了他欠马略的债。
苏拉惊呆了，愤怒地回到他的营帐，迅速盘算起来。在诺拉，他有六个军团，其中五个已确定参加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留下一个继续围困叛军。他一共有三万人，虽然远远少于他在夏天指挥的军队，但仍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力量。只有斜眼庞培的军团能跟他对抗，但他正忙于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围剿叛军。至于罗马的马略，他手中并没有军队。
算起来很简单，苏拉可以一拼。那么，为什么马略没有好好地盘算一番？既然苏拉是一个危险的对手，指挥着六个能征善战的军团，为什么还冒险将他逼到墙角？很明显，马略根本没有考虑苏拉会放手一搏，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罗马军队是共和国的战争工具，不是指挥官的私人武装。所有将军都要按法定程序，宣誓效忠于共和国。罗马公民曾无数次投身战争，而军队的忠诚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有什么理由让马略去设想从未发生过的事呢？
但苏拉有理由：他对对手的憎恨，对野心遭到挫败的愤怒，以及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感受，这一切驱使苏拉去设想一种大胆的、令人畏惧的可能性。从未有公民率领军团进攻自己的城市。冒犯这样的传统，做第一个这样的人，如此重大的责任简直不是罗马人所能承受的。然而苏拉似乎没有任何犹豫。后来，苏拉说他的所有重大行动都不是左思右想的结果，而是来自突然的灵感。苏拉认为灵感是神赐予的。尽管常常怨天尤人，玩世不恭的苏拉其实是笃信宗教的。他坚信有位女神在鼓舞他、激励他，女神的能力超过任何别的可能阻碍他行动的神。无论做什么，无论能成就什么，苏拉总是相信有维纳斯女神保佑着。这位女神如果看中了哪个人，便把性感和财富赐给他。
除此之外，还能怎么解释苏拉的突然崛起呢？他是一个念本的人，从未忘记过将财产留给他的那两个女人。这是否影响了他对自己与维纳斯女神的关系的看法？他是否把女神当作了一个女人，可以引诱，可以顶礼膜拜，以此换取她所能提供的？终其一生，苏拉充分利用了他的个人魅力，不管是对政治家、对士兵还是对妓女。苏拉尤其善于争取普通士兵。他能讲他们的粗话，欣赏他们的笑话，还有着乐于助人的名声。此外，多年以来，他养成了果敢的行事风格，又曾立下一连串辉煌的战功，使人们都相信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他在军队里的人缘很好，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然而，也有一些人觉得他的魅力中包藏着邪恶。这可以从他的面相看出来。虽然苏拉很英俊，但他的肤色是浓烈的紫色，一旦发怒，整个脸上都会出现怪异的白色斑点。对于这种现象，医学解释是性倒错的后果。这一诊断可以佐证一个由来已久的传说，即苏拉缺少一只睾丸。类似的恶毒传言一直纠缠着他。苏拉第一次参加战斗时，马略是他的指挥官，曾对这个新军官的轻浮名声表示反感。苏拉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价值后，向一个有很大名气但没多少功绩的贵族吹嘘自己。那位贵族只是评论说，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他又突然变得很富有，那么其中一定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苏拉的胜利总是引起人们的不安，不能简单地贬低为势利和嫉妒。比如说，在打败萨谟奈人的一些战斗中，苏拉有时需要从别的指挥官那里强行调走他们的军团。在一个被人议论最多的关键时刻，苏拉甚至对士兵的谋杀行为视若无睹。那是在公元前89年初，围困庞贝城的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以至于罗马军队怀疑他们的指挥官通敌，用私刑处死了他。苏拉接手这支部队的指挥权后，根本不去处理和惩罚那些叛逆者。于是便有流言传出，说谋杀是苏拉唆使士兵们干的。这些说法符合苏拉的名声中的矛盾性格，不仅很能蛊惑人心，而且使他在士兵中更受欢迎。
的确，乱棍打死自己的前指挥官后，他的军团不在乎多干掉一个趾高气扬的使节。苏拉在校场将士兵召集起来，宣告了来自罗马的爆炸性新闻。他们立刻冲向马略的使节，拿石头砸死了他。他们还自发地大声鼓噪，要求苏拉率领他们到首都去。苏拉愉快地答应了。军官们可都吓坏了，除了一个愿意留下之外，其他人全都辞职不干了。但苏拉已经越过了红线，不可能再回头。他命令一支军团继续围困诺拉，带着其他人向北方进发。消息传到罗马时，人们都觉得难以置信。也有人很高兴，像那位被赶下台的执政官庞培·卢福斯。他急急忙忙地加入了苏拉的队伍。大多数人既惊骇又绝望。抓狂的使者派出了一个又一个，试图劝说苏拉回头。对这些请求，苏拉轻松地答道，他向罗马进军是“为了将她从专制者手中解救出来”。3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完全清楚他针对的是哪些人，拼命拖延时间。当苏拉到达罗马郊外时，他们派出了最后一个使者，保证将召集元老讨论苏拉的要求，他们自己也将与会并服从元老的决定。他们仅要求苏拉在离城5英里的地方安营，那是一个神圣的界限，他们希望苏拉不要超越。
所有人都知道超越这条界限的可怕含义。虽然罗马人崇拜很多神灵，但罗马没有几个地方比帕莫里姆（pomerium）更神圣。它指的是一条古老的界限，象征着罗慕路斯开出的犁沟，自古代王政时期以来就没有改变过。罗马绝对禁止任何公民携带武器越过帕莫里姆，因为界限以内是朱庇特的地盘，而朱庇特是城市的保护神，罗马和平的守护者。他还是一个暴烈的神，因此，当苏拉告诉使者他将接受马略等人的条件时，他们相信苏拉会践诺。但苏拉骗了他们。马略的使者刚转身返回罗马，苏拉便命令军团尾随，派出几个小队占领了三座城门。朱庇特神虽有大能耐，可苏拉有幸运女神的保佑，他相信维纳斯女神不比别的神差。
军团越过了帕莫里姆，走进了狭窄的街道。公民们站在屋顶上，猛烈地用砖瓦迎接他们。士兵们胆怯了，于是苏拉命令向屋顶发射火箭。当火势蔓延到城市的主要大街时，苏拉正骑马走在最宽阔的萨可拉大街上，进入了城市的中心。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试图动员城市的奴隶，但没有成功，便逃走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们占据了各个新的岗位，包括元老院。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一位将军成了罗马的主人。
这是个孕育着危险的时刻，也是一个转折点。正像星占师说的那样，旧的时代将过去，新的时代将来临。后世的人们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的确，随着罗马军队向罗马进军，一条分水岭形成了。罗马的天真质朴一去不复返了。对荣誉的竞争一直是共和国的动力所在，但现在，某种致命的东西加入进来，就像潜伏在体内的毒素一样，再不会被人忘记。从前，罗马人最害怕的不过是在选举中、诉讼中、元老院中遭到挫败；现在，通过对马略的进迫，苏拉将竞争与个人恩怨的解决推向了新的极端；以后，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公民都不会忘记这一时刻：或者诱惑着他们，或者令他们畏惧。
很自然，既然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苏拉便急于走到底。他把元老们召集起来，要求把对手们定为国家公敌。元老们不安地看着苏拉的卫兵们，匆忙地答应了。被宣判的人有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以及包括马略小儿子在内的其他十个人。一名奴隶出卖了苏尔皮基乌斯，他被抓住后杀掉了。其他人都逃脱了。马略经历了多次危急关头，包括躲在芦苇丛中看着受雇的杀手走过。最后，马略逃到了相对安全的非洲。苏拉重创了对手，但没能消灭他。马略仍有再战之力，就此而言，苏拉的赌博没有成功。失望的苏拉没有丧失应有的警惕。宣判对手不仅是个人报复欲的极大满足，苏拉还希望赋予它另外的意义。他想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共和国的利益联系起来，把进军罗马粉饰成保卫罗马。虽然五个军团是他的后盾，但苏拉很看重合法性，而不是单纯依靠武力。在就苏拉的指控进行辩论时，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当面说，像马略这样伟大的人物不应该被宣布为公敌。苏拉承认这位老人表示异议的权利，没有发作。只要有可能，他便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同胞们的感受。与军事独裁者相比，他更愿意扮演宪法守护者的角色。
这不全是伪善。如果说苏拉是个革命者的话，他的革命对象是现状而不是过去。出于对哪怕一点点革新的厌恶，苏拉宣布苏尔皮基乌斯的一切立法无效。他提出新的法律取而代之，重点是恢复元老院的传统权威。显然，元老院不会反感这样的措施，尽管他们不喜欢苏拉自命的所谓事业。现在，苏拉面临着一个难题。他急于离开意大利，指挥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可又担心离开后的罗马局势。问题的关键是要把他的支持者扶上台，不过，他不能直接插手年度选举，那会使他自命代表法律的说法成为笑柄。结果，选举成为对他的一场羞辱，两个执政官的职务他的盟友一个也没得到。虽然其中的一个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naeusOctavius）跟苏拉一样，是彻底的保守派，但另一个科内利乌斯·秦纳（CorneliusCinna）绝不可能成为他的盟友——他甚至威胁要控告苏拉。面对这样的选举结果，苏拉尽力保持着优雅的风度。但在同意两位新执政官走马上任前，苏拉要求他们在圣山卡匹托尔（Capitol）当众发誓，决不改变苏拉通过的法律。两人不想让自己的好运就此完结，便同意了。宣誓时，秦纳捡起一块石头远远地掷出，说若不能遵守对苏拉的承诺，就让他像这块石头一样被罗马扔出去。
苏拉很满意。在离开意大利去希腊前，他还采取了另一项措施。一方面是奖赏忠诚的盟友，一方面也是保障他的安全，苏拉把斜眼军团的指挥权交给庞培·卢福斯，后者与他同是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然而，此举保证不了盟友的安全。为什么士兵们愿意追随他进军罗马？事实上，苏拉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他做出的安排暴露了这一点。像马略的使者那样，卢福斯带着一纸任命书来到他的新军营。彬彬有礼的斜眼暗藏杀机。将卢福斯介绍给部队后，斜眼借口有事离开了军营。第二天，卢福斯杀牲作祭，庆贺自己就任。在祭坛边，一群士兵围在他身旁。当他举起用来杀牲的刀时，士兵们抓住他打倒在地，“好像他是祭祀用的牺牲品。”4斜眼声称自己受到了侮辱，很快回到了军营，但对参与谋杀的士兵未做任何处理。不可避免地，流言开始纠缠斜眼，就像以前它们纠缠类似情形下的苏拉一样。人们几乎都相信，斜眼下令谋杀了他的替代者。
一位执政官被他的士兵杀害了。一个世代后，出现了一种充满末日意味的说法，卢福斯的命运似乎正是它的写照：苏拉政变后，“没有什么能阻止军方巨头为自己的利益采取军事暴力，法律不行，共和国的制度不行，甚至对罗马的热爱也不行”。5但事实并非如此。卢福斯被谋杀后，斜眼没有发动军事政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由于苏拉离开了意大利，斜眼很清楚自己能够左右时局。公元前87年，斜眼接触了一个又一个派别，几乎是在拍卖自己。他的要价越来越高，贪婪的敲诈行为使他的名声越来越坏。最终，到年底的时候，报应来了。他睡觉的营帐被雷电击中，造就了他离奇的死亡。举行葬礼时，人们成群结队地来捣乱，将尸体从棺材里拉出，在泥地中拖着。若不是一位保民官出面干涉，尸体就被撕成碎片了。在一个将声望视作衡量男人价值的首要标准的社会里，斜眼很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命运是一声响亮的警告，告诫人们不要试图拿国家利益赌博。另一方面，即使斜眼这样的人也从来没有想过军事独裁，虽然他曾权倾一时，运气又好。苏拉政变的确很恶劣，但对共和国还不算致命。法律依然存在，共和国的制度依然存在，对罗马的热爱依然存在。
这很自然。在公民们的眼中，共和国不仅仅是宪法，还是不可以颠覆和撤销的政治秩序。它已经被罗马人的概念、传统极度神圣化，成为公民们分享的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做一个公民意味着知道自己是自由的，“罗马人若无自由，一切神圣的法律都毫无意义”。6每位公民都对此确信不疑。苏拉进军罗马的行为没有破坏公民自由，对共和国法律和体制的尊重依然存在，因为它们表达了罗马人自我认识中最深刻的感受。不错，一位将军占领了自己的城市，但他声称是为了保护传统秩序。没有发生革命。尽管苏拉造成了一些创伤，但没有人想过共和国会被推翻，没有人能想出取代它的更好体制。
因此，公元前88年的“地震”过后，人们的生活依然如故。新的一年来临时，一切都很正常。罗马人选出的两位新执政官上任了，元老们向他们提出各种建议。街道上没有士兵。与此同时，那位敢于进军罗马的人在希腊登陆上岸。他那狂野的才干不再用于对付同胞，总算可以比较恰当地运用了。有一场战争等待他去赢取，其严峻程度在共和国史上前所未有；共和国的敌人等着他去消灭，等着他去惩罚。
苏拉向东方进发。
错过笑话
公元前93年，一位罗马使者格利乌斯·帕布利克拉（GelliusPublicola）前往亚洲，途中曾在雅典逗留。他很有幽默感，对希腊文化也很欣赏。其时，雅典仍以拥有众多的哲学家闻名。他想跟哲学家们见见面，便召集了不同哲学派别的代表。格利乌斯绷着脸，要求哲学家们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他说，如果哲学家们做不到，他很乐意插手其中，帮他们平息争论。40年以后，格利乌斯对雅典哲学家的提议仍被朋友们记着，认为它表现出了非常机智的幽默。“他们吵得真厉害！”7
到什么时候，哲学家们才意识到格利乌斯在开玩笑？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像格利乌斯一样觉得很可笑。或许没有。在雅典，哲学还是很严肃的事。被一个自负的罗马恶作剧者戏弄了一番，苏格拉底的传人们一定感到颜面扫地了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礼貌地干笑几声：罗马人解决希腊的内部争端并不是没影儿的事。
不管怎么说，雅典的奴性与自负双双存在，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历史的神圣与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在雅典，这一点比希腊其他任何地方都明显。有些事雅典人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许别人忘记：他们在马拉松战役中拯救了希腊；雅典曾拥有地中海最强大的海军。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依然壮观，作为永久性的纪念碑，诉说着雅典曾经辉煌的岁月。一切都过去了，而且都过去很久了。在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个世纪，人们排出了世界七大奇迹，帕台农神庙竟然不在其列。那是一个自负的世纪，帝国与纪念碑都非常庞大。人们觉得帕台农神庙太小了，建筑也过时了。现在，与作为大国的罗马相比，雅典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边缘地区。它对帝国的记忆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而已。有关它的地位的任何想法，任何雅典人仍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暗示，都能让罗马人乐不可支。共和国与马其顿的战争时期，雅典自愿地站在共和国一边，以一篇抨击、咒骂文字的经典之作向马其顿宣战。罗马人不为所动。“这就是雅典人对马其顿国王的战争，一场文字战争，”他们嘲笑道，“雅典人的武器只剩下文字了。”8
格利乌斯的笑话很残酷，暗示雅典人连最后一件武器也保不住了。其实，这已经成为事实。无论他们愿不愿意承认，哲学家和雅典黄金时代的其他遗产一样，都已沦为服务业的附属品。有些人在罗马人的资助下做得特别好，也意识到那是因为他们抛弃了玄学的外衣。在这个时代，最博学的波西德尼乌斯（Posidonius）就是一个典型。他求学于雅典，而后在各地旅行，见多识广。波西德尼乌斯有些过于乐观，将他在罗马行省的所见所闻理想化，说它是一个共同体。他是鲁提利乌斯·卢福斯的亲密朋友，后者是一个正直的、行省利益的保护者。波西德尼乌斯认为，他的朋友比那些迫害他的收税员更懂得罗马的利益所在。在共和国正在经营的世界新秩序中，波西德尼乌斯捕捉到了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他宣称罗马的臣民应该接受共和国的安排，他们肩负着这样的道德义务；文化上、地理上的差别将很快消失，历史正走向它的终点。
尽管说得冠冕堂皇，但波西德尼乌斯不过是给一些明显的事实加上评注而已。罗马的崛起的确让世界缩小了，这不需要一位哲学家来认可，或者借认可来谋求私利。私下里，雅典统治阶级认为，他们的罗马主人是些霸道的乡巴佬。在残酷地剥削被打败的敌人时，罗马人感到心安理得；但他们也很注意奖赏自己的朋友，雅典便曾从中获利甚多。最丰厚的一次是在公元前165年，当时，对马其顿的战争已进入尾声。元老院注意到，罗得岛（Rhodes）共和国对罗马的支持不是很得力。长期以来，罗得岛一直是东地中海地区的商贸集散地。为惩罚罗得岛，罗马人耍起经济手段，给对方带来不亚于战争的毁灭性效果。他们在提洛岛（Delos）上建立一个自由贸易港，然后转给雅典。于是，罗得岛的经济崩溃了，雅典富起来。在罗马人的支持下，到公元前1世纪时，雅典异常繁荣，它的货币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法定偿付手段。意大利和雅典的度量衡体系统一起来，由此引起的商业繁荣的受益方不仅仅是罗马。大批船只满载意大利货物，拥挤在雅典和提洛岛的港口。雅典上层阶级的眼界开始超出他们的城市。成为超级富翁是他们成就的唯一衡量标准。
当然，不是所有雅典人都有这种机会。最有钱的那些人操纵着经济为他们服务。这一小撮人越富有，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憎恨越强烈。诚然，古代世界的每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但在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在雅典的穷人中，独立的梦想不可分割地与对一个历史时期的记忆联系起来。那时候，人民握有实实在在的权力。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权力更让大商人们睡不着觉了。随着他们对政府控制得越来越严密，雅典的民主体制衰竭了。不过，由于它有利于旅游业，也没有完全消失。来访的罗马人喜欢看民主体制运作时的离奇场面。有时候，雅典提供的不是游览博物馆的乐趣，而更像是个动物园。
到公元前88年，突然间一切都变了。在爱琴海的对岸，米特拉达特斯的军队耀武扬威地安营扎寨。雅典的商业精英满心惊恐，他们的穷同胞则兴奋地聚在一起。曾经，对自由的古老渴望被长期压制着，如今它激荡着整个城市。一位代表被派去见米特拉达特斯，后者毫不戒备地接待了他。一项协议很快达成了：雅典为他提供一个港口，他帮助雅典人恢复民主制。亲罗马的商业阶级听到了风声，纷纷逃离城市。民主制正式重建起来，城里一片狂欢的场景——以及一片更疯狂的屠杀场景。在雅典爆发的阶级战争中，一个新政府诞生了，它发誓将捍卫城市的古老秩序和传统。到底是雅典，连革命也是一个叫亚里斯提昂（Aristion）的哲学家领导的。他不同意波西德尼乌斯对罗马的正面认识，两人曾多次辩论。由于意大利正忙于国内战争，雅典又有米特拉达特斯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友，亚里斯提昂不太担心罗马人会找麻烦。欣喜若狂的雅典人觉得，他们的独立和民主都很稳固。这时候，公元前87年春，苏拉在希腊登陆了。
他直接去了雅典。突然之间，雅典城外出现了五个复仇军团，由罗马最冷酷无情的将军率领。噩梦降临了，亚里斯提昂采取的唯一措施是写了一些粗俗的歌曲，讽刺苏拉的脸，把它比作燕麦片与紫桑葚的混合物，让雅典人在城墙上唱个不停。他自己也叫嚷着，用猥亵的顺口溜讥笑苏拉和他的妻子，夸张地做着手势。对此，波西德尼乌斯尖刻地评论道：“永远不要把剑交给孩子。”9
对这种喜剧表演，苏拉的忍耐力有限，也开始回骂亚里斯提昂。他还命令士兵们，砍伐以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教学的小树林，建造围城器械。后来，雅典的求和使团来了，像他们一贯做的那样，夸夸其谈地讲起这座城市的光荣历史。苏拉做个手势，打断了他们，“罗马不是派我来听古代历史的”。10他把使团打发回去，困饿他们到吃煮熟的鞋皮的地步。文化首都雅典饿得只剩最后一口气。
攻占这个城市后，苏拉放纵他的军团大肆抢劫和杀戮。许多人自杀了。雅典人很清楚以前的科林斯的命运，担心他们的城市也被毁掉。破坏的确很严重：港口完全毁灭了，雅典卫城遭到劫掠；参加民主政府的人都被处死；他们的支持者被剥夺了选举权。还好，苏拉没把城市一把火烧光。他对历史不屑一顾，此时却毫不脸红地宣布，他饶恕这个城市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甚至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鲜血仍在不停地从城市流向郊外。
灾难一开始，商人们便逃进了苏拉的怀抱。他们组建了新政府。雅典再无一丝独立和繁荣的痕迹，他们几乎是手脚并用地进了这个废墟一片的城市。罗马的统治很快确立起来，而苏拉已经从雅典向北方进军，遭遇并打败两支米特拉达特斯派到希腊的军队。不久以后，两人会了面。米特拉达特斯知道游戏已经结束，急于回去巩固自己的王国，苏拉也担心他在意大利的敌人，两人都不想再打下去。停战协议达成了，米特拉达特斯放弃部分进攻性的军事实力，让出征服的一切地区。苏拉轻易地放走了这个杀害八万意大利人的凶手。以前，从未有人在与共和国对阵后，能不受惩罚地撤退。尽管受到了一些打击，米特拉达特斯仍是本都国王。罗马早晚会后悔没有彻底消灭他。
苏拉的报复指向可怜的希腊人。在亚洲行省，罗马人的统治迅速恢复了。对于死去的那么多意大利人，苏拉没有为他们向米特拉达特斯讨个说法，却把矛头对准了行省人。他强迫城市提前支付五年的赋税，承担全部战争花费，负担派去镇压他们的要塞士兵的费用。就这样，苏拉还希望人们说他宽宏大量。公元前84年，苏拉带着大批贡物回到了希腊。现在，雅典人没有能力反抗了，苏拉也可以表现他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了——以胜利的罗马将军惯用的方式偷窃它们。宙斯神庙的柱子被拉倒了，准备运到罗马。苏拉把运动员召集起来，作为他胜利的展览品，使得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没有什么明星运动员，只剩下赛跑还能看看。苏拉最得意的是对雅典图书馆的劫掠，他将全部藏品一扫而空。今后谁再想研究亚里士多德，他得到罗马去。苏拉愉快地报复了希腊哲学。
这还不算完，苏拉还有新的报复目标。在给元老院的一封信中，苏拉骄傲地指出，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他赢回了米特拉达特斯吞并的一切，希腊和亚洲重新承认了罗马的霸权。这正是苏拉自命不凡的语气，但他已经不能代表共和国了。他在罗马建立的政府已经倒台，他本人被缺席判处死刑，他的家产被毁，他的家人正在逃亡中。苏拉决不会容忍这样的侮辱，劫后的东方没有人不相信这一点。希腊已经驯服，他要回家了。苏拉依然深信自己的运气和维纳斯的保佑，准备带着军团报复家乡的城市。
罗马又一次颤抖着等待苏拉的到来。
4主人归来
卷土重来的苏拉
公元前83年7月6日，古老的朱庇特神庙被闪电击中。它曾是罗马最大、最神圣的建筑，耸立在卡匹托尔山顶上。在金饰的屋顶下，在由雕像和盾牌组成的战利品的环绕下，罗马守护神的宝座端立其中。遥远的王政时期，人们在开挖神庙地基时，曾发现了一颗人头。占星师被召来，要他们做出解释。他们说，这意味着将来罗马要做世界的头。因此，谁会否认正是朱庇特神引导着共和国走向辉煌的呢？毫不奇怪，每年元老院的第一次会议都选在朱庇特的圣所举行。这是罗马人力量的神圣源泉。
但现在，朱庇特决定用雷电毁掉他的神庙，显然不是个好兆头。不用去翻阅西比尔的书了，它们也被雷火烧掉了。可是，神为什么发怒？人群聚集来观看这场灾难时，火苗仍在翻腾着，烟雾笼罩着罗马广场。广场位于罗马的中心，从众神之山卡匹托尔开始，向前延伸到权力之山帕拉提尼。广场和竞技场（theCircus）是城墙内的两块大开阔地，罗马公民可以在这里自由集会。最近一些年里，广场逐渐变得浮华，小商贩不见了，奢侈品商店取代了他们。尽管如此，自古代以来，它一直是罗马人团结的最好象征。起初，这里是一片沼泽地，人们把水排干，为周边山上的军事部落开辟一个聚会场所。那是罗马人第一次学习以公民身份处理他们的事务。和这个城市一样，广场杂乱地混合了相互矛盾的纪念物，既是共和国历史的见证，又是城市生活的中心。律师为他们的案子辩护，银行家谈判贷款，灶神的贞女们（VestalVirgins）照料神的香火。所有人都喜欢在这里闲谈，或者仅仅露露面。不过在广场，最重要的还是政治。看过被毁坏的朱庇特神庙后，人群习惯性地来到卡匹托尔山脚下。这儿是举行平民会议（Comitium）的地方，公民们经常聚集起来，聆听讲坛（Rostra）上演说家的演讲。讲坛是罗马特有的弯状演讲台，由很久以前的被俘战船的船首制成。紧挨着讲坛的是库里亚（Curia），也就是元老院。稍南有卡斯托耳和波卢克斯（CastorandPollux，宙斯的双生子）的神庙，在庙前，保民官召集人群，就法案进行辩论和投票。沿着这些建筑及开阔地形成一条轴线，它是共和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是罗马对公民自由及其价值观最雄辩的表达。现在，卡匹托尔山上发出可怕的大火，将下面的广场染出一片愤怒的红色。对，就是红色，玛耳斯神（Mars）的颜色，战争与杀戮之神的颜色。
后来，苏拉说女战神贝娄娜（Bellona）事先对他发出过警告。登陆意大利不久，他的一个奴隶陷入一阵先知般的恍惚，预言说如苏拉不能迅速取胜，卡匹托尔山将被大火毁灭。苏拉虽然迷信，但这不妨碍他对宣传的精通。故事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给对手的事业蒙上一层阴影。它提醒着公众苏拉离开意大利前的一件事。当时他拉着秦纳，来到卡匹托尔山，让他发誓不在苏拉离开时攻击他。秦纳很快食言了。于是对苏拉来说，卡匹托尔山上的大火就成了神赐的礼物。从此以后，在策划报复行动时，苏拉便能宣称这也是神的意愿。
事实上，最初秦纳食言是出于自卫，而不是背叛。苏拉进军希腊了，留在身后的是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对立的派别一次次陷入越来越严酷的暴力冲突之中。意大利人的选举权是长期未能解决的棘手问题，公元前87年的两位执政官就此展开了公开争论，继而公开开战。秦纳被他的执政官同事奥克塔维乌斯赶出了罗马，急于寻机找回场子。他迈出的第一步是耍起讨好献媚的魔术，说动了扎营诺拉的军团。就在一年里，军团第二次撤围诺拉，进军罗马。秦纳还找了其他盟友。结果，最可怕的还不是他带来的军团，而是新盟友的名字。盖乌斯·马略被流放到了非洲，在迦太基的废墟中蜷缩了好几个月，现在又回来了。
在意大利赶路时，马略召集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私人军队。与秦纳的军团会合后，他们一起赶往罗马，轻易地拿下了这个城市。狂怒的马略对敌人进行了血腥清洗。奥克塔维乌斯不愿逃跑，在执政官椅子上被斩首了。他的脑袋被送给秦纳，后者得意地将它展示在讲坛上。其他对手马略或流放，或用残忍的手段杀掉。他的奴隶军在城里横冲直撞，与此同时，马略也第七次当选执政官——他老早就预言会有这么一次。上台后的马略晚上老做噩梦，还无节制地酗酒。两周后，他就死了。
秦纳成为帝国唯一的领袖。怀着强势人物对传统的蔑视，连续三年，他留在执政官的职位上，等着苏拉回来。公元前84年，苏拉准备入侵意大利。秦纳决定先发制人，在希腊打击苏拉。这一次，执政官蛊惑军营的花言巧语不起作用了，他的军队发生兵变，混乱中秦纳被杀了。绝大部分罗马人都畏惧苏拉久经战阵的军团。他们可能觉得，由于秦纳的死，和平还有最后的机会。然而，苏拉傲慢地拒绝了元老院的中间派提出的建议，根本不考虑和解。虽然失去了秦纳，马略派还是牢牢控制着政权。两边都打起精神，开始殊死决斗。马略将自己的血仇传给了儿子。后者是一个有名的漂亮花花公子，但他的生活方式没有妨碍他继承对父亲大敌的仇恨。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起火时，小马略冲了进去。不是冲向神像，不是冲向西比尔的预言书，向他神庙的财宝冲去，那是招募更多军队所需要的。几个月后，年仅26岁的他当选为公元前82年的执政官。
如今，人们对宪法的滥用成了常规。元老们的野心已被秦纳及其同伙压制多年，现在，看着一个毛头小子带着他的侍从官保镖，趾高气扬地走在广场上，元老们只能干生气。他们不喜欢马略派，但其对立面也很难引起他们的好感，无论是笼罩在苏拉身上的邪恶预言，还是他长期的暴力记录，都影响着他们对苏拉的看法。返回意大利后，苏拉没有引发大规模的骚乱，人们不相信他关于要恢复共和国的说法。他的军队被阻挡在通往罗马的道路上，无法突破。
不过，苏拉也不再是军方人士眼中的异类。回想公元前88年，他第一次进军罗马时，只有一名军官追随他。但最近五年来，他身边跟着大批贵族，其中很多身负与马略派的血仇，想寻机报复。最典型的是马尔库斯·里基尼乌斯·克拉苏（MarcusLiciniusCrassus）。他出身于罗马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其父曾领导反对马略派，后失败被杀。随之而来的清洗中，他的哥哥死了，家族的财产失去了。这些家产可能非常可观，因为他父亲不仅有着辉煌的政治生涯，对进出口贸易也很有兴趣。家族“富人”的外号不是白叫的，克拉苏继承了父亲的观点，认为财富是权力的牢固基础。后来，他提出一种臭名昭著的观点，说除非一个男人养得起一支私人军队，否则不可能有很多钱。1这是基于他年轻时的经历做出的判断。为逃避杀他父亲的凶手，克拉苏去了西班牙。他父亲曾担任那里的总督，获利丰厚。甚至在海边一个偏僻的地方躲藏时，这个逃亡者也维持着奢华的生活，让随从往他藏身的山洞送食物和年轻的女奴。几个月后，秦纳的死讯传来，克拉苏大着胆子想收回家产。虽然只是一个平民，他却迈出了前所未闻的一步，招募了一支私人军队，达2500人之多。他带着这支军队在地中海转悠，跟各种反马略派别接触，试图达成联盟。最终他去了希腊，把赌注压在苏拉身上。毫不奇怪，苏拉欢迎带着军队投奔的新入伙者。
然而，最热烈的欢迎留给了一个比克拉苏更年轻、更有魅力的将领。此时，苏拉已渡海来到意大利，正向北方进发。有消息传来，说又有人拉起一支私人军队，表示站在苏拉一边，正往南方赶来准备与他会合。由于路上有马略派军队把守，苏拉担心这支援军会被消灭，加快了行军速度去解救他们。这时又有消息传来，初出茅庐的小将连续打了几个胜仗，赶走了执政官的一支军队。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形在前方等待苏拉，武器闪闪发亮，脸上因胜利而洋溢着兴奋的神情。苏拉很吃惊。走近小将军的营帐时，苏拉下了马。一个长着满头金色卷发的年轻人站在那里，从侧面看有点像亚历山大。他向苏拉欢呼：“大将军（Imperator）。”苏拉也用“大将军”招呼他。“大将军”是一种荣誉称号，通常杰出的军人多年后才能获得。这一年，格奈乌斯·庞培（GnaeusPompeius）刚满23岁。
一个早熟的自大狂，自我吹嘘的天才，对成功常表现出孩子似的洋洋自得——这是人们对新星庞培的描述。苏拉的开通有点难以理解，从一开始就很纵容这个新门徒的自负和虚荣。他有自己的评价方式。只要有助于确保庞培支持自己，苏拉很乐意恭维他，而庞培担得起也需要有人奉承。从墙头草父亲“斜眼”庞培那里，他继承的不仅有意大利最大的一笔产业，也包括见风使舵的敏锐嗅觉。与克拉苏不同，他同马略阵营没有家仇。投奔苏拉前，人们曾在秦纳营帐的周围看到他。显然，秦纳军的崩溃和兵变让他明白，支持苏拉是更好的选择。庞培一直有嗅出最好机会的本领。
内战改变了政治游戏的法则，这一点他与克拉苏都意识到了。对年轻一代中最冷酷无情的、头脑最清楚的那些人来说，超越父辈们的绝好机会就摆在面前。苏拉把小马略视为最大的敌人，曾哀叹他在变老，而对手却更年轻了。其实，他的支持者也一样。庞培特别突出。他显得毫不在意地率领着一支军队，就像学龄儿童在摆弄玩具。罗马人一向认为年轻人的热情既疯狂又危险，需要用纪律驯服他们，但庞培早就是脱缰的野马了。敌人对他的评价是“少年屠夫（Adulescentuluscarnifex）”。2在迄今为止的短暂生涯中，没有人强迫他了解传统和法律，庞培杀戮时对它们毫不在乎。
当然，苏拉本应该能约束他的，但这个榜样本身就很残暴，甚至比“少年屠夫”更嗜血。他挑逗萨谟奈人发动最后一场起义，逮着机会对他们大开杀戒，还把自己装扮成罗马的保护者而不是一个军阀。又一次，萨谟奈和坎帕尼亚遭到无情的劫掠；又一次——历史上最后一次，萨谟奈人捆扎好耀眼的铠甲和高顶头盔，走进平原。内战一开始，他们就加入了马略的阵营。公元前83年，内战已进行了一年，两个执政官一个逃到非洲，另一个小马略被困在山城普拉内斯特（Praeneste）。山城位于罗马东边25英里处。萨谟奈人凭空预想着同苏拉的战事，先是打算去解救马略，突然又想到后方的罗马无人守卫，于是急忙掉头往首都去。苏拉惊讶地看着这一幕，率兵拼命地追赶。罗马的城墙进入视线时，萨谟奈人的指挥官命令毁掉这座城市。“那些凶残的狼野蛮地剥夺意大利的自由。若不先把树林毁掉，怎能指望消灭它们呢？”3他叫喊道。萨谟奈人开始在克里内门（CollineGate）前集结，耳边传来城市中惊恐的妇女的哭声。就在这个时候，苏拉赶来了。中午时分，骑兵的前锋开始骚扰敌人的阵线；下午晚些时候，苏拉不顾副手们的劝阻，将疲惫不堪的部队投入战斗。整个夜晚双方都在激战，胜负之势变幻莫测。克拉苏粉碎了萨谟奈人的左翼，但苏拉的阵线也被突破，军队被危险地挤压向城门。然而苏拉的好运气还在。他向一直保佑着他的众神祷告，然后集合起他的人马。黎明时，克拉苏得手的消息传来，苏拉终于胜利了。
克里内门血战意义重大，他的敌人再没有军队同他对抗。把萨谟奈人的俘虏收拢后，苏拉成了罗马绝对的、毫无争议的主人。
幸运儿苏拉
在克里内门抓到的俘虏有3000人。后来，又有3000萨谟奈人的后备军投降了，苏拉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走出堡垒后，他们立刻被集中起来，与别的萨谟奈俘虏一起关在马修斯大校场（CampusMartius）。校场坐落在城北的一块平原上。即使在战败之后，他们也不能留在罗马城内。
苏拉的谨慎很有些讽刺意味。在公元前88年以前，只有凯旋的公民能够携带武器进城，除此之外，罗马一直是军人的禁区。正是苏拉本人在公元前88年打破了这一禁忌。追溯到王政时代，进行战争准备的罗马公民最初就是先集中在马修斯大校场——玛耳斯平原（thePlainofMars），宣誓后成为军人的。在这里，他们是根据各自拥有的财产和地位组织起来的。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和平年代，公民们都必须清楚他们的位置。最上层是那些买得起马匹的人，他们组成了骑士团（equites）；骑士阶层之下是五个步兵阶层；最下层是无产者，他们穷得连投石器和石弹都买不起。这七个阶层再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即“百人队（centuries）”，使罗马人能够更细致地区别不同的社会地位。即使在“阶级”和“百人队”不再是军队基础之后很久，他们依旧没有放弃这一如此令人满意的体系，相反，它一直是罗马政治生活的核心所在。
很自然，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公民不想沿着阶梯往上爬。阶梯越靠上越陡峭。越过一层后，罗马人总是发现前面的风光更诱人。比如说，挤进骑士阶层后，他们觉得距离元老院席位不远了；成为元老后，行政官职又映入眼帘：司法官乃至执政官。在共和国，公民最重视的是被选举权和竞选获胜的机会，他们典型的失败标志则是丧失继承自父亲的地位。
广阔的大校场上只有很少人工建筑，其中最大的是一个围场，里面全是栅栏和过道，就像养殖牲畜的那种围场一样。它被称为“奥维里（Ovile）”，意思是“羊圈”。罗马人在这里举行行政官选举。不同阵营的选民沿着不同的过道进入，体现着共和国热衷于精致和复杂性的特征。阵营的组合随选举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选举保民官时，选民就是按照部族划分的。这种做法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几个世纪来，随着共和国的扩张和变革，它们也以典型的罗马人方式扭曲着、变动着。接纳意大利人后，大批新公民的加入重新组合了不同的阵营。名义上，每个部族的每个人都有选举权，但需要他们亲自去“羊圈”投票；外地人中，最有钱的那部分才能去罗马行使权利，因此，实际的后果还是偏向了富人。大多数罗马人对此并不在意，毕竟，对共和国做出贡献最大的还是富人。这样，人们认可了富人的意见占有最重分量的事实。不对等的选举权是罗马等级秩序的又一表现。
在最高级别的行政官选举中，上述原则表达得最清晰。这种时候，阶级和百人队的原始功能回光返照般保留着。他们聚集起来投票选举执政官，其方式如同老祖宗集结上战场一样。在王政时代，军号在黎明时分吹响，召唤人们去校场；如果台伯河那边的亚尼库鲁山（JaniculumHill）上红旗招展，人们便知道没有危险，没有发现敌人。而在选举时，公民们如行军时一样排好队，富人在前面，穷人在后面。这意味着首先进入“羊圈”的是上层阶级。当然，这不是他们的唯一特权。事实上，他们的选票占了极大的分量，往往能决定一场选举的结果。其他的阶级即使来投票，也改变不了什么。不仅他们的票数只占骑士阶层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还不情愿来“羊圈”。花上一天时间在这里排队，又没有经济补偿，大多数穷人觉得不划算，不如去干点别的什么。骑士阶层当然没意见。
即便如此，对那些有能力参加选举的人来说，选举日的紧张局面仍是罗马公共社会中最刺激的。穿着醒目白色长袍的候选人，挤来挤去的支持者，乱哄哄的叫喊声、嘲笑声，交汇出这个特别时刻的特别气氛。到很晚的时候，选举组织者才能宣布结果。当选人受到人们的热烈欢呼，兴奋的人群护送着他们从“羊圈”回到首都。大部分投票人会一直等候着这个高潮时刻。如果天很热，在人群带起的灰蒙蒙尘土中等上一天可是需要耐力的。“羊圈”没有什么便民设施，大部分疲惫的选民会去“公共别墅”（VillaPublica）。它在快到“羊圈”的路上，是一处带有围墙的公共建筑。选民在这里闲谈、娱乐，躲避着炎炎烈日。
克里内门战斗结束后，苏拉把萨谟奈俘虏关在“公共别墅”里。它的中央是一个两层的四方接待厅，装饰得富丽堂皇，看起来并不适合用作战俘们的监牢。四处的雕像和壁画美轮美奂，显示了它在共和国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公共别墅”是维持和监察罗马社会等级秩序的地方。每过五年，公民都要来这里登记。他得提供自己和妻子的姓名，孩子的数目，他的房地产和财产——从奴隶数、现金到妻子的珠宝和衣服。政府有权知道一切，罗马人相信甚至连“个人的口味和食量都应该登记在册”。4正是无所不包的情报提供了共和国的坚实基础。阶级、百人队和部族等将公民分门别类，人口调查又进一步明确了这些界限。书记员登记、整理原始资料，送给两位监察官（censorship）审查，后者据此决定提拔还是贬抑某个公民。他们在罗马最受尊崇，甚至超过了执政官，被认为是政治生涯所能达到的顶峰。监察官的职责非常敏感，只有地位最高、名声最好的公民才有资格担任。他们的职权关系着共和国的根本，他们的判断影响着共和国的命运。几乎没有罗马人怀疑，如果监察职责不能充分地运作，整个社会结构都将坍塌。无怪乎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和平的主宰和卫士”。5
借对关押战俘之处的选择，苏拉冷酷地展示了他的玩世不恭。更玩世不恭的还在后面。贝娄娜神庙在卡匹托尔山下，在那儿可以听到从“公共别墅”发出的声音。苏拉命令元老们到贝娄娜神庙见他。匆忙赶来的路上，元老们或许会向山顶上朱庇特神庙的废墟扫上一眼。贝娄娜曾警示苏拉，或者他迅速获胜，或者卡匹托尔将遭到毁灭。召见元老的地方干脆地提醒人们，苏拉是众神的宠儿，是被派来拯救罗马的。这层含义已经很清楚，不久，血腥的事实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苏拉发表了演讲，描述他对米特拉达特斯的胜利。元老们的耳边传来萨谟奈战俘的惨叫声。苏拉显得很不在意，继续对元老们讲着。最后他停了下来，要元老们别分心，注意听他讲。“一些罪犯正在受惩罚，”他轻描淡写地说，“不用担心，是我下的命令。”6
屠杀很彻底，死尸在逼仄的杀戮现场一层层堆得老高。一切结束后，尸体立即被拖过大校场，扔进了台伯河。大量尸体拥塞在河岸和桥下，“最后台伯河在蓝色的海面冲出一条血带”。7“公共别墅”里的一片狼藉很难清除。三年前，这里还进行了人口调查，完成了资料卷册的整理；如今，这里散发着刺鼻的血腥。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令人震惊：苏拉做事很少不先考虑后果。借着血洗“公共别墅”一事，苏拉戏剧性地暗示，他准备给共和国动动手术。如果人口调查是不合法的，那么，由人口调查的结果确定的地位和声望秩序也一样。共和国的古老根基动摇了，已接近崩溃的边缘。苏拉是神派来做补救的，他将不惜代价，不管流多少人的血。
迷信加上赤裸裸的武力炫耀，这正是典型的苏拉风格。没有一个元老打算愚蠢地阻止他。哪怕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也别无选择，不得不承认他的空前胜利。对苏拉来说，成功从来就是幸运儿的最好证据。这也是他贬低自己、抬高克拉苏在克里内门战斗中作用的原因。不是因为诚实，恰恰相反，他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幸运儿，一个注定要成功的人。对此，古代的作家很迷惑，不知道该归之于虔诚还是玩世不恭。其实，两者和谐地共存于苏拉身上。之所以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众神，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想把自己洗刷干净，共和国的不幸不是他造成的，虽然他是第一个进军罗马的人，虽然他引发的“战火和杀戮”8给意大利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什么他要发掘马略的骨灰，撒进阿尼奥河（theRiverAnio）？不仅是小小的报复，它也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宣传。他曾与马略进行长期的生死搏斗，将共和国带进十分危险的境地。苏拉说，他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只有这样，苏拉才能给抓在手中的权力编织出合法性。马略也是这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马略已经有些精神错乱、行事乖张，但还是很注意给第七次当选执政官披上尽管是支离破碎的合法的外衣。苏拉干得更精明些。他很清楚，他不可能给无限期担任行政官一事找到任何借口。如果他想给权力披上伪装，他得另起炉灶。
着手这件事前，苏拉首先需要确保自己的胜利。他离开了罗马，领兵进攻附近的山城普来内斯特。那是马略派的最后堡垒。还在路上时，消息便已经传来：山城投降了，马略的儿子死了。罗马没有执政官了。共和国两个首脑都毁在苏拉手中，从宪法的角度看，他的地位显得很不正常。自大的苏拉对此毫不在乎。借着敌人的鲜血，他给自己加上菲力克斯（Felix）的称号，意为“一个幸运的人”。私下里，谁都喜欢这个称号，但苏拉公开地这么说自己。他借此告诉人们，他的统治不需要聚集在“羊圈”里的选民批准。运气带给苏拉权力，运气——著名的苏拉运气——也将把共和国从废墟中解救出来。在这之前，在共和国的制度恢复之前，罗马的主人是“命运（Fortune）”。
命运的统治将是野蛮的。打倒高贵者，抬升卑微者，这是命运所爱好的事。在共和国，它也是这么干的。然而，罗马的体制虽经历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却拒绝太大的变动。希腊人的城市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大规模杀害政治对手，剥夺他们的财产。这不是罗马人所熟悉的做法。苏拉曾经攻略雅典，推翻一个精通这种手段的政权。现在，苏拉又拿下了罗马，打算在这里模仿他推翻的那个政权。作为希腊学校的雅典有许多出众之处，它的政治恐怖实践就很能给人以启发。
“公共别墅”的萨谟奈人遭屠杀时，死亡小组已开始在整个罗马搜寻猎物。苏拉让他们放手大干。屠杀很血腥，甚至连他已习惯杀戮的支持者也大为震惊。一个大胆的部下问苏拉，凶手们何时才会受到约束。他说，至少“给我们一个名单，告诉我们你要惩罚哪些人”。9苏拉的合作态度充满讽刺意味，真的在广场贴出一个名单，列上了马略派的所有重要人物。他们被宣判死刑，财产充公，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不得担任公职；帮助他们的人也将被判死刑。一大批罗马的政治精英面临灭亡的命运。
名单还在陆续贴出，可能有数千人之多。作为对罗马人口调查的荒唐模仿，一些跟马略派毫无瓜葛的人也被列入名单，仅仅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让人眼红。不定什么时候，聚集在讲坛前的人就会发现自己也榜上有名。现在，别墅、舒适的花园、游泳池都成了杀人的理由。到处都是为赏金而奔波的人。他们把割下的人头送回罗马，经苏拉检验后，领取相应的报酬。对一些特别重要的人物，他把首级做成标本，作为战利品陈列在家里。
这种恐怖做法很容易被滥用。克拉苏可能是从中获利最多的人。他自己的家产就曾被充公，在这方面嗅觉敏锐。由于在克里内门救过苏拉，此时的克拉苏不可一世，巧取豪夺各种奇珍和房产。最终，当克拉苏过分地将一个无辜的巨富加进剥夺公职者名单时，苏拉失去了耐心。两人的关系无可挽回地恶化了。失宠于苏拉的克拉苏已富得流油，对此并不在乎。
对精通战略的苏拉来说，同盟友交恶也是一种策略。通过对克拉苏的公开压制，苏拉表明自己不顾个人利益，一切所作所为，包括血洗意大利，都是为了共和国。他夸张地表示震惊于克拉苏的贪婪，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苏拉总是打压敌人、抬升朋友，而现在的克拉苏已拥有惊人的权势，野心又大，不甘做任何人的附庸。苏拉只奖赏对自己没有威胁的人，经常以极低的价格向他们出售房产。他的政策显而易见，毁灭敌人和让部下致富是一体的。“在把他的追随者都喂饱之前，苏拉是不会停止屠杀的。”10
尽管苏拉很慷慨，但从中获利最大的人还是他自己。从前，他曾穷到栖身贫民窟的廉价出租屋的地步，如今，他是罗马有史以来最富裕的人。有位元老被宣布死刑后，躲到一个人的家里。碰巧，这个自由人以前是苏拉的奴隶，跟苏拉睡过同一间出租屋。他被带到苏拉面前定罪，两人都立刻认出了对方。被拖出去执行死刑时，他冲着苏拉叫喊，说他们从前一样落魄。这种讥讽是自卫性的，但苏拉有别的解释。还有什么能更好地显示他的成就呢？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呢？
独裁者苏拉
毁灭之外，苏拉的目标也包括建设。罗马全城都在流血的时候，他已大声宣告将彻底恢复共和国。苏拉一贯如此，冰冷信念的另一面是机会主义。他曾积极地投身于战争和革命，而这些经历竟丝毫没有改变他骨子里的保守性。对于革新，苏拉持有贵族式根深蒂固的厌恶。面对罗马的危机，他根本不打算实施某种全新的专制模式，而把目光转向了过去。
最要紧的是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虽然敌人都已被放逐，他仍拒绝通过选举获得合法性。幸运的是，他可以便当地依循前例。早期共和国史上有这样的先例，不经选举就把绝对权力赋予一个公民。那是在特别危急的时期，执政官的权力被搁置起来，另选一位行政官全面负责。苏拉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职位。尽管它已经很久没出现过，但他觉得没什么大碍。借助强烈的威胁性暗示，苏拉劝说元老院恢复这个年代久远的职位，提名他来担任。由此，苏拉的权力不仅合法化了，还蒙上了一层传统的色彩。总而言之，对真心为共和国着想的独裁官，罗马人怎么会不放心呢？
事实上，人们对独裁官总是心存疑虑。执政官由两个地位相当的人担任，独裁官则把两人的权力集于一身。这个职位内在地与共和国的理念冲突。它被那么久地搁置起来，原因正在于此。即使在汉尼拔战争的艰苦岁月，独裁官的任期也非常短，有明确的期限。如未经调和的酒一样，独裁官一职既醉人又危险。酒和权力都是苏拉的最爱，他自负地认为，他的头脑对付这两样都没问题。苏拉拒绝接受一个期限。他打算一直担任着，直到共和国体制得以“修正”。11这意味着什么时候结束任期要由他来决断。
每个执政官的侍从队有12人；苏拉有24人。他们肩上扛着的不仅是法西斯（棍棒束），还在棍棒束中夹了一柄斧子，象征执政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由此传达的信息很清楚：苏拉跟他的行政官同僚的地位不一样。人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在被提名独裁官不久，苏拉命令进行执政官选举。两个候选人都是他定的。他的一位将军是攻取普来内斯特的战争英雄，也想参加竞选。苏拉警告他别掺和，被拒绝了。他在广场上被公开杀害。苏拉比任何人都了解战争英雄的危险性。
这件事是对整个苏拉改革计划的讽刺。作为独裁官，苏拉给自己设定了任务，保证将来不再有人做他曾做过的事，不再有人像他那样领兵进军罗马。不知道苏拉是否把这看作一个悖论。他没完没了地发动宣传，在内战爆发原因的问题上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果真如此的话，毛病出在哪里？他还宣扬说，是野心误导着马略和苏尔皮基乌斯，陷共和国于危险境地；果真如此的话，共和国的体制本身已经腐败了，否则他们怎么能爬上高位？苏拉是个真正的罗马人，头脑里没有这种概念：想要成为最好的欲望也可能导致犯罪。对同胞们固有的追求荣誉的热望，苏拉从未动过压制的念头。他的目标是引导它们，使其服务于罗马的更大光荣，而不是分裂共和国。
对共和国体制所包含的复杂性、含混性和矛盾的地方，苏拉异常恼怒。他把它们说成是漏洞，竭力想要弥补。不能再给某个马略以可乘之机，相反，野心将受到严格的限定；不达到一定年龄的人，不得担任行政官。二十多岁的时候，苏拉忙着追求女人；现在，有机会歧视那些少年成名者，苏拉一定很高兴。
他立法规定，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不得竞选任何一级行政官。在罗马，最低级的行政官是会计官，任期一年，是高级行政官的助手，还得向他学习经验。有些会计官可能会有一些独立的职责，掌管共和国的财政，也借机熟悉权力的纪律和责任。这种训练很重要。等担任过会计官的公民到了39岁，他便有资格竞选尊贵的司法官。司法官任期也是一年，地位仅次于执政官，拥有广泛的职权。他不仅执掌共和国的法律事务，还有权召集元老院会议，主持元老院辩论。然而，由于苏拉的新规定，司法官职位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它是通往执政官一职的必经之路；后者仍是罗马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自古以来，担任执政官的都只有极少数一些人，而苏拉改革的意图是确保未来的执政官配得上他的位置，避免再发生小马略那样的丑闻。从会计官到司法官再到执政官，没有捷径可走。
这项立法的明显后果是中年人特别受重视，倒是符合罗马人的基本倾向。他们认为政治家应该是中年人。希腊的统治者或许会把自己描绘得更年轻，而共和国欣赏的肖像是皱纹、稀疏的头发、低垂的下颚。罗马的传统统治机构元老院（Senate）一词源于“老人（senx）”，元老喜欢用“父亲”的称号抬升自己，这些并非巧合。保守派都珍视这样的观点：如果统治机构中多一些有经验、有智慧的人，不负责任的年轻人和穷人便无法胡来。在共和国的神话中，是元老院指导着罗马走向辉煌，战胜汉尼拔，赶走国王，征服世界。苏拉把恢复元老院的权威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虽然一有机会他就把元老院踩在脚下。
修复工作很紧迫。内战和公敌宣告把这个庄严的机构弄得满目疮痍，人数从300降到仅100左右。苏拉对此有很大责任。现在，他异常勤勉地擢升新人，使元老院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来自各界的骑士们被匆忙塞进元老院，有商人、意大利人、抢劫致富的军官等。与此同时，在元老院内爬升的路子也更宽了。根据苏拉的改革，对司法官资格，每年提供的数量从6个增至8个，会计官从8个增至20个，显然是要确保能定期给权力最高层输进新鲜血液。毫不奇怪，老贵族们对新举措深感震惊。不过，势利的罗马人有办法让新人守规矩。元老们和共和国的每个人一样，遵守铁的等级秩序原则。由于用地位级别决定发言的次序，资历浅的元老几乎没有机会说话。其结果是，即使某个人经常指摘元老院，一旦他成了元老，就立刻变哑巴了。苏拉尽管以对敌人残酷无情著称，此时也认为最好把某些对手收买过来。
当然，仍存在一些苏拉管不到的地方。下层民众的愿望为苏拉所蔑视；代表他们愿望的人则为苏拉所痛恨。他建立了元老院的权力，但报复性地大大削弱了保民官一职。他的深仇大恨都源于后者。苏拉从未忘记，苏尔皮基乌斯就担任过保民官。出于个人的恩怨，一次又一次地，苏拉设法限制保民官的权力。为使后者不再像苏尔皮基乌斯那样，提出攻击执政官的提案，苏拉干脆取消了保民官提出法案的权力。他还堵塞了从保民官一职往上爬的通道，使它失去了对潜在的麻烦制造者的吸引力。苏拉巧妙地发出威胁，禁止担任保民官一职的人争取别的行政官职务。会计官和司法官或许仍然梦想能当上执政官，但不再考虑保民官，它没有前途。苏拉一向热爱报复。
就这样，共和国体制的一个古老支柱陷入了困境，连元老院中苏拉的支持者都很吃惊。12以前没人这么干过。独裁官把自己的改革看作是一种修复工作，是要清除混乱。然而混乱正是共和国的特征，苏拉眼见的一切都透着混乱，正如罗马这个城市本身一样。面对挑战，苏拉的一贯做法是迅速地给对方以沉重打击。他很快对城市的格局失去耐心，就像对马略派和保民官失去耐心一样。他命令将古老的城界帕莫里姆往外推，以缓解城市的拥挤。这是罗马史上的第一次。他还冷酷地推倒了神圣但狭窄的元老院建筑，重建一个更大的，以容纳扩大了的新元老院。元老们并不感激他。原来的建筑充满了共和国历史英雄的印迹。直到十多年后，人们还念念不忘，抱怨说新元老院“建筑扩大了，意义缩小了”。13对元老们的不满，苏拉毫不在意。只是在朱庇特神庙的重建一事上，他对神圣传统的尊重才体现出来。神庙虽已被烧毁，但轮廓还在。于是，在原是一片废墟的地方，新的神庙矗立起来，巨大的石柱散发着光彩。那是他从雅典抢来的。古老的地基上竖起新的丰碑，对独裁官苏拉而言，还能有更好的纪念碑吗？
不过，早在雄伟的朱庇特神庙完工以前，苏拉就辞职了。公元前81年底，一天早晨，苏拉突然出现在广场，身边没有侍从队。这个人曾导致大批公民的死亡，超过罗马史上的任何人。现在，他放弃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既不怕国内的人民，也不怕海外的流亡者……苏拉就是这么大胆，这么幸运”。14他的勇气又一次得到证明。苏拉仍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当面指责他的事只有一次。在广场，有个年轻人对他发出嘘声；由于得不到提升，他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嘲弄着苏拉。此外，再没人敢拿苏拉的名字当儿戏。
辞去独裁官后的一年，苏拉是执政官；这以后，他再未担任任何职务。放松下来后，苏拉回到了青年时代的狂野生活。那是他熟悉的生活方式。还是独裁官的时候，苏拉举办过罗马史上最大的宴会，全城人都受到了邀请。街道上响起吱吱的烤肉声，葡萄佳酿从公共喷泉中涌出，直到没有人再吃得进一口肉，喝得进一口酒。最后，大块大块的肉被扔进了台伯河，浪费得一塌糊涂。作为平民，苏拉的宴会私人化多了，毫无顾忌地整日喝酒。尽管爬上了高位，他对朋友一直很忠诚，就像他对敌人一直很无情一样。苏拉的客人包括戏剧演员、舞蹈演员、邋遢的文人等，都曾在被宣告为公敌的那些人家里混饭吃。对没有天分的，苏拉给他们一些钱，不再让他们表演；有天分的则受到特别的珍视，即使他们的最好状态早已逝去。尽管玩世不恭，苏拉仍宠爱一个容光不再的异装癖者，不断地奉承他。“米特罗比乌斯（Metrobius）是个男扮女装的演员，如今已人老珠黄。但苏拉坚持说，他跟过去一样爱他。”15
的确，他不必像马略那样，用肌肉证明自己是个男人。苏拉不去马修斯大校场锻炼。他来到坎帕尼亚的别墅，享受起退休生活。他恢复了共和国，得到的回报是和平。危机结束了。看着他穿上希腊式短袖束腰外衣，与别的游客一起走在那不勒斯的街道上，谁会怀疑好时光已经回来了呢？
然而，无论在罗马，还是在意大利，好时光是在流血中建立起来的。离苏拉的别墅不远就是萨谟奈山区，已没有人烟。在萨谟奈山区的周围，点缀在坎帕尼亚平原的城市依旧破败，还保留着抵抗苏拉大军的痕迹。甚至那不勒斯城也被他的军团攻占过。反叛者的堡垒诺拉被围困近10年后，在公元前80年陷落了。看到其他城市被攻占的惨状，他们奋起勇气，宁死不降。为惩罚诺拉，也为留下一支长期的占领军，苏拉给老兵在这里建立了一块殖民地。类似的殖民地在坎帕尼亚和萨谟奈到处都是。为庆祝在敌人最坚强的堡垒的胜利，苏拉给诺拉起了个羞辱性的新名：“幸运儿的殖民地（ColoniaFalix）”。另一件事给了他更大的乐趣。从他的房子出发，沿海岸走不远就是马略的别墅，像军营一般隆起在海角上。那是老兵马略的荣耀与军事头脑的见证。苏拉将别墅廉价卖给了他的女儿科尼莉亚（Cornelia）。在伤口上再撒把盐是他的信条。
这种冷酷不会被人忘记，不会被人原谅。苏拉向罗马人展示了做专制者的臣民的下场。这既是有益的，又是恐怖的。一经发现，人们就再也忘不掉了。公敌宣告之后，对罗马人追求荣誉的竞争会带来什么极端的后果——不只是对罗马的敌人，也包括它自己的公民——没有人再怀疑。曾经不可想象的事，现在纠缠着每一个人：“苏拉可以，我为什么不行？”16
苏拉后的一代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恰当地评价苏拉：他是体制的拯救者，还是破坏者？尽管做得很糟，为恢复共和国，苏拉还是不辞辛劳地做了很多事情，力图在他之后不再出现独裁官。后世的历史学家见惯了终身专制的事例，觉得要说谁能自愿放弃最高权力，那实在是异想天开。但苏拉就这么做了。难怪同时代的人都觉得他难以理解，自相矛盾。苏拉去世后——可能是因为肝病——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的尸体。一位执政官想国葬，另一位不想给他任何荣誉。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争论，罗马又有爆发骚乱的危险。一大批老兵护送着他们死去的将军，从坎帕尼亚去罗马。罗马人发现自己“惧怕苏拉的军队和他的尸体，就像他还活着一样”。17在马修斯大校场，人们把尸体在巨大的柴堆上放好后，狂风大作，加剧了火势；火葬刚刚结束，天上便下起雨来。
直到最后，苏拉都很幸运。
5渴求名誉
一个贵族的成长
对年轻的罗马贵族来说，生命中充满了机会和陷阱，内战又使两者都大大增加。在苏拉手下，年轻人有望获得以前成年人才会有的成就，其中有些人特别突出。庞培是最耀眼的明星。苏拉开始立法限制少年野心家后，庞培仍未停止自吹自擂。苏拉禁止30岁以下的人担任公职时，他的年轻副手正在非洲作战。庞培打败了那儿的马略死党，被部下欢呼为“伟人（TheGreat）”。庞培是个例外，仍在继续获取荣誉，与他同代的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了。苏拉的密探们既不照顾年轻人，也不关心出身。就这样，由于马略娶了朱利安家族的人，这个古老显赫贵族的后代走上了逃亡之路。他才19岁，其家庭关系本应保证他有光明的前途，现在却不得不躲藏在山区的马棚里，大把贿赂那些为赏金而参加追捕的人。这是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多年后，他牢牢地把无常的命运掌握在手中。与庞培一样，尤利乌斯·恺撒的崛起也在苏拉大权独揽以前。
两人都无愧于他们的教养。罗马人重视磨难，相信金属要打磨才会发光，公民要历经艰辛才能出人头地。恺撒刚出世就被灌输了这种信念。罗马的父母看着自己的新生儿，第一反应不是怜爱，而是吃惊——竟然有这么软弱、无助的东西。“新生儿啊，就像被汹涌的波涛冲到海滩的水手，光着身子躺在地上，说不出一句话，能否幸存下来完全依靠他人。”1对罗马人来说，处在这种状况简直丢人。小孩子太脆弱了，没什么可夸耀的，对他们的表扬最多也就是像个大人。其结果是，至少在现代人看来，古代的传记中存在着难解的空白。读着对共和国大人物的描述，有关他们早期生活的部分最令人扫兴，最不可思议。他们总是在体质上或学识上远胜常人，在这方面，古代的传记非常僵化，既一本正经又千篇一律。童年时，他们总像个小大人，将他们描写成孩子的趣闻逸事极为少见。人物越伟大，有关青少年时期的记录越稀少。恺撒的早期生活干脆一片空白，复原它们主要靠猜测和总结，其难度甚至超过了复原古代历史。然而它值得尝试。像任何一个心理学家那样，罗马人意识到“在生命的最早时期，大自然刻下的印记最清晰”。2童年时代指示着公民的未来。
可是，对这个将来会灭掉共和国的婴幼儿，我们确切地知道什么呢？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出生于公元前100年7月13日，比庞培小6岁，比克拉苏小15岁。各种传统对他也不例外。罗马人并非一出生就自动成为公民的。每个做父亲的都有权拒绝一个新生儿，遗弃不想要的孩子，尤其是女儿。可能刚出生的恺撒还没吃到母乳，他的父亲便把他高高地举起，表示他已被接受了，已是一个罗马人了。九天后他有了名字。家里要进行大扫除，将邪恶的精灵扫地出门。还要依据鸟儿的飞行动作占卜，预测孩子的未来。婴儿恺撒将戴上象征好运的金垂饰（bulla），一直戴到成为公民的时候。
然后就结束了，再找不到成为公民前岁月的只言片语。罗马人缺少专门表示“婴儿”的词，反映了他们的一种认识——再小的孩子也得接受磨炼。新生儿用襁褓紧紧包裹，以塑造他们的体形；他们的面部要接受揉捏和击打；如果是男孩，还要拉扯包皮以使它伸展。根据共和国的老传统和来自希腊的新医学，罗马人构造了一套节食和冷水浴制度。严苛的抚育方式增加了已经很高的婴儿死亡率。据估计，只有2/3的婴儿能活过第一年，活到成熟期的不足一半。小孩死亡是常事，父母们都硬起心肠，不会太伤心。孩子越小，流露的情感越少；他们常说：“如果婴儿在摇篮里死去，不应该悲伤。”3然而，冷淡未必就是无情。在罗马人的墓碑、诗歌和私人通信中，有大量证据证明父母对孩子深沉的爱心。对孩子严厉不是残忍，恰恰相反，越严格的父母对孩子的爱越多。
对恺撒的抚育出了名的严格，他的母亲奥丽莉亚（Aurelia）也因此被后来的罗马人视为父母的榜样。人们甚至说她亲自给孩子哺乳。上流社会的妇女很少这样做，尽管这是她们的责任。这很可耻，因为罗马人都认为乳汁中含有一个女人的特质。既然如此，奴隶的乳汁怎能跟自由的罗马妇女相比呢？由于婴儿交给哺乳期的奴隶抚养，自私的贵族显然损害了孩子的未来。但她们还是这么做了，成为这个堕落时代的一个明证。奥丽莉亚亲自哺育自己的孩子，表明她不向时代的流弊妥协，的确值得骄傲。
这个共和国的模范母亲给孩子断奶后，马上开始了对他们的教育。奥丽莉亚不只盖乌斯一个孩子，还有两个女儿，大朱丽亚和小朱丽亚（JuliaMajorandJuliaMinor）。罗马人认为，女孩和男孩同样要接受训练，内容包括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男孩的身体训练为战争做准备，女孩为生育，但艰苦程度是一样的。对罗马人来说，人的自我意识来自对忍耐力极限的认识。不认清这一点，孩子便没有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
因此，罗马的孩子们很少有时间玩。人们发现，共和国早期的玩具比灭亡前少得多；在后一个时期，训练好公民的压力小多了。即便如此，孩子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也无法阻止他们全身心投入游戏，拿惩罚相威胁也不管用。”4女孩子当然有玩偶；在将来的结婚仪式上，她们要向维纳斯女神敬献玩偶。这是罗马人的传统。男孩子着迷地玩陀螺。说到骰子，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热爱。婚宴上，新郎向孩子们抛撒硬币或坚果，它们便成了孩子们的赌注。以后，在恺撒面临一生最重大的危机时，他谈到了掷骰子。显然，他对这个比喻的喜爱来自孩提时代的经验。不过，即使在玩骰子的时候，严厉的奥丽莉亚也会在一旁看着，因为她时刻关心“端正他的行为，无论他在游戏还是刻苦学习”。5或许就是从母亲那里，恺撒开始练习他最重要的一项技巧，区分可以接受的风险和盲目的赌博。
那么，父亲的影响体现在哪里？恺撒少年时代的记录中缺失的东西更加引人注目。尽管是一个模范母亲，但奥丽莉亚如此严密地监管儿子的成长，有可能冒犯她的丈夫。按照这个时代的水准，罗马妇女所享有的自由或许很突出，但罗马父亲们的权威更加显著。决定重大事务的权力在他手中，有了孩子也一样。即使已经出嫁，女儿仍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儿子不管长多大，不管当上多少次行政官，都要一直追随父亲。罗马父亲的家长作风无人能比。另一方面，像共和国提供的无数事例那样，权力总是连着责任。人口调查时，每个家长都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打算养育子女？每个公民都赋有爱国义务，应尽力为罗马的未来增加人口。父亲还有一项更紧迫的责任，即为家庭增添荣誉。在共和国，地位不能继承，每代人都要重新赢得。如果儿子达不到前辈的地位和成就，女儿不能影响丈夫促进她的父亲和兄弟的利益，都将被视为家庭的奇耻大辱。家长的责任就是想方设法避免这种灾难。和共和国生活的众多方面一样，对儿女的抚育也体现着罗马人对竞争的固执偏好。由此，成功地教育后代，向他们灌输家族荣誉感，鼓励他们积极追求荣誉，这也是足以令一个男人自豪的成就。
恺撒的野心是有朝一日掌管整个共和国。这里肯定有父亲的影响；在罗马，有些东西只能由父亲传授。小盖乌斯最有价值的课程或许不是在母亲脚边学到的，而是当他站在父亲身边时：当父亲招呼政治盟友时，走在广场时，或者在元老宴会上侧耳倾听时。若不能亲身在权力的氛围中呼吸和感受，一个小男孩不可能发展出对共和国多重复杂性的敏锐感觉。恺撒的父亲交际广泛，许多人家的门会为他打开；相应地，他的大门也为别人打开。罗马人对私人空间没有什么概念。在城里，贵族的房子不是退隐的地方，而更像是一个舞台，他在上面表演并接受喝彩；更像是石头上的投影，投射出他希望被人看到的形象。表面看起来，朱利安家族的豪宅被郊区苏布拉（Subura）的小旅馆和贫民窟包围着，远离政治中心；但恺撒的父亲把它变成了令人敬畏的“司令部”。每天，请愿者和受保护的平民（client）挤满了过道。对未来的政治家而言，这层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也是必须掌握的。如果好好把握，被保护人的支持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罗马贵族总是小心照料受他保护的人；他的影响力越大，被吸引来的平民就越多。公元前92年，恺撒的父亲当选为司法官，此后，前呼后拥的随从们表明他是一个重要人物。然而，这种排场能否满足他8岁儿子的愿望？
恺撒的欲望难以满足，即使拿罗马人的标准看也很过分。他总是要求人们按他的显赫身份表现出应有的敬重，不放过一个机会。打小开始，源于维纳斯女神的家族观念便牢牢占据了他的头脑。恺撒家的豪宅就像是朱利安家族的至圣所：门廊设计得像庙宇；正厅四壁挂满家族出过的行政官的蜡制面具，庄重威严，诉说着过去的荣耀。漆线勾勒出的肖像穿越时空，将人的思绪引向一位特洛伊英雄——以及比特洛伊英雄更遥远的时候的女神。这样的场面会给一个孩子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外人想也想得出来。“对一个渴望赢得名声、实践美德的少年来说，还能有比它更壮观的景象吗？”6罗马人把少年人的精神描画成耀眼的火苗。7相应地，如果一座豪宅的继承人不能证明他配得上这份遗产，人们会用唾沫淹死他。“最可怕的事莫过于走近豪宅的人说，‘多么气派的老房子！可惜啊可惜，他的主人不行了，潦倒了。’”8对恺撒来说，比起家族年代已久的荣誉，现在是有些落魄。没错，父亲是司法官，但还不是执政官。无论何时走在广场中，父亲身边都簇拥着一群受保护人，但他不能把全城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甚至在罗马以外的地区也不能。然而有些家族可以。例如庞培家族，虽然是个暴发户，但的确在东意大利某些地区有强大的号召力。血腥、无义的“斜眼”是个模范父亲，庞培识字是从学习赞扬父亲的一篇颂词开始的。至于小时候的恺撒，我们只知道他写过什么，不知道他读过什么。在当时，他的作文主题肯定被认为很有意义，否则不会保留下来。其中的一篇是《赫拉克勒斯颂》。9他是希腊最伟大的英雄，朱庇特神的私生子；他的功绩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名声。另一篇讲的是俄狄浦斯（Oedipus）的故事。
不知道现在的恺撒是怎么认识父亲的。无根据地瞎猜没有意义，但可以肯定，不久他将有担任着更重要角色的榜样。一年司法官期满之后，恺撒的父亲被提名亚洲行省的长官。这是一个令人眼红的职位，不经过一番激烈的幕后争夺是不可能得到的。米特拉达特斯正准备发动入侵，但马略也在争取东方指挥官的职务。姻亲突然获得提升，马略将军是出了力的。后来，先是意大利人起义，随后内战又席卷整个共和国。在此期间，马略一直是他的朱利安亲戚的保护者。就在他去世以前，在他进行残酷报复的第七次执政官任期，马略设法把小恺撒塞进了朱庇特神的祭司之列。只有贵族才能得到这个职位，还得是有空缺的时候——由前任被迫自杀后留下的空缺。由于恺撒才13岁，还不到年龄，职位先给他留着；就这样，小小年纪的恺撒被直接卷入了内战。
公元前84年，恺撒的父亲去世，原因不明。同年，恺撒达到法定的公民年龄，取下了垂饰，换上沉甸甸的成人长袍。执政官秦纳迅速采取行动，正式确认恺撒的祭司资格。马略死后，秦纳成了罗马的权势人物。16岁的恺撒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把女儿科尼利娅许给了他。此时的恺撒已经订婚，但没有哪个年轻人会放弃成为秦纳女婿的机会。在罗马，婚姻从来都是一桩冷冰冰的生意，与爱情无关，最主要的是政治。上流社会的妇女——尤其证明能生育的——是向上爬的赌博中很重要的赌注。由于在出生的时候，人们经常遗弃女孩，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一直是“稀缺资源”。像“婴儿”一样，“老处女”一词也是现代才出现的，在拉丁语中没有对应词。由于父亲们急于从女儿的婚姻中获利，她们成年的年龄一般比男孩早3到4岁。一过12岁生日，女孩子便可能戴上新娘的传统橘红色面纱。如果妻子仍在父亲的保护之下，她们对丈夫的忠诚就很可疑。大部分有钱的妇女都是这样。婚姻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建立和破裂，一旦政治联盟发生变动，离婚也随之而来。只要科尼利娅还是恺撒的妻子，他就得忠于秦纳的利益。男人要奖励妻子，不一定非用爱的方式。
可是，在秦纳被叛乱士兵处死后，科尼利娅突然成了一种负担。等到苏拉将马略派和秦纳派残余分子全部消灭，她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作为马略的外甥和秦纳的女婿，恺撒不大可能向苏拉推荐自己。不过，公敌宣告的第一批名单中也没有他。尽管马略是他的保护人，但恺撒跟苏拉也有很近的关系。共和国复杂的多样性经常造成矛盾的效忠关系。贵族社会是个很小的圈子，他们之间的联姻形成了相互重叠的网络，连激烈竞争着的对手们也会被纠缠在一起。恺撒母亲的家族曾为苏拉提供最重要的一些支持者，正是这层关系救了恺撒。
苏拉没有杀他，仅剥夺了他的祭司职位，并要求他跟科尼利娅离婚。恺撒令人惊讶地拒绝了。这种冒犯行为近乎自杀，导致他的脑袋被公开标价悬赏，他也不得不逃离罗马。只是由于奥丽莉亚的亲戚不断求情，苏拉才原谅了这个鲁莽的年轻人。独裁官自我解嘲地警告说，恺撒明显有着类似于马略的性格。然而事实上，两人绝不相像。拒绝跟科尼利娅离婚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忠诚、强烈的贵族式骄傲及对自己运气的信心。这些是苏拉欣赏的品质——欣赏但不信任。
对恺撒来说，只要苏拉还活着，他便没有安全可言。恺撒决定去海外，但不仅仅是作为逃亡。政治生活的快车道已经关闭，他需要通过传统的方式才能发迹。作为朱庇特的祭司，恺撒不能骑马，不能参军，每次离开罗马不能超过两天。这些古老的禁忌肯定让恺撒很憋闷。他是个活泼的、精力充沛的人，一个优秀的骑手，经常在大校场练习各种武器。他受到的教育全都要求他追求功名。由于苏拉的决定，他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恺撒去亚洲当了一名军官。罗马人的政治生涯都是从军队开始的，最好还经历过战争。东方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米特拉达特斯是位生存大师，正在舔着他的伤口，重新积聚力量。在爱琴海的莱斯博斯岛（Lesbos），米蒂利尼城（Mytilene）仍在抵制苏拉苛刻的和平条款，不停地上演着战争与外交的变奏曲。这种局面对有抱负的年轻人再合适不过了。
恺撒很快脱颖而出。在罗马时，他的服装异常时髦，曾让苏拉大吃一惊。他不悦地评论道：这个年轻人喜欢把腰带束得很松。但在东方国王的宫廷里，人们欣赏时髦的着装。行省官员立刻意识到，应该让穿得像个花花公子的恺撒担负一些外交使命。他被派到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尼科米德斯（Nicomedes）那里。国王对这个罗马来的客人很着迷，或许过于着迷了。据说，他曾当众显示自己对恺撒的欣赏，像对待情人一样对他。这种流言恺撒的敌人津津有味地说了许多年。不管怎么样，他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不仅赢得了尼科米德斯的好感，还借走了他多艘战船。带着这些战船，恺撒回到了莱斯博斯岛，加入对米蒂利尼城的进攻，表现得非常勇敢。由于在战斗中解救了一些意大利公民，恺撒获得了特别的奖赏：一只栎树叶做成的公民冠（civiccrown），作为他立下英勇战功的公开标志。从这以后，如果恺撒到大竞技场（Circus）观看表演，连元老们都得起立，向他致敬。由此，恺撒的名字会被人们传扬，他会成为一个大家熟悉的公共人物。他的事迹会传遍罗马。这样的荣誉是每个公民梦寐以求的。
军事声誉能帮他赢得人心，但恺撒很有远见，知道那还不够。现在已是公元前80年，苏拉已辞去独裁官一职，恺撒仍不急于去大竞技场接受欢呼。他在东方留下来，继续在军中效力，研究行省的管理如何运作。他还给上司留下了稳健和能干的好名声。只是到了公元前78年，苏拉去世了，他才安心地回到罗马。这个城市仍笼罩在死去的独裁官的阴影下，但恺撒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他有让人喜欢他的非凡本领，能轻松地表现出亲切的风度，在普通公民中极受欢迎。”10尽管表现魅力不费恺撒什么劲，这种说法仍透露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受公众喜爱的人也就是一些“亲民者（populares）”，马略是这样的人，苏尔皮基乌斯也是。苏拉的整个政治计划就在于消灭这种风格的政治传统；显然，恺撒自认为是这种传统的继承人。
不久，恺撒公开证明了这一点。从东方回来一年后，他大胆控告了一位苏拉以前的军官。此时，苏拉的人仍牢固掌握着政权，那位军官被宣告无罪。但恺撒的表现很出众，一夜间传遍全城，被认为是罗马最好的起诉人（orator）之一。这是位战争英雄，实际操作过外交事务和行省的政治，如今，他也是公众人物了。这一年，他还不到24岁。
恺撒有着多方面的才干。发展这些才干时，他又扩展了自己的活动能量。前途一片光明，成为伟人的日子似乎不远了。尽管很出众，但恺撒不是一个出格的人。共和国抚育了他，培养了他的雄心壮志。虽然此前的10年政治局势很混乱，罗马人对公民传统的忠诚并未动摇。他们警惕着内战。或许因为个人信念和家族荣誉感，恺撒反对苏拉的政策，但他不打算采取体制外的办法。然而，已经有人这么干过。苏拉的骨灰还未在风中散尽，一位执政官就发动了起义，矛头指向整个苏拉派。起义被迅速而残酷地镇压了。恺撒曾被邀请参加起义。如果他真的参加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就完结了，他将立刻失去已获得的一切。恺撒对孤注一掷的做法没有兴趣，相反，如从前的贵族做的那样，他准备一步一个脚印，逐渐爬上高位。对于这种打算，他所得到的成就除了提供一个起点外，再没有什么价值。事实上，共和国为公民追求荣誉的愿望开放各种通道，其结果不是危及共和国的稳定，而是将它引向世界大国之路。恺撒的早期生涯表明，尽管内战和独裁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实，它们并没有真的改变什么。
在圆形跑道上
罗马人用“克瑟思（Cursus）”一词指称我们所说的涂油杆（greasypole）。它包括好几种含义。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它指的是旅程，特别是指赶得很紧的那些。但在体育赛道上，它有着更明确的意思：不仅指跑道，也指马拉双轮战车赛（chariotraces）本身——大竞技场内举办的最受欢迎的项目。大竞技场是公众意见的巨型公告牌。把一个贵族称作战车御者（charioteer）是一种侮辱，其程度仅次于角斗士和土匪。然而在战车赛爱好者的语言中，将贵族跟战车御者相比的确蕴涵着一些令人不快的道理。在共和国，体育是政治性的，政治也像体育一样是竞争性的。训练有素的战车御者绕着转弯处的杆子（metae）一圈圈地跑，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如轮轴碰到了杆子，或转弯时速度太快，都有可能导致翻车；有野心的贵族也在拿他的名声冒险，一次又一次地参加选举。耳边听着观众的欢呼声或嘘声，战车御者和贵族都在为着荣誉猛往前冲；他们知道，失败的风险恰恰增加了成功的价值。到达终点后，或是选上执政官后，又有新的选手加入，于是比赛又重新开始。
“通向荣誉的跑道对许多人开放。”11听起来令人欣慰，但不完全正确。大竞技场的赛道宽度有限，每次只能容纳四辆战车参赛。荣誉是一种稀缺资源。选举也是如此，每年行政官的数额有限。苏拉将年度司法官数从6名增加到8名，使机会稍稍增多。但在他改革后，保民官不再有吸引力，而元老院扩大了一倍，其结果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头脑的交锋，对荣誉的追求，为达到财富和权力顶峰而日夜操劳”，12这就是克瑟思提供的场景。在接下来的10年中，它还会变得更累人，更残酷，更狂热。
如往常一样，名门望族垄断着竞争。恺撒的确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因为他的家庭没出过几个执政官；然而，执政官儿子的压力不会比他小。以前的成就越大，对暗淡前景的想象越令人畏惧。在外人看来，似乎罗马的贵族只需躺在床上，“胜选的荣耀会自动送到面前”。13大错特错。在罗马，从没有任何东西以这种方式送给任何人。保持显赫地位靠的是成就，而不是血统。对一个贵族而言，生命或是无休止的苦斗，或者什么都不是。如果他不能获得更高级的行政官职务，家族的光彩会立刻开始褪色，更不用说失去元老院的席位了。如果连续三代人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成就，知道这个贵族名字的人便只剩下“历史学家和学者，而不是大街上的人，那些普通的选举人”。14因此，名门望族都很讨厌元老院的新来者。对竞选会计官资格的人，他们或许还能容忍，毕竟那是最低级的行政官；在更高级的司法官和执政官选举中，他们就没那么客气了。于是，野心勃勃的暴发户的任务也变得更加艰巨了。罗马人用“新人”一词称呼他们。虽然很渺茫，但新人也不是不可能脱颖而出。老的家族或许会在转弯处翻车，给新人一个超过他们的机会。选举的过程变幻莫测，有时候，天分的表现会优于已有的名声。无论如何，正像新人常常指出的那样，如果行政官是世袭的，选举还有什么意义15
马略就是一个从平凡走向辉煌的榜样。在军事生涯中，新人如果表现出色，他们能名利双收。罗马没有军事院校，没有门路的人难得有指挥军队的机会。军官通常由精于幕后活动的年轻贵族担任。若非出身世家，恺撒不可能赢得公民冠。然而，军事职务也有它的问题。长期的战争既能给新人带来耀眼的荣誉，也使他不得不远离罗马。对仕途上的人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代价。政坛新手或许在军团中服役一段时间，最好还能留下些可供炫耀的伤疤，但很少靠军事生涯出名。那是名门望族的禁脔。对新人来说，通往竞赛冠军——执政官的荣耀，后代加入精英阶层的机会——的目标最好是通过法律实现。
罗马人对这个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都知道，公民的含义是法律制度界定的，公民的权利也是靠法律保证的。他们强烈地为之自豪，这完全可以理解。在种种智力活动中，唯有法律领域让他们觉得有资格蔑视希腊人。罗马人不厌其烦地指出：“同我们相比，所有其他的法律体系都难以置信地混乱，几乎到了荒谬的地步。”16早在孩提时代，男孩子便接受训练以掌握法律，专注程度比得上为战争准备所做的身体训练。在平民的职业中，元老们认为，只有法律工作才配得上他们的高贵身份。法律离政治生活不远，常常是后者的致命延伸。共和国没有设立公诉机构，一切案例都由私人提出。这把罗马的法律变成了仇敌间的出气孔。一场成功的官司有可能把对手淘汰出局。理论上，如果被告犯了重罪，对他的惩罚是死刑；实际生活中，由于罗马没有警察和监狱制度，被判有罪的人完全可以走上逃亡之路，可以在逃亡期间生活得很奢华，只要他及时准备好易于携带的财产。当然，他的政治生涯完了。不仅公民权被剥夺，如果他敢回到意大利，任何人杀死他都不会受到惩罚。对此，可能每个参加克瑟思的罗马人都有心理准备。行政官可以免于被对手起诉，但只是在任期内。任期一结束，他的敌人便可能猛扑过来。为避免被起诉，人们会用上各种手段，如贿赂、恐吓、进行卑鄙的幕后操纵等。一旦真的上了法庭，罗马人便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下流的伎俩都可以用，什么样的隐私都能恶毒地暴露，无论多么残忍的诽谤都说得出口。在共和国，一场官司比选举更像是生死之战。
由于对激烈争斗场面上瘾似的着迷，法律的实践为罗马人提供了另一个扣人心弦的运动场。普通公众可以随便观看案件的审理。广场中有两个常设法庭；有必要的话，其他的临时平台也能对付着用。“有品味”的爱好者总是有机会挑挑拣拣，选上一场旁听，起诉人则通过观众的人数衡量自己的地位。于是，在罗马的官司中，表演艺术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环，细致地掌握法律条文反倒不太受重视，被看作二流头脑的讼棍技巧。人们都知道，“蹩脚的起诉人才需要学习法律”。17雄辩术是考量辩论天分的标准。起诉人需要调动人群的情绪，包括观众、陪审员和法官；他要让他们或哭或笑；营造喜剧场面娱乐他们；尽力打动他们；说服他们，迷惑他们，让他们从新的角度看问题。这些都是一个成功的律师应掌握的。人们说，罗马人宁愿失去一个朋友，也不愿失去一个大笑一场的机会。18对于当众表现强烈的情绪，罗马人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给被告的建议是着装应尽量肃穆庄重，尽量显得很憔悴；他的亲戚们要不时地哭出声来。据说，在马略的朋友当被告的法庭上，马略哭得非常动情，陪审员和主持审理的行政官都受到感染哭了起来，并很快宣判被告无罪。
对起诉人和舞台上的演员，罗马人用同一个词“actor”表示。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二者的社会内涵有很大差别，就技术方面而言则非常近似。苏拉去世后的10多年里，罗马最有名的起诉人是昆图斯·霍腾修斯·霍塔鲁斯（QuintusHortensiusHortalus），以善于模仿滑稽演员著称。和恺撒一样，他也是个花花公子。法庭上，他“会小心地、精致地整理长袍的褶边”，19并借手势和胳膊的挥动加强语气。他做得非常优雅，以至于在他出庭时，罗马的重要演员都会前来旁听，学习和模仿他的每个动作。和演员一样，起诉人也是名人，到处被人围观和谈论。霍腾修斯的外号是“迪奥尼西娅（Dionysia）”，人们用一个著名舞蹈女演员的名字嘲弄他。对此，他不是很在乎。怎么嘲笑也没关系，反正他赢得了罗马头号起诉人的声名。
很自然，对手们不断地努力，想抢走这顶桂冠。任何人长久地占据第一的位置，都让罗马人感到不舒服。在苏拉独裁时期，霍腾修斯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当时，法律活动已受到抑制。他支持扩大元老院的权威，对新制度表示强烈认同。由于他跟独裁官的友谊，霍腾修斯担任了苏拉的葬礼演讲致辞人。20此后的10年中，他保持着元老院重要成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大大有助于他在法律事务上的名声。但进入公元前70年代以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受到威胁。威胁不是来自元老院的某个成员，也不是某个贵族，而是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暴发户的一个人。
跟马略一样，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也出身于小山城阿尔皮奴姆；他也跟马略一样野心勃勃。但两人的相似仅此而已。西塞罗笨拙而瘦弱，脖子又细又长。他从未梦想成为一名军人。相反，打孩提时代起，他想做的就是罗马最伟大的起诉人。公元前90年代，西塞罗还是个孩子时，就被送到了首都。他在口才上的天赋令人惊异，许多同学的父亲特地跑来听他的演讲——这个故事来源于婴儿天才西塞罗。虽然罗马人从不把谦虚看作美德，在他们看来，西塞罗的自负仍是异乎寻常的。说得对。他的虚荣心混合着自我保护和自吹自擂两种倾向。西塞罗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天分，同时又陷入一种偏执的妄想，担心势利的人们不承认它们。事实上，罗马许多最有影响的人物很早就看好他，其中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MarcusAntonius）是小西塞罗的一个极好的榜样。尽管出身于不怎么显赫的家族，安托尼乌斯凭借着演讲才能，成功地选上了执政官和监察官，还是元老院的首席发言人。他参加了一个起诉人的小集团；在前90年代，这个小集团控制着法律界和元老院，是咄咄逼人的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他们坚决反对马略以及任何威胁到传统的人。西塞罗一直有崇拜英雄的倾向，从未忘记过安托尼乌斯。当时，罗马有回到共和国古代秩序的愿望，安托尼乌斯和他的同事们进一步促进了它。尽管这种秩序给他的仕途造成了大量的障碍，但西塞罗一直认为它是最好的。进入前80年代，共和国几乎被内战摧毁了，西塞罗的上述信念也进一步加强了。
马略发动暴乱后，安托尼乌斯于公元前87年被杀害了。他的首级放在广场示众，尸体喂了狗和鸟儿。这一代最好的起诉人走了；舞台打扫干净了，大家可以重新开始竞争了。但保护人的死令西塞罗紧张不安，一时间很消沉。内战的年代里，他忙于学习和磨练演讲术。直到二十多岁时，他才在公元前81年进行了第一次起诉。苏拉已经辞去独裁官，但西塞罗仍得小心翼翼。首次亮相法庭一年后，西塞罗答应为翁布里亚地区（Umbria）一个地主的儿子辩护。他被控弑父。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这个案子很敏感。苏拉有个心腹曾是个奴隶，已经获得自由；他偷偷地把那个被杀的人的名字塞进了公敌宣告的名单，捏造弑父罪名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西塞罗证明了这些，被告无罪释放。苏拉没有什么不悦的表示，而西塞罗赢得了名声。
但他并不满足。西塞罗知道，要获得政治上的高位，他首先要击败霍腾修斯，抢走他的起诉人王冠。为此，他全身心地投入法律事务，接下其他的著名案子，挑战自己情感与身体的极限，“毫不吝惜地利用我的嗓子和身体”。21经过两年的公共生活后，他已接近崩溃。医生警告说，他的喉咙劳损过度。西塞罗去希腊休假了，在雅典待了六个月，把时间花在四处游览和消遣性的哲学研究上。苏拉军团造成的伤痕仍留在这个城市，但在罗马人的心目中，雅典作为美丽的文化家园的地位没有改变。战火还未完全平息的时候，游客就陆续来了。其中一个是西塞罗在学校时的朋友，提图斯·庞珀尼乌斯（TitusPomponius），他小心地逃脱了罗马大肆进行的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judicialmurder）。庞珀尼乌斯认为当时的物价已接近谷底，把继承的遗产投资于行省的房地产业。凭着获得的利润，他在帕台农神庙旁享受着诗情画意的生活。八年过去了，他一点都不想回罗马。朋友们给他起个“阿提库斯（Atticus）”的外号，意指他那与众不同的流亡生活。即便如此，他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经历了暴力的10年和体制崩塌后，这位富裕的阿提库斯公民相信，过舒适的隐居生活没什么丢人的。
有时西塞罗也难免这么想。毕竟，他完全清楚“竞选和争夺公职是一项令人筋疲力尽的事业”22。然而，不管他的崩溃是否纯粹是身体上的，他恢复了原来的热情信念，认定公共生活比隐居好。离开雅典后，他渡过爱琴海，去了亚洲，在那里见到了鲁提利乌斯·卢福斯。后者是收税员（publicani）的老对手。长达15年后，他的流放期仍未结束。这是罗马法制史上最大的丑闻。卢福斯代表着一个教训，证明了用古老的价值观对抗腐败官员的惊人贪欲是多么危险。尽管如此，他对共和国并没有绝望。这位老人花了几天时间招待他的客人，给他讲自己年轻时遇到的英雄人物，他们的逸闻趣事。接着，他打发西塞罗见自己的老朋友，罗得岛上的哲学家波西德尼乌斯（Posidonius）。这位智者的谈吐甚至比卢福斯更有激情。他没有丧失对罗马的大国命运的信念，认为其基础在于传统美德：“坚忍刚毅；节俭；不留恋物质财富；虔诚待神的宗教；买卖公平；对人公正。”23诸如此类的优点还可以罗列下去。西塞罗被打动了，他一直梦想着成为最传统的那种罗马英雄。疼痛的喉咙对这样的前程会有什么影响？幸运的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演讲术“诊所”就开在罗得岛上。开办者是演说家莫兰（Molan），属于一个成功的新流派。他们开设了一些课程，以适应来自罗马的上层人士。西塞罗很快成了莫兰最欣赏的学生，他鼓励这个罗马人采用更严谨的讲话风格。后来，他夸张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哀叹说即使在演说术领域，罗马也超越了希腊。从不拒绝奉承的西塞罗非常兴奋。他回忆道：“两年后我回来了，变得更为老练，几乎换了一个人。曾强烈折磨我的喉咙不痛了，我的风格不那么狂热了，我的肺更健康了。我的体重也增加了。”24
西塞罗恢复了精力，恢复了自信，再次进入了讲坛的法律界。他继续为被告做辩护。西塞罗赢得了大批听众，压力也相应增大了。跟霍腾修斯的距离接近了。与此同时，他在克瑟思的前进速度也加快了。30岁时，他在法定的最低年龄当选会计官。虽然是共和国公职中最低级的，但这是个起点；考虑到西塞罗的背景，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这个来自阿尔皮奴姆的外地人不仅成了罗马人的行政官，还进入了元老院。他被派到西西里岛待了一年。在那里，他行事以卢福斯为榜样，赢得了行省人的尊敬。他还高效率地组织了一船船的谷物运到罗马。这个能干的年轻会计官一向缺乏谦虚；在他的想象中，公民同胞们都在传扬着他的事。然而，在普特里港上岸后，他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离开过。如他常做的那样，他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我相信，它对我的教益要胜过人群对我的欢呼。我认识到，罗马人比较聋，但他们的视力很敏锐。我不再担心他们是否听得见我的话，但要让他们每天都看得到我。我要时刻留在他们的视线中，总是待在广场里。人们可以随时来见我，睡眠和门房都不能阻止他们。25
对克瑟思中的人来说，暴露是全方位的。新人得到处招摇着推销自己，不这样他就一事无成。西塞罗学到了终生难忘的一课。
不久他就成了罗马的焦点人物。那些曾经注意到他的人现在认识到，西塞罗对自己天分的估计不全是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就自我宣传来说，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随着这种看法的增多，西塞罗开始关注另一项突破。他要迈过低级行政官的标杆，进入通常由贵族把持的那一圈。为达到这个目标，西塞罗首先需建立自己作为起诉人的绝对权威。必须超过霍腾修斯，彻底打败他。他“对法律界的独裁统治”26必须在公众眼前结束。
西塞罗与霍腾修斯最后对阵时，情况就是这样。事关两人的前程，赌注不可谓不高。案情包含着大量丑闻和色情的细节，被告是前西西里总督盖乌斯·瓦莱斯（GaiusVerres）。西塞罗打破了自己的惯例，这次担当起诉人。其中当然有风险，但他已仔细考虑过。即使根据较温和的罗马行省管理的记录来看，瓦莱斯也是个恶棍。叛卖和贪婪是他的标志性特征。马略派当政时，他一直属于这一阵营；后来，他嗅出风向要改变，带着指挥官上司的钱箱投奔了苏拉。在新主人这里，瓦莱斯如鱼得水，得到一个又一个有利可图的海外职位。无论是否像西塞罗说的那样，他所“突出的地方只有滔天的罪行和肮脏的金钱”，27瓦莱斯的确精于寻机自肥：船只、有争议的遗产、主人的女儿等等，只要有机会，他都毫不客气地纳入囊中。不过，瓦莱斯真正擅长的还是古玩。对希腊抢劫了那么多年后，在高雅艺术方面，罗马上流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表面上，这被视为堕落的自我放纵，但这层表象的背后，罗马显贵们狂热地攫取任何有价值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由于抢劫希腊城市的时代已经过去，罗马发展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市场，以满足贵族们的需求。艺术品价格不断上升，中间商发了大财。瓦莱斯的新发明是把强盗的手段用于交易。虽然他制作了大量赝品，他也雇佣了一支叫“猎犬（bloodhound）”28的专家队，让他们去搜寻真正的杰作。瓦莱斯喊出的价格无人敢于拒绝。有位行省的老人曾经尝试过，结果他被扒个精光，绑在一座骑士塑像上挨鞭子。当时天寒地冻，塑像又是青铜做的，老人很快改变了注意。对别的有麻烦的人，即使是罗马公民，瓦莱斯都如法炮制。
西塞罗很清楚，尽管被告是这么个恶劣的家伙，他也不会轻松胜出。瓦莱斯关系很广，有很多身居要职的朋友。西塞罗亲自去西西里取证时，证人不是消失了就是不肯开口。幸运的是，他曾在西西里担任会计官，有自己的广泛关系。证据到处都是，甚至在沉默的农村，那些被瓦莱斯搞得破产的农民对西塞罗也有帮助。作为起诉人，西塞罗很高兴有那么多发现；作为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感到很震惊。瓦莱斯的腐败行为沉重打击了他的两个根本信念：罗马有益于世界，共和国的一切有益于罗马。正因为这样，西塞罗才能板着面孔争辩说，这个案子的结果将是启示性的。他警告道，“压迫我国民众的贪欲将会向外扩展，在大海的四周，无论多么遥远的地方都不能逃脱，”如果瓦莱斯不被定罪，“共和国将注定毁灭，因为这个恶棍的无罪开释将作为先例，鼓励其他的恶棍犯罪。”29尽管西塞罗站在这样的高度发出威胁，但它们不仅仅是律师吓唬人的伎俩。为了他的政治信念，为了他的自尊，西塞罗必须相信自己说的话。如果克瑟思奖励贪婪而不是爱国主义，如果瓦莱斯能胜过像他这样的人，共和国就真的腐烂了。西塞罗终生坚持这样一个论点：他个人的成功应被视为共和国的健康标志。真诚的原则与个人的利益结合得平滑无间。
霍腾修斯很快知道了他的对手是谁。他没有顺从西塞罗的日程表，而是争取将它延期。最后，就在法庭即将开始一个长时间的休会前，开庭的日子定下了。起诉方遭到重大的挫折，有可能导致失败。根据惯例，律师陈词往往耗费大量时间，如果西塞罗坚持要讲很多的话，这场官司或许会拖上几个月。拖的时间越长，瓦莱斯越有机会贿赂和施加压力。因此，审理开始后，被告得意洋洋。然而西塞罗准备了一场突袭，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步骤，直接在几次简短的演说中展示了他的证据。只需听上其中的一次，霍腾修斯便知道游戏结束了。他放弃了应辩的权利，审问迅速告终。瓦莱斯也没有等候已无悬念的判决，带着他的艺术品急急逃到了马赛（Marseille）。为庆祝这次胜利，西塞罗公布了他准备的全部演说词。毫无疑问，他精心做了润饰，以适合大众的口味；他还特别加强了一些攻击霍腾修斯的地方。消息传遍了罗马：国王失去了王冠，霍腾修斯对法律界的统治完蛋了。
西塞罗的王冠将一直保持到最后。无论就影响力还是他的关系网络来说，这个案子的收益都是巨大的。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别的战利品。起诉开始时，西塞罗宣称不考虑个人利益。这很虚伪。西塞罗肯定清楚，起诉人如胜诉，他有权要求获得罪犯的地位。瓦莱斯是司法官，一旦被判有罪，他的地位所享受的一切权利将直接转给西塞罗。其中有一项，他可以在辩论时先于没有司法官身份的元老发言。对于西塞罗这么雄辩的人来说，这项特权非常重要。他的口才的魔力将不仅在法庭展现，也将进入政治的斗鸡场。
当然，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但他已迈出了一大步。“想想这是个什么城市，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个什么人，”他的弟弟建议道，“每天去讲坛的路上，在心里一遍遍地想：‘我是个新人！我想当执政官！这是罗马！’”30
最高奖赏再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小男孩与公牛
整个公元前70年代，卡匹托尔山像个大建筑工地。苏拉的骨灰早已在风中散尽，新的朱庇特神庙则在原来的废墟上一天天成形。它是共和国重大工程中最雄伟的一个，难以想象人们会偷工减料、草率拼凑。还未完工时，西塞罗已经欢呼它是城市中“最著名、最美丽的建筑”了。31每个经过广场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它。既然老神庙的毁掉是内战的先兆，新神庙的建设就成了众神重新对罗马发出微笑的明证。和平回来了，共和国恢复了。
至少，苏拉希望人们这样想。他们那么在意把监督的权力抓在手中，原因正在于此。苏拉死后，督建神庙的责任正式传给了他最杰出的同事，昆图斯·卢塔修斯·卡图卢斯（QuintusLutatiusCatulus）。他是元老式傲慢的化身。卡图卢斯既出身名门，不折不扣的旧式正直品质又在他身上体现无遗，这些帮助他在元老院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威，轻松成为苏拉最出色的继承人。即便这样的人，忠诚也有他的限度。苏拉希望在神庙的框楣处刻上他的名字，但卡图卢斯另有想法，在上面刻了他自己的名字。
看起来，这种行为并没有破坏卡图卢斯正直的名声。事实恰恰相反，因为现在的人们对苏拉颇有微词，他的名字也显得很邪恶。卡图卢斯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才用自己的名字取代死去的老领导。他对苏拉留下的遗产的坚定信念仍未动摇，但在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在所有自命的保守派看来，他对共和国的种种做法都是公然的挑衅。同霍腾修斯——他的连襟，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一起，卡图卢斯大力推进一种过时的骄傲理念，试图依靠元老院指引罗马公民追求荣誉；另一方面，元老院要由像他这样的人指引，因为他是罗马古代秩序的化身，忠于祖先们的强硬传统。然而，问题是共和国有多种不同的传统，很难理出头绪。在过去，公民们总是受到它们的挑战，困惑地面对各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但苏拉了解这些传统通向哪里，试图驯服它们，控制它们的方向。他主导通过的法律像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发挥着束缚和引导的作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仪式和一些集体共享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规定着共和国，不成文的习俗就是一切。现在不一样了。卡图卢斯和他的同路人虽仍是坚定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们也是革命的传人。
然而，在苏拉构筑的河堤下面，强大的水流一直保持着压力。公民们对传统权利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转变的。他们最憎恨的就是针对保民官的法律。公元前75年，苏拉去世仅三年，限制保民官权力的法律被废除了。苏拉派为保住河堤做了殊死的抵抗，但多数元老不支持他们。有些是屈服于激烈的抗议活动，其他的或受个人野心的影响，或受对政敌仇恨的驱使，或碍于对盟友的义务，或者是别的什么说不清的原因。在罗马，人们的动机总是模糊的。既然共和国的传统秩序开始恢复，罗马政治一贯的捉摸不定也不能例外。苏拉希望构造一条单一的、获取权力的通道，现在，他的梦想和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一起破灭了。
拿帕布琉斯·塞提古斯（PubliusCethegus）来说，他是个臭名昭著的变节者，却经常能在元老院挫败声名显赫的卡图卢斯。怎么会这样呢？同瓦莱斯一样，塞提古斯也是在最后一刻投入了苏拉的怀抱。在围困普里内斯特时期，他先是说服以前的同事们投降，然后冷酷地把他们交给了苏拉急于报复的部队。他们都被杀害了。同卡图卢斯一样出身高贵的人都很厌恶他，但塞提古斯不在乎。他不追求公开的荣誉，像每个罗马贵族所做的那样；他更愿意在幕后活动，贿赂、欺骗、阴谋等无所不用，以此控制了许多元老院的选票。最自大的贵族也不能忽视这样一支政治利器。每当需要确定一项任命时，或挫败一个提案时，塞提古斯家的门槛都会被来来往往的深夜访客踏破。
权力和荣誉竟能以这样的方式分离，大部分罗马人感到既困惑，又不可思议。在任何选举中，声名狼藉的塞提古斯都毫无希望。他仅有的声望就在于幕后游说。对于将目标定位在执政官职位的罗马人来说，经常去塞提古斯家的密室是极其危险的。有地位的贵族或许会不时利用他，却决不愿提升他，这几乎是公开地表明他们对塞提古斯的厌恶。然而，有那么一位自负的、出身名门的贵族，声誉卓著，又在幕后政治活动方面远远超出塞提古斯，干这种事时没有丝毫踌躇；他既有在阴暗处活动的能力，又拥有公共生活中的绚丽光彩；他“愿意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讨好每一个见到的人”。32马尔库斯·克拉苏的目标很清楚：成为国家的第一公民。
苏拉去世后，虽然克拉苏才刚刚获选司法官，却有很多人认为他离执政官不远了。同苏拉的争吵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从某些角度来看，它甚至有助于加强克拉苏的声望。与卡图卢斯不一样，他跟苏拉派阵营保持着一定距离。除了自己的目标以外，他不愿有其他的关系或责任。对克拉苏来说，原则只是一场宏大而复杂的游戏所需的策略，一旦战略需要，完全可以抛弃。他不会冒险在任何事情上明确表态，而喜欢利用代理人去试探。无数在他保护之下的人愿受他驱使，他也热心地栽培他们。不管是真的想把他们推上高位，还是仅仅把他们看作随意摆弄的棋子，克拉苏都会亲切友好地对待他们，毫无架子地为他们敞开家中大门，无论何时见到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如果感到某人以后能回报他，克拉苏会卖力地在法庭上替他求情。他放出的债总能收到极重的利息。
克拉苏做元老院的银行家不是白干的。他比罗马的任何人拥有的资金都多。奴隶、矿藏和房地产是他投资的基本方向，但为了增加资产，没有什么卑鄙的事他做不出来。无论何时有房子着了火，克拉苏都马上把私家救火队派去；如果主人不肯贱价出售房子，他就不让人灭火。克拉苏曾被指控犯下一桩严重渎圣的罪行，与一位贞女通奸。他竟能辩解说，他引诱那个女人只是为了得到她的财产；人们还就相信了。虽然克拉苏极其贪婪，他的生活却很简朴。在利益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他能表现得非常小气。克拉苏曾吝啬地招待一位叫亚历山大的哲学家，在他出发去旅行时出借了一件斗篷，还要求他归还。亚历山大是希腊人，没有投票权；如果他是个公民的话，克拉苏会鼓励他借更多的东西。地位越高的人，克拉苏怂恿他陷入的债务越深。金钱是他最喜欢的权力工具，他把整个共和国都网罗进去了。无论罗马发生了什么事，克拉苏都能立刻知道。这是个对危险极度敏感的人，不会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这说明了他令同胞们恐惧的原因。苏拉法律的反对者敢于大肆辱骂别的公共人物，但克拉苏从来不在其列。在被问到原因时，一位保民官将他比作角部有干草的公牛，而不是比作蜘蛛。“罗马人有个习惯，在暴烈的公牛的角部系上干草，好让遇到它的人警惕。”33普鲁塔克（Plutarch）说道。这种态度正是克拉苏所希望的。从内战的教训中，克拉苏领会的比所有罗马人都多。荣誉伴随着陷阱，但掌握内情的杰出人物不会有麻烦。在共和国这样的社会里，嫉妒和恶意总是迅速缠上大人物，崇高的地位同时也是危险的地位。要是他能让人害怕，又不令人憎恨，那才算是比较安全。保持这样的平衡是克拉苏的拿手好戏。
然而，克拉苏也有烦恼：有一个对手胜他一筹，政治的危险性法则好像根本不适用于他。如往常一样，庞培老是抢他的风头。在克拉苏策划着掌控实权时，庞培从不放弃享受权力的荣耀。他游戏似的扮演了一阵将军的角色，之后，迅速地成为军事天才；他还同样迅速地成为罗马最喜欢的人物。这个“少年屠夫”有着孩子般的魅力。“他的脸皮真薄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一感到被人注视，他的脸立刻就红起来。”34公众认为脸红既是他们的英雄依然年轻的可爱标志，也证明了他稚朴的诚实性格。当有人抵制他如彗星似的崛起时，这些看法就显出它们的可贵来。谁不希望能像庞培那样，抓住获取荣誉的机会一飞冲天？罗马人容忍的其实是庞培的经历。之所以不嫉妒庞培，原因是他活出了罗马人内心最深处的梦想。
对于庞培超级明星的地位，连苏拉都不得不表示敬意。庞培是个被惯坏的孩子，没有人敢于像他那样试探独裁官的忍耐力。在非洲打败马略派的部队后，庞培渡海回到了意大利。他拒绝了立刻解散军团的命令。不是想推翻苏拉的统治；出于孩子似的心态，庞培想要一种新的、倍受瞩目的款待方式，想要一次凯旋式。半是嘲弄、半是赞赏地，苏拉曾认可他的门徒被部下赠予的“伟人”称号，但这次，苏拉犹豫了。毕竟，此时的庞培连元老都不是，而凯旋式是极崇高的荣誉。庞培以他惯常的无礼对待屈尊俯就的态度，面对年迈的独裁官时说，“更多的人崇拜的是朝日而非夕阳”。35衰老的苏拉最终做了让步。因胜利而张狂的庞培如愿以偿，在盛大的凯旋式中骑马穿行在街道上，兴高采烈地面对崇拜者。毫无疑问，他又脸红了。这一年，他还不到25岁。
经历了这样的兴奋时刻后，乏味的传统政治生涯对他再没有吸引力。“伟人”庞培没去争取会计官。苏拉死后，他帮助卡图卢斯平息了一次军事叛乱，然后又耍了他的拿手好戏，拒绝解散他的部队。这次也不是他自己想作乱，而是因为他喜欢当将军。他要求派他到西班牙去。行省仍有马略的人，元老院虽然认可了他的指挥权，倒也不完全是屈服于讹诈。在那里平乱已证明是苦差事，危险甚至多过了回报。卡图卢斯和他的同事很高兴让庞培走。
克拉苏肯定希望看到他的年轻对手摔跟头，庞培则再次用令人难以忍受的成功回答了众人。战争打得很艰苦，但叛乱渐渐被平息了。克拉苏从未把庞培的伟人称号当作笑话；此时，周围的人提到这个称号时，他听到讽刺的意味越来越少。公元前73年，克拉苏成了司法官，而庞培正忙于对付最后的叛军。西班牙行省曾为克拉苏提供第一支军队，现在，庞培安插上自己的被保护人，将它经营成稳固的后方。很快他就要返回罗马，头顶耀眼的光环，身后追随着久经战阵的老兵。显然，他会第二次要求凯旋式。那以后将发生什么事，谁能说得准呢？
面对庞培的威胁，克拉苏看来要调整他的战略了。他的巨大声望仍半遮半掩着，现在到了大张旗鼓地公开的时候。克拉苏不是塞提古斯，知道缺少荣誉的权力总是有限的，尤其在与庞培这样的对手竞争时。他需要一次巨大的胜利，立刻就要。可是，在哪里？与谁对阵？合适的敌人少之又少。
意外地，如晴天霹雳一般，他的机会来了。
角斗士来了
公元前73年，夏天过了一半的时候，坎帕尼亚的角斗士暴动了。在这个地区，角斗如同牡蛎养殖和房产的豪华装修，已成长为一项重要的产业。它是坎帕尼亚土生土长的一个行当，早在罗马人出现在这里以前就有了。那时，在坎帕尼亚和萨谟奈，武装战士们经常在墓地决斗，以慰藉死者的亡灵。后来，罗马人对这种流血仪式来了兴趣，将它商业化了。角斗士依然保留着传统的萨谟奈武士装束，戴着有檐的头盔和难看的短冠饰。随着时间的流逝，萨谟奈人的独立已成遥远的历史，这些武士也越发令人感受到一种异国情调——像动物园的动物受到保护，以免它们灭绝一样。
对罗马人来说，角斗业之所以有吸引力，其中的异国风味非常关键。共和国的战争离意大利越来越远，人们担心罗马的尚武精神会逐渐消失。公元前105年，角斗业成为罗马第一项由政府组织的运动。执政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民众近距离感受野蛮人的决斗。因此，角斗士不是打扮成军团战士，而是以共和国敌人的奇异面貌出现——萨谟奈人、色雷斯人或者是高卢人。然而，除蔑视和厌恶外，在广场这个罗马的心脏地带，他们也激发起人们的钦佩之情。尽管上流社会假装这项运动只是为平民举办的，但事实上，角斗士的勇气感染了每一个人。“即使倒下了，他们也不失尊严，更不用说奋力搏斗的时候了，”世故的西塞罗热情地赞道，“除了已死去的，你可曾见到倒地的角斗士扭动过脖子？”36在被击败的外国奴隶的身上，罗马人发现了某种他们极为敬佩的精神。
角斗士是一面镜子，扭曲地映照着观众的形象。通过这种最原始、最激烈、最野蛮的形式，罗马人体会到追求荣誉的后果。竞选执政官的元老和为生死而战的角斗士有什么真正区别吗？打一开始，两者都让罗马人激动不已。在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暴力着迷是很自然的。场面越是血花四溅，罗马人越是着迷。这种残杀的警示意义也是惊心动魄的。一旦竞争的意志摆脱了一切禁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角斗士提供了明白无误的例子：不是像罗马人那样受到传统与责任的约束，而是像野蛮人一样搏斗；鲜血流淌在沙地上，尸体用钩子拖走。内战中，共和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它真的灭亡了，公民将和奴隶一样，免不了这样的命运。
然而，之所以将角斗士训练学校集中在远离罗马的坎帕尼亚地区，人们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罗马人认识到角斗士精神的野性和凶残，担心它会在公民中生根发芽。公元前73年夏，人数不足100的角斗士逃跑了。罗马人如临大敌，派出了3000人的军队，由一位司法官率领着去对付他们。逃亡者躲藏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罗马人扎下军营准备困死他们。角斗士知道对手软肋的位置。山坡上长满了藤蔓，角斗士利用它们结成绳梯，滑下悬崖，绕到罗马人背后发动进攻。军团溃散了，角斗士夺取了营寨。更多的逃亡者加入进来。他们熔炼了脚镣，打造出剑；训练捉来的野马，组织一支骑兵。坎帕尼亚地区刚刚从苏拉造成的浩劫中恢复，现在又遭到奴隶们来回地冲杀劫掠。诺拉再次被围，再次被抢劫。又有两支军队溃败，一位司法官遭重创。他的侍从和座骑都被活捉了。
原是临时拼凑的游击队现在成了一支有严明纪律的庞大军队，人数达120000。这应归功于最先发动起义的领导，一个叫斯巴达克的色雷斯人。成为奴隶前，他曾是罗马人的雇佣军。斯巴达克不仅有着角斗士的强健体魄，也非常机敏老练。他认识到，如果起义军一直待在意大利，被激怒的主人消灭他们是早晚的事。公元前72年春，他带着队伍向阿尔卑斯山进发，背后有格利乌斯·帕布利克拉率领罗马军队追击。多年前，格利乌斯曾拿雅典哲学家开玩笑，让朋友们乐不可支。此时，他刚被选为执政官不久。在他同斯巴达克交战前，起义军已经遭遇守卫北方边界的罗马军队，并打败了他们。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道路打开了，自由的大门打开了。然而奴隶军没有“进门”。他们掉头南下，与格利乌斯的军队擦肩而过，重新回到前主人的心脏地带。那是他们先前竭力要逃出的地方。
罗马人对此大惑不解。一种说法是他们太自信了：“奴隶都是笨蛋；因为许多人的加入，他们愚蠢地有了信心。”37事实上，发现意大利还有那么多别的奴隶，角斗士们的确倍受鼓舞。在共和国的征服战争中，抢夺来的人口一直是战利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确立了霸权，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转运俘虏和商品一样便当。奴隶贸易极其繁荣，造就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转移。可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割断与故乡的联系，带到帝国的中心，为他们的新主人流血流汗。最穷的公民都可能有一名奴隶，富有之家就更多了，多到有的奴隶没有活可干。为了证明钱没白花，主人不得不挖空心思，为他们想出一些奇怪的工作，诸如拂去塑像的灰尘、写请帖、缝制紫色的衣服等等。当然，就奴隶而言，这些活太轻巧了。但绝大部分奴隶都得累死累活地干，尤其在乡村，那里的奴隶处境最糟。他们被成批地买下，烙上印记，戴上镣铐，然后就从早到晚地忙活。晚上，他们被锁在拥挤的大棚子里，没有一点儿个人空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尊严。给他们的食物仅够活命。“治疗”疲劳的办法是鞭打，对不服从者，有精于各种酷刑的人收拾他们，有时会直接处死。残废与年迈者干脆赶出家门，就像对生病的牛和破裂的酒坛一样，根本不关心他们会不会饿死。总而言之，罗马的农学家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为无用的工具花钱毫无意义。
靠着这种残酷的剥削，共和国的一切高贵事物才有了它们的基础——无论是公民文化，对自由的热切信念，还是对羞辱和坏名声的恐惧。有了其他人的强迫劳动，公民才有闲暇献身于共和国。不仅如此，奴隶还满足了更微妙、更恶劣的需求。“没有其他人的所失，就没有一个人的所得。”38罗马人认为理所当然。一切地位都是相对的。如果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自由还有什么价值？连最穷的公民也知道，他比待遇最好的奴隶高贵。不自由，毋宁死。共和国的全部光荣历史都证明着这一点。接受被奴役的地位，就应该接受奴隶的命运。罗马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人们想不到去质问奴隶遭受的残酷剥削，更不用说奴隶制本身的合法性了。
奴隶也接受这种逻辑。没有人反对自由与不自由的界限，反对的只是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起义军的追求不是打破奴隶制，而是先前主人们的特权。因此，他们会时不时强迫罗马俘虏相互角斗：“原来的演员现在成了观众。”39只有斯巴达克是为真诚的理想奋斗，在古代世界的奴隶起义领袖中鹤立鸡群。他力图在追随者中建立平等主义，均分战利品，禁止他们私藏金银。这种乌托邦似的尝试未能成功。大肆抢劫的机会太有吸引力了，绝大部分奴隶都无法抗拒。罗马人相信，这是奴隶没有把握住命运的另一个原因。跟意大利的诱惑相比，家乡的沼泽地和森林算得了什么？面对抢劫的贪婪欲望，起义军的自由梦想屈居其后。在罗马人看来，这是他们“奴性”的有力证据。40确实，奴隶们只想过上主人那样的生活，享用其他人强迫劳动的产品。即使在横冲直撞的时候，奴隶们仍是罗马理念的一面镜子。
毫不奇怪，看着奴隶们成功地抢过来杀过去，罗马人慌了。格利乌斯的军队已遭败绩，共和国的其他军队远在海外，突然之间，危险迫近首都。克拉苏行动了。以前没有机会，他也不曾吹嘘可以养起一支私家军队。现在不一样了。他在元老院的支持者也被动员起来。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两位执政官被剥夺了两个军团的指挥权，全部转给克拉苏。这位最高统帅立刻开始征兵，把军队扩大了4倍。既然赢得了成为共和国拯救者的机会，他不打算浪费。有两个军团违令与斯巴达克交战，结果遭到失败；克拉苏的反应是恢复恐怖的古代“十杀一令（decimation）”，不分遵令者与违令者，勇敢的与胆小的，每10人挑出一个，毒打至死，还强迫其他人在一边观看。军令的威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克拉苏也向敢于加入斯巴达克的奴隶发出了警告：别指望仁慈的对待，这位将军对自己人都这么严厉。尽管冷酷无情，克拉苏总是再三考虑后才行动。借着一个血腥的姿态，这位无耻掠夺房产的百万富翁摇身一变，成了旧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克拉苏当然清楚，恢复罗马人的传统纪律肯定能打动共和国的选民。
克拉苏牢牢地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开始加固首都城防。斯巴达克的反应是退到更远的南方去。在那里，他能找到新的兵源。离开兴旺的、城镇林立的中意大利，起义军穿行在一个个沉闷的大庄园间。荒凉的平原上，只有一些锁在一起的奴隶劳作着；山地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除了偶尔有来自外国的奴隶赶着牲畜走过。曾经一派繁荣景观的城镇和乡村，如今成了“意大利荒原（Italiaesolitudo）”。克拉苏赶着起义军远离罗马，穿过荒原，最终将他们逼到靴状半岛的脚后跟处。此时冬天已临近，为免猎物逃脱，克拉苏从海岸一端到另一端建起一道封锁线。斯巴达克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他发动了两次拼死反击，企图打破军团的壕沟与高墙防线。两次都没成功，克拉苏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同他的猎物一样，克拉苏也快绝望了。没有时间了，另一个远比斯巴达克危险的敌人逼近了。在西班牙待了五年后，庞培正在赶往罗马。
斯巴达克了解这一点后，利用克拉苏的焦虑情绪，提出了谈判的要求。克拉苏轻蔑地拒绝了。斯巴达克的反应是在克拉苏防线能看得清楚的地方，将一个罗马俘虏钉上十字架。整整一天，寒风把这个垂死的人的惨叫声送进同胞的耳中。夜幕降临后，大雪纷飞，斯巴达克第三次尝试打破封锁。这一次，他成功了。脱离克拉苏军团后，他曲曲折折地向北方逃去。克拉苏一边盯着起义军，一边盯着逐渐接近的庞培，拼命地追赶。伴随着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战斗，克拉苏抓到的掉队者越来越多。最终，起义军又被逼进了角落里。斯巴达克转身迎战。在列阵以待的义军前，斯巴达克抛开一切逃生的可能，一马当先冲向敌军，投身不成功则必死的决战。奴隶军随即跟进。斯巴达克不顾一切地向克拉苏的指挥部猛冲，但还未到达就被杀死了。大批奴隶军死在他身边。伟大的奴隶起义结束了，克拉苏拯救了共和国。
若非如此，在最后时刻，他的光荣就被抢走了。当时，庞培正率领军团南下罗马，途中遭遇5000义军。他们是斯巴达克最后一战的幸存者。庞培轻松地屠杀了他们，然后写信给元老院，吹嘘他的成就结束了叛乱。克拉苏的愤怒可想而知。为对抗庞培不择手段攫取荣誉的行为，他命令沿着阿庇安大道，将俘虏钉在十字架上。于是，在意大利最繁忙的道路上，每隔40英尺树起一个十字架，上面钉着一具奴隶的尸体，绵延100多英里。克拉苏把阿庇安大道改造成了自己胜利的宣传栏。
然而，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同斯巴达克的战争是件尴尬的事。比起庞培在遥远的边区屠杀部族的“成就”，他们更愿意忘记克拉苏在罗马后院的解救行动。虽然两人都戴上了桂冠，游行时克拉苏却只能走在后面，而且只能步行，不能乘马车。没有马踏街道的得得声伴随克拉苏，那是为民众的英雄准备的。庞培骄傲得像年轻的亚历山大，乘着四匹白马拉的车，前面是由他的劫掠品和俘虏组成的队伍，耳边是他的拥护者发狂似的欢呼声。这一切，克拉苏只能愤怒地看着。
尽管如此，克拉苏小心地隐藏着他的不满。人群的欢呼声虽然令人陶醉，却只是达到目标的工具；而目标，对克拉苏来说意味着实际的权力。远远超出一场战争的胜利，克拉苏追求的是执政官的职位。选举已经临近，克拉苏灵巧地做出转变，向他最大的对手提出联合竞选。庞培立刻同意了。正如克拉苏担心他极受欢迎的好人缘，他也担心克拉苏的政治手段。两人都轻松获选。
这样，庞培在36岁时成为共和国的首脑，小于苏拉设定的最低年限。与其他执政官不同，他从未进过元老院。由于担心说错话，庞培给元老院的虚张声势的信都是请一位朋友替他写的。尽管没什么经验，庞培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人。勇猛的性格将他送上军事成就的巅峰，他也将勇猛带入了政治战场。当选执政官不久，他便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撤销苏拉加在保民官职位上的禁令，恢复它的种种权力。就这样，苏拉立法的基石被轻易搬开了，一种很受欢迎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重新回到了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公众们兴高采烈，他们盼着这一天差不多有10年了。
在这个回合，克拉苏分享了公众的喝彩。对这项归还民众古老权利的改革，他小心地加以协助。甚至卡图卢斯也没有反对，他已经嗅到了风向的变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庞培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远非如此。对他的赫赫战功、执政官职位的不合规则，元老院的传统主义领袖仍耿耿于怀。克拉苏是他们的同路人。他的执政官职位完全合法。如他一贯喜欢的那样，克拉苏双管齐下，一方面频频出资举办大型公共酒会，向穷人免费发放粮食，另一面不断地在元老们耳边吹风，中伤庞培，说他是个蛊惑民心的政客，并尽力阻止任何能使庞培更得民心的措施。很快两人的关系恶化了，不像人们期待执政官的那样，努力工作以促进共和国的利益，而是公开地相互攻击。
在竞技场，最令公众兴奋的是两个使用不同武器和技巧的人进行的搏斗。比如说，一个是剑客，一身耀眼的盔甲；另一个使用三叉戟，步法灵活，努力用手中的戟缠绕对方的剑。庞培和克拉苏提供了类似的场面。他们是极为不同的两个人，势均力敌，谁都不能确立自己的优势。不过，他们之间的搏斗带给罗马人的不是娱乐，而是震惊和困惑。奴隶们彼此生死决斗，罗马人的执政官怎么可以？角斗士或许会猛刺失败的对手的脖子，但执政官要置同事于死地这种事，对共和国的一切理想都是极大的冒犯。最终，两人看来都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在搏斗中，他们两败俱伤。任期结束时，两人在广场主持公共集会。一位公民突然打断了他们，要求讲述一个梦。请求被接受了。他说，“朱庇特来到我身边，让我在广场宣布一件事：两位执政官在成为朋友前，不许离开他们的职位。”41广场静了下来。许久，克拉苏走向庞培，拉起他的手。他赞扬了自己的对手，两人和解了。
听起来这段插曲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降低它的意义。苏拉去世已有10年了，某人会步上苏拉后尘的想法仍然让罗马人惊恐不已，担心再有人建立凌驾于共和国之上的权威。庞培和克拉苏都很强大，但谁也不敢让自己显得比对方更强大。这是共和国仍在坚持的一个教训，虽然它也给公民灌输成为最优秀的人的欲望。获得成就的人值得称赞，当得上荣誉，但过多的成就是有害的，对国家也是个威胁。公民不管有多伟大，他的梦想有多伟大，最终，真正的伟大还是属于罗马共和国。
6腐尸宴
总督与国王
对罗马人来说，权力的危险在于人们会对它上瘾。处理自己同胞公民的事务，率领他们投身战争，这些神圣的责任足以使任何人头脑发昏。国王般权威的滋味是令人上瘾和腐化的——不就是因为这一层洞见，共和国的根基才建立起来吗？而且，现在的罗马是世界的主人，各民族的主宰，它的执政官的权威远远超出了国王。为此，罗马人坚持检查的权利，以限制和约束他们的执政官。
随着共和国边界的不断扩张，罗马人遇到了难题。他们不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的公民，他们的国家成长为超级大国，需要他们注意的地方也随之增加，数不尽数。到处有战事发生。敌人越遥远、越难对付，执政官需要应付的后勤问题越多。在极端的情况下，元老院别无选择，只能任命一位行政官代执政官行事。罗马人称之为“总督（proconsule）”。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帝国不断地扩大，求助于总督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根据任务的性质，他们作战的时间经常大大超过了传统上的一年期限。例如，庞培就在西班牙待了5年。尽管战争取得了胜利，他还是引起一些保守的罗马人的愤怒。庞培大受民众欢迎的事实更加深了元老院对过大的总督权力的反感。或许可以说，庞培的特例源于西班牙的危急局势。在其他地方，只要罗马的利益还未受到直接威胁，元老院宁可容忍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愿把他们中的某个人派去包揽一切事务。
这就是亚洲行省的情况。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以后，行省满目疮痍，一片混乱。城市在惩罚性的压迫中呻吟；社会结构濒于崩溃；在边疆地带，地方王公乱战成一团。围着劫后行省的伤口，罗马的“苍蝇”欢快地嗡嗡叫着——不仅有像恺撒这样野心勃勃的年轻军官，也包括收税员的雇员们。米特拉达特斯沉重打击了这些雇员，但现在，闻到新鲜血液的气味，他们急匆匆地赶来了。不管怎么样，亚洲仍是罗马最富庶的行省。也正因为这样，元老院才未能在这里做出公正的善后处理。它可以信任谁来管理？没有人会忘记最后被派到东方的那位总督。即使在自己的支持者中，苏拉也不是一个好榜样。
尽管如此，罗马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苏拉因急于返回意大利赢得内战，故意放弃了共和国的报复权利。纯粹作为权宜之计，在可以摧毁对手的时候，他放过了杀害8万意大利人的屠夫。尤其在那些感到自己也被牵涉进来的人看来，苏拉的行为特别令人憎恨。由于这个缘故，苏拉留下的军官们不时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希望激怒米特拉达特斯；同样，由于这个缘故，元老院不肯批准和平条约，尽管它是自己的全权指挥官签订的，尽管元老院是由苏拉派的首脑人物如卡图卢斯、霍腾修斯等人领导的。米特拉达特斯的使团到达罗马后，人们搪塞说，元老院没空见他们，让他们焦急地等了一月又一月。
这些让米特拉达特斯确信，罗马人仍想毁灭他。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野心，亚洲的财富也总是显得唾手可得。避开罗马人窥探的眼睛，米特拉达特斯慢慢地重建了他的进攻能力。那是苏拉与他的协议所禁止的。这一次，他把眼光投向了海外，从敌人那里汲取灵感。珠宝装饰的铠甲和闪亮的武器被放弃了，罗马式纪律和效率被引进来。他给步兵装备了“格拉迪（gladius）”，一种双刃西班牙短剑。罗马军团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开始采用。用它或刺或砍向重要器官，能造成可怕的创伤，东方人对它很畏惧。米特拉达特斯看上了这种武器。
为此，公元前74年夏天，他同马略派在西班牙的反抗者接触，后者保证帮他装备和训练军队使用短剑。消息传出后，罗马人又是愤怒又是恐惧。共和国觉得自己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以前，若非对自己先发制人的打击力满怀信心，罗马人极少投入战争，即使对阵最微不足道的敌人时也是这样。米特拉达特斯肯定不是微不足道的。似乎又一次，亚洲陷入了危机。罗马的愤怒浪潮来得如此猛烈，使得任命一位东方指挥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于是，那个要命的问题又出来了：任命谁？
公元前74年，苏拉派在元老院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否决任何看起来过于自大的人。不用考虑庞培，他正忙于西班牙的征战；也不用考虑克拉苏，竞选执政官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对卡图卢斯和他的盟友来说，很幸运，当年他们中的一个正担任执政官。在那些支持独裁官及其各种措施的大贵族中，卢修斯·卢库勒斯（LuciusLucullus）是最能干、最出众的。然而，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很顺利。卢库勒斯出身于一个古老家族，这个家族的世仇和婚姻不幸众所周知。他的母亲没完没了地找情人，他的父亲同许多人结下深仇大恨。后来，他父亲被宣布为国家公敌，不得不流亡在外。卢库勒斯继承了家族的血仇，将一个控告他父亲的人送上了法庭。这件事使他首次为众人所知，他不依不饶的性格也由此可见一斑。这很容易被解释为固执，因为他不是一个随和的人，毫不在意人们对他孤傲、吝啬的看法。另一方面，他又很仁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希腊文化有很深的造诣，真诚地关心罗马臣民的幸福。这就是卢库勒斯，对仇恨刻骨铭心，难以释怀，对自己的信念忠贞不移，满腔热情。他尤其忠诚于苏拉。几乎可以肯定，苏拉首次进军罗马时，卢库勒斯是唯一追随他的军官。在上次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中，他高度表现出自己的正直和机智，很好地平衡了对指挥官的责任和保护苦难的希腊人的愿望。后来，他又致力于维护独裁官的声名，成为苏拉遗嘱的执行人及其子女的保护人。不像庞培或克拉苏，他对死去的朋友的忠诚令人放心。
苏拉派很快动员起来，支持卢库勒斯。其他有影响的派别也站在了他这边。就在赢得执政官选举前，他同罗马最显赫的一个家族结成了姻亲。克劳狄家族（Claudii）以傲慢和刚愎自用闻名于罗马。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共和国没有哪个家族可以跟它的成就相提并论。克劳狄家族大厅中的蜡制面具最多，拥有最多的受保护人和最多的海外利益。克劳狄家族的声望是如此不可抗拒，以至于面对它时，连卢库勒斯家族的贵族也转变为热心往上爬的人。为了尽快跟克劳狄家族结亲，卢库勒斯甚至没要嫁妆。他妻子“继承”了卢库勒斯家新娘的名声，有关她不忠的说法传得满城风雨。卢库勒斯肯定盘算过，为获取克劳狄家族的支持，娶这样的妻子是值得他付出的代价。他的姻亲的精明也不亚于他。那个家族的首脑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AppiusClaudiusPulcher），刚刚从去世的父亲那里接过这个位置。他有两个兄弟，三个姐妹。他还有极大的野心。这个专横的机会主义者认识到，东方展现了光明的前景，卢库勒斯有可能成为他的敲门砖。他们家族的小帕布琉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Clodius）也希望在军中建功立业。他刚满18岁，正是罗马的年轻人开始军事生涯的年纪。像阿庇乌斯一样，帕布琉斯的眼睛也盯上了获取荣誉的机会。
然而，在他们和他们的亲家进军东方以前，卢库勒斯得首先确保能得到指挥官的任命。尽管有卡图卢斯和克劳狄家族的支持，元老院仍有很多人反对卢库勒斯。卢库勒斯都要绝望了。他意识到，他不得不去找找帕布琉斯·塞提古斯，元老院的那个头号能人，探探他的意思。骄傲的卢库勒斯不愿直接这么做，就去勾引了他的情人，答应带着塞提古斯一起去东方。计谋奏效了，塞提古斯站到了卢库勒斯这一边，他在元老院的小集团也改变了立场。僵局打破了，卢库勒斯被任命为指挥官。
和他一起去的还有执政官同事马尔库斯·科塔（MarcusCotta）。这可能是慑于米特拉达特斯的威名；更可能的是，它表明元老院仍不放心，不愿把大权交到一个人手中。无论是哪个原因，这样的安排都适得其反。就在卢库勒斯准备侵入本都的时候，科塔将整个舰队葬送在米特拉达特斯手里，还差点儿把他的军队也毁掉。接着，他又丢脸地被封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的一个港口。米特拉达特斯已进入亚洲行省。不顾部下的不满，卢库勒斯放弃了对本都的计划，转而解救他无能的同事。听到卢库勒斯即将到来的消息，米特拉达特斯不再围困科塔，但他没有撤退，而是发动了对亚洲行省的大举入侵。米特拉达特斯完全有理由这么自信。他的新模范军已打败一位执政官，他的军队远远超过卢库勒斯的5个军团，达到4比1的优势。他大概觉得又有机会把罗马人赶进大海了。
卢库勒斯没有上钩，没有跟敌人正面交锋。相反，他采取骚扰本都军的战术，切断了他们的粮食补给线，“把他们的胃变成了战场”。1冬天到来时，米特拉达特斯撤退了，留下损毁的攻城器械和几千具尸体。第二年春，卢库勒斯再次发起攻击。这一次，他没有受到后方的干扰，攻进了本都。在其后的两年里，他逐渐地摧毁了米特拉达特斯的权力。到公元前71年，卢库勒斯控制了整个王国，一个新的行省等着共和国去接收。看起来，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将要胜利结束了。
米特拉达特斯却不这么看。他逃脱了卢库勒斯的打击，仍在顽强地抵抗，不打算轻易地认输。这个曾锻炼身体抗毒性的人非常善于自我保护，罗马人没能抓到他。米特拉达特斯翻过大山，来到与本都相邻的亚美尼亚（Armenia），接受它强大的国王提格拉涅斯（Tigranes）的保护。卢库勒斯迅速把阿庇乌斯派去，要求提格拉涅斯交出米特拉达特斯。这是罗马第一次派官方使团去亚美尼亚。此前，这个王国很少干扰共和国的计划，一方面因为它离罗马的势力范围太远了，一方面也因为它的崛起还是最近的事。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提格拉涅斯在今天大致是伊拉克的地方建立了霸权，夸张地给自己加上“王中之王（KingofKings）”的称号，享用起东方王室的华丽仪式。无论他去哪里，身边都带着四个附属国国王。为了能跟上他的马，他们跑得气喘吁吁的。提格拉涅斯坐下的时候，这些国王站在他的宝座旁，像奴隶一样随时等候吩咐。当然，这些做派吓不住阿庇乌斯。当他见到提格拉涅斯时，他对这位“王中之王”的态度像克劳狄家族对待任何人一样，傲慢得目空一切。而提格拉涅斯不习惯被人嘲笑，尤其不习惯被20来岁的年轻外国人嘲笑。他被激怒了，拒绝交出米特拉达特斯。冷淡的外交局面后来进一步加深了。阿庇乌斯无视国家与国家间交往的礼仪，对提格拉涅斯赠他的礼物不屑一顾，故意只挑了一个茶杯。
于是，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卢库勒斯同一个国家交战了。在罗马，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国家。虽然时节已晚，他还是独断地做出了决定。越过泛滥的幼发拉底河，卢库勒斯杀向东方。他的目标是提格拉诺塞塔（Tigranocerta），一座提格拉涅斯用自己王室名字命名的城市，一个亚美尼亚国王心爱的、亲手打造的城市。听到样板城市被围的消息，提格拉涅斯暴跳如雷地赶去解救。这正是卢库勒斯期待的。现在，他是历史上离罗马最远的罗马将军，而且他的军队远不如对手多。当提格拉涅斯看到敌人那可怜的一点儿人马时，嘲弄罗马人“组成外交使团太多了，组成一支军队又太少了”。2国王的妙语一出，旁边一片逢迎的笑声。很快，国王就笑不出来了。在共和国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胜利中，卢库勒斯不仅消灭了亚美尼亚军队，还摧毁了提格拉诺塞塔。罗马人以惯有的残忍效率把这座城市洗劫一空。卢库勒斯取了王室珍宝，他的部下拿走了剩下的一切。城市被夷平，提格拉涅斯无力阻止，自己也不得不出逃。那些纪念碑和宫殿都是才建起不久的，“王中之王”原想借它们炫耀自己的声名。如今，它们几乎连只砖片瓦都没剩下。
然而，破坏还不是那么彻底，所获利益还不是那么充足。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则，卢库勒斯可以把被击败的人都变成奴隶。他没有这么做，反倒把他们放了。大多数人被押解到提格拉诺塞塔。借着把他们送回家，卢库勒斯希望在提格拉涅斯的王国培养一支分离派势力。这样的政策同等地结合了精明与仁慈。对于让敌人付出被征服的代价的做法，罗马人从无异议；而卢库勒斯在抢劫的时候，仍怀有“贵人行事应高尚（noblesseoblige）”的强烈信念。他当然不会把自己看作奴隶贩子和收税员的工具。对他们，卢库勒斯有的只是贵族式的厌恶。事实上，在同提格拉涅斯开战前，他已采取一些措施，对付那些在亚洲折腾了很多年的吸血鬼。利息被大幅度削减；债主的许多恶劣做法被禁止；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以前，亚洲的希腊城市背负着巨额赔款，完全成了抵押物。现在，由于卢库勒斯的干预，它们的债务逐渐清偿。四年之内，这些债务将会偿清。
由于这些贵族的古老理念，罗马的帝国总能得到一点儿宽厚的对待。在卢库勒斯身上，罗马元老的传统家长式作风很好地结合了对共和国世界使命的新的激进解释。他对希腊文化的热爱使他清楚地看出：若不让希腊人也分上一杯羹，罗马人在东方的统治不会有什么长远的希望。通过对提格拉诺塞塔居民的仁慈姿态，卢库勒斯坚持了他的一贯政策。以前，在本都，卢库勒斯不仅饶恕了那些反抗他的希腊城市，一旦城市被攻下，他还愿意支付重建的费用。在卢库勒斯看来，对毁灭这些城市的欲望的约束，就是对希腊人未来的投资，也是对帝国自身安全和长久兴旺的投资。
很自然，这些都无助于平息罗马对卢库勒斯的不满。对大商人集团来说，减轻行省债务不是一项受欢迎的政策。只要他在行省的记录还是辉煌的胜利，卢库勒斯的地位就不可动摇。然而，攻克提格拉诺塞塔是他一生的顶峰。此后，他越来越无力应付对自己的攻击。尽管他漂亮地打败了提格拉涅斯，但最初的目标没有实现，米特拉达特斯仍然在逃。公元前68年，卢库勒斯徒劳地在亚美尼亚荒原转来转去，身后还有敌军不停地骚扰。他们不再同卢库勒斯正面对阵。最后的胜利逐渐显得无望。在罗马，金融界的游说集团让驯服的政治家放手攻击卢库勒斯，不再有任何犹豫不决。保民官们剥夺了卢库勒斯一项又一项职权；如潮的指责就像围攻受伤野兽的群狼。在本都，打不垮的米特拉达特斯又拼凑了一支军队，取得了对罗马守备部队的多次胜利。与此同时，卢库勒斯被拖在遥远的亚美尼亚南部，迟迟不能体面地结束对提格拉涅斯的战争。他拿下了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尼西比斯（Nisibis），准备在那里过冬。此时，他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提格拉涅斯，而是来自自己的军营。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
公元前68年冬，卢库勒斯被他的士兵们包围着。这些士兵追随他已有6年了。他们受着严苛纪律的约束，领着少得可怜的军饷；他们翻过高山，穿越沙漠，曲曲折折，忽前忽后，行军超过1000英里。对他们——其中有些在东方待了将近20年——中的许多人来说，家是什么样已经想不起来了。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梦想着回家。这也正是他们战斗的原因：不仅是用罗马人的方式证明自己，打击凶恶的敌人，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他们还想重新获得因贫穷而失去的地位。这些流浪在外的人跟家乡的富人一样，渴望受到别人的尊重。能满足他们愿望的只有战争，正如最势利的人也承认的：“再可怜的人也会被荣誉的甜蜜打动。”3——当然，还有抢劫。
共和国军队里不全是身无分文的志愿者。当公民集合在马修斯大校场参加选举时，他们严格地按照财富的多少排列；以这种方式，他们保留了对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时每个阶层的人都得服役，战争中的军团代表着整个共和国。可笑的是，在那个被他们怀念的时代，只有无地的人才被排除服役之列。这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是罗马人眼中的智慧：“脚踏在自己土地上的人是最勇敢、最顽强的士兵。”4那些农民满手老茧，照料着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总能引起人们的依恋之情，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明显。背靠着这些农民，共和国逐渐地壮大。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国步兵就是由自耕农（yeomanfarmers）组成的。他们放下手中的犁，抚去剑上的稻草，追随他们的行政官上阵厮杀。在罗马的势力局限于意大利时，战争都不会持续太久。随着罗马海外利益的扩展，战争的时间拉长了，往往积年累月，没完没了。在士兵离家的日子，他们的土地很容易落进别人之手。富人越来越多地吞并小农场。巨大的庄园取代了自耕农的小农场、小果园，原来的“色拉拼盘”成了斯巴达克行军路过的单调“荒原”。当然，它们不是真的荒原，有被铁链锁在一起的奴隶在劳作。但是，没有生来自由的公民。“乡村几乎没有什么人，没有自由的农民和牧人，只有一些野蛮人和进口的奴隶。”5正是这种状况令提比略·格拉古震惊，开始了他的改革。他警告同胞们，共和国的军事基础正受到侵蚀。每个丧失土地的农民意味着共和国丧失一个士兵。在推动改革的那些人看来，被剥夺土地的人的惨状成了共和国灾难的预兆。深重的意大利农业危机难以克服，但对于兵源危机，人们似乎可以采取些改革措施加以缓解。公元前107年，为情势所迫，马略宣布军队向一切公民开放，不管他们有无地产。国家提供武器和盔甲。军团职业化了。
从那时起，拥有农场不再是服役的资格，相反，它是对服役的奖赏。无怪乎最初的兵变迹象是一些人窃窃私语，说庞培的老兵不过打打反叛者和奴隶，就已经“拥有一块肥沃的土地，与老婆孩子安顿下来”。对比自己的指挥官，卢库勒斯连劫掠都不允许。这一说辞明显不实——就在上一年，他们攻下提格拉诺塞塔并大肆抢劫——但很多人都相信。不管怎么说，卢库勒斯不是出了名的小气吗？难道不是他禁止抢劫本都后面的希腊城市的吗？难道他的部下不是只能“东跑西跑地浪费生命，什么酬劳也没有——除了看守卢库勒斯的马车和骆驼，以及装载的金子和玉石镶饰的杯子”？6
职业军团的纪律非常严厉，甚至超过了过去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士兵不敢轻易地流露他们的不满。不过，这些心怀怨愤的人有个现成的代言人。年轻的克洛狄乌斯·普尔克（ClodiusPulcher）没像他的哥哥阿庇乌斯光彩地入选外交使团。他也没有迅速获得提拔，而他认为神给了克劳狄家族的人这个权利。克洛狄乌斯因受到轻视而怨气满腹，一直等着从背后捅姐夫一刀的机会。他的报复行为的确厚颜无耻。这个最傲慢的罗马家族的子弟开始把自己扮成“士兵的朋友”，7在军营煽风点火，很快产生了灾难性的效果：卢库勒斯的整个军队罢工了。
罢工一直是心怀不满的平民最有力的武器，其实，也是唯一的武器。在远离帝国边疆、远离罗马的地方，在军营这个文明社会的边缘角落，共和国早期历史的一幕重演了。然而，罢工士兵们与他们的前辈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此时，他们的利益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兵变交织着相互竞争的贵族的恩怨。在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罗马臣民的地区，兵变还会危险地成为榜样，在整个东方引起反响。如果卢库勒斯在兵变中倒下了，世界将不断重新上演他的悲剧。这是个灾难性的危急时刻，也是一位总督走向辉煌的时刻。正当士兵们坐在他们武器上的时候，米特拉达特斯的消息传来了。他又回到了本都，恢复了王位。于是，孤傲、自负的卢库勒斯走过一个又一个营帐，拉起每个士兵的手，泪流满面地恳求他们。
反恐之战
在罢工后的几个月里，卢库勒斯同时应付着米特拉达特斯和不满的士兵们。有消息传来，克洛狄乌斯被海盗抓去了。卢库勒斯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士兵的朋友”早已从军营潜逃，去了西方的奇里乞亚（Cilicia），一个位于土耳其东南海岸的罗马行省。他的另一个姐夫是那里的行政长官。马修斯·莱克斯（MarciusRex）娶了克洛狄乌斯最小的姐姐。他不喜欢卢库勒斯，很高兴有机会羞辱他。莱克斯任命年轻的兵变者为司令官，指挥一支舰队。巡逻的时候，克洛狄乌斯成了海盗的俘虏。
最近一段时期，被海盗捕获成了罗马贵族职业危险的一部分。8年前，在去莫兰的精修学校（Molansfinishingschool）的路上，恺撒也曾被劫持。海盗提出要20塔兰特（talent）的赎金，恺撒显得很愤慨，说他至少值50塔兰特。他还警告说，一旦他被释放，他会带人来消灭他们。后来，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克洛狄乌斯的经历不是那么光彩。他写信要求埃及国王支付赎金，结果只得到了可笑的两塔兰特。海盗们都笑坏了，他们的俘虏气坏了。至于他是如何被释放的，人们传说着许多丑闻。他的敌人——他有很多敌人——声称，他用肛门的童贞换取了自由。
不管海盗们能获得多少赎金，绑架只是他们的副业。凭借精心策划的恐吓行动，他们能近乎随意地敲诈和掠夺，无论在海上还是在内陆。如他们吹嘘的那样，海盗们抢劫的规模很大。他们的头领“把自己看作国王和独裁者，把他们的人看作士兵；他们相信如果全力以赴的话，他们是不可战胜的”。8他们无餍足的贪婪，他们将整个世界变成猎物的欲望，都使他们成为共和国本身的一个拙劣模仿者，一个让罗马人极度不安的邪恶镜像。海盗的组织和他们四处扩张的行动就像是对共和国的复制。他们是极其特别的对手。“海盗不受任何战争规则的约束，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西塞罗抱怨道，“不能信任他们，不能指望他们会遵守大家约定的条款。”9如何才能找到这个对手，更不用说消灭他们了？那就像跟鬼魂打架一样。“这是一场在迷雾中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战争，没有任何规则”；10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
对于一个自豪的、决不容忍被羞辱的民族而言，上述说法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奇里乞亚地区有崎岖的海岸，背后还有难以翻越的大山，长期在这里保持良好的治安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可笑的是，海盗们之所以能走出他们的发源地，四处横行，罗马在东方建立的霸权竟是主要的原因。它打破了所有的地方权威，以免它们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同时又拒绝承受直接管理的负担，结果就是共和国替盗匪扫清了战场。对那些既没有政治活动又缺少法律的民众来说，海盗至少给他们保护的地区带来了秩序。一些城镇付给他们保护费，另一些提供港口。一年年过去了，海盗的手伸得越来越远。
只有一次，公元前102年，被激怒的罗马人打算彻底消灭海盗。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被派到了奇里乞亚，带着一支军队和一支舰队。他是西塞罗崇拜的英雄，伟大的起诉人。海盗迅速撤离了他们的根据地，安托尼乌斯宣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元老院用凯旋式奖赏他。但海盗在克里特岛（Crete）集结起来，恢复了抢劫活动，像以前一样猖狂。这一次，共和国闭上了眼睛，装聋作哑。即使全力进行对海盗的战争，共和国也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这是一方面；此外，罗马还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不愿共和国发动清剿。经济生活中使用的奴隶越多，对他们的依赖性越强。即使共和国不是处在战争时期，罗马人对奴隶的需求也必须满足。海盗是最稳定的奴隶提供者。据说，在提洛自由港，每天转手的奴隶多达10000人。巨大的交易规模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养肥了海盗头目和罗马的大财阀。对商业利益集团来说，利润比尊严更重要。
对于破坏罗马好名声的这个污点，很自然，一些人——尤其是贵族中的上层人士——非常震惊。卢库勒斯只是其中最大胆地采取反对态度的一个。但元老院早就跟商业阶层同流合污了。因此，对于共和国将大量人口变成工具的无厌贪欲，最有远见的批评者不是罗马人，而是一个希腊人。波西德尼乌斯是个哲学家，曾为罗马人的帝国欢呼，视之为世界政府（auniversalstate）的建立。他认为，大规模的奴隶贸易是一幅乐观图景中的黑暗角落。旅途中，他在西班牙矿上见过流汗苦干的叙利亚人，在西西里庄园见过用锁链连在一起的奴隶。眼见的凄惨状况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当然，他从来没想到反对奴隶制。真正让他惊恐的是数以百万计的奴隶遭到兽行欺凌的事实，以及他寄予很高期望的罗马可能由此遭受的危险。如果共和国不能忠实于他所钦佩的贵族理想，对大商业集团玷污它的世界使命视而不见，波西德尼乌斯担心帝国会退化、堕落，将陷入一片贪婪和无政府主义的泥潭。那样的话，罗马的霸权就不再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相反，它预示着一个世界黑暗时期。
作为例证，波西德尼乌斯提到了一系列的奴隶暴动。斯巴达克起义只是最近发生的一次。其实，他还应该引用海盗作为证据。同他们的猎物一样，盗匪也是时代苦难的受害者，如过度的压榨、战争、社会秩序的崩塌等。结果，整个地中海地区，只要是不同文化的人被抛在一起的地方，无论奴隶的工棚还是海盗船，到处是一片对启示性未来的绝望呼唤。那种未来是波西德尼乌斯非常惧怕的。苦难和漂泊窒息了传统的宗教崇拜，却为神秘宗教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同西比尔的预言一样，这些秘教也是多种文化因素的大杂烩，包括希腊人、波斯人、犹太人的信仰。一般来说，它们是地下的、模糊的，写历史的人看不到，但其中有一个却在历史上永久地留下了印记。米特拉神（Mithras）是海盗所尊崇的对象，后来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最初，他是罗马敌人的神。他跟米特拉达特斯有些神秘的联系，后者名字的意思就是“米特拉给予的”。米特拉本来是一个波斯神明，但在海盗的崇拜仪式中，他很像一位希腊英雄珀尔修斯（Perseus）。有意思的是，后者也是米特拉达特斯声称的祖先。珀尔修斯像米特拉达特斯一样，也是一个强大的国王，曾统一西方和东方，希腊和波斯，统治的时代远比新崛起的罗马早。米特拉达特斯铸造的货币上有星星和新月，那就是希腊神明手中握的剑的古老象征。米特拉神手中也握着这样一柄剑，深深刺进一头庞大公牛的胸部。
原来的波斯神话发生了扭曲，公牛转化为“大敌（GreatAntagonist）”的象征，“邪恶原则（PrincipleofEvil）”的象征。海盗们是这么看罗马的吗？层层迷雾笼罩着秘教，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能够确定的是海盗与米特拉达特斯建立了联盟，关系非常紧密，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同样可以确定的还有一件事，即海盗不光是抢劫，他们也敌视罗马所代表的一切。只要有机会，他们很乐意把共和国的理念踩在脚下。一旦发现俘虏是罗马公民，海盗先是装作很害怕，匍匐在他的脚边，为他穿上长袍；等他穿好这个公民的象征物后，海盗便把一架梯子放进海里，请他下海游回罗马。这些海上的抢劫集团还特别针对罗马的行政官，打击他们的权力象征。在凯旋式上，安托尼乌斯曾带着夺自海盗的财宝，在罗马城游行。海盗进行了回击，在海岸边把他女儿从她的别墅中抓走。这个精心策划的行动着眼于激怒对手，表明他们对罗马人的心理非常了解。海盗的打击落在了共和国声威的核心部位。
很自然，罗马人的荣誉感要求他们反击；与此同时，自私自利的商业集团也逐渐转变了立场。罗马的商人们发现，虽然他们一向纵容海盗，但现在，海盗威胁到了他们自身。随着海盗越来越多地控制了海洋，他们有了不时切断航道的能力。罗马所需的一切供应，从奴隶到粮食，渐渐地变成了涓涓细流。罗马开始挨饿。但元老院仍迟疑着。海盗的活动极其猖獗，很明显，要对付他们，必须赋予某人以很大的权力，在整个地中海指挥。许多元老认为，那必须一位总督才行。最终，公元前74年，第二个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获得了指挥权。他是那个伟大的起诉人的儿子，但选他却不是因为他继承了打击海盗能力的缘故。恰恰相反，他获得推荐是因为他的无能。正如人们尖刻地看到的那样，“没关系，就是要提升那些人，那些我们没理由害怕的人”。11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自己在西西里岛周边地区干起获利颇丰的海盗勾当；第二个是在克里特岛附近被海盗打得大败。罗马的俘虏被戴上了脚镣。那本来是他们为海盗准备的。海盗把他们固定在船上的桁端，任他们摇摇晃晃。
甚至给罗马俘虏设置这么多绞刑架都算不得什么，超级大国的无能还有更屈辱的标志。公元前68年，卢库勒斯正打算向东攻击提格拉涅斯；在共和国的心脏地带，海盗们也干起来了。奥斯蒂亚（Ostia）是台伯河的入海口，距罗马仅15英里。海盗进了港口，烧毁了船坞中执政官的旗舰。饥饿的首都的港口燃起大火。罗马的饥荒更严重了。饿着肚子的公民来到广场，要求采取行动，应付危机，要求任命一位总督——不是像安托尼乌斯这样的纸老虎，而是真能解决问题的人。元老院固执己见。同胞们心中的理想人选是谁，卡图卢斯和霍腾修斯完全清楚；他们也知道谁正在一边等待着。
自结束执政官任期以来，庞培刻意保持着低姿态，时时处处透着谦虚。“庞培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他不追求某样东西，而事实上那是他最想要的。”12那是他选择最佳时机的精明策略，用在这个时候尤其精明。庞培采用了克拉苏的做法，没有自吹自擂，而是利用别人帮他吹嘘。恺撒是其中之一。在元老院，他孤独地发出支持庞培的声音。这不是出于对庞培的好感，而是因为恺撒看清了骰子正转向哪边。如今，苏拉的改革已经被纠正，保民官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庞培执政官恢复了他们的古代权力，倒也不是毫无所求的。他们曾帮助庞培解除卢库勒斯的指挥权。公元前67年，也是一位保民官提出建议，给予人民的英雄以打击海盗的全权。虽然卡图卢斯激烈地呼吁，不要任命一个“事实上的帝国君王”，13公民们还是满心欢喜地批准了提案。庞培得到了空前的力量，有500艘船，120000人；如有必要，他可以征召更多的人。他的指挥范围包括整个地中海，其中所有的岛屿，并向内陆延伸50英里。共和国的资源从来没有如此集中地交到一个人手中。
虽然任命了庞培，但前景如何，没有人知道，连他的支持者也是这样。共和国以这样的规模动员，本身就是绝望的标志。极度的悲观主义体现在任期上，他们觉得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需要三年。但新总督只用了三个月，就扫清了海上的盗匪，毁掉了他们的根据地，解除了几十年来折磨着共和国的海上威胁。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一场庞培个人的胜利。它是让人大开眼界的表演，让人看清了共和国拥有的实力有多大。连罗马人自己都很吃惊。它表明，无论他们面对挑战时的最初反应有多迟钝和犹豫，一旦耐心耗尽，没有什么能同他们抗衡。反恐之战顺利结束，罗马还是超级大国。
庞培的胜利又一次证明，只要共和国愿意，它能干得很漂亮。事后，庞培没有采用传统的野蛮手段，没有过度的惩罚和报复。为显示仁慈，庞培做了件和他的大胜一样令人吃惊的事，不仅没有杀他的俘虏，反而为他们买了地，让他们当农民去。庞培清楚地认识到，盗匪源于文化上的无根和社会上的大变动，只要共和国仍须对他们的处境负责，他们对罗马的仇恨便无法消除。尽管如此，几乎无须强调，帮助罪犯恢复正常生活不是罗马人的习惯做法。或许应该指出，庞培在清剿海盗期间，抽出时间拜访了罗得岛上的波西德尼乌斯。我们知道，他听过波西德尼乌斯的一场演讲，过后，两人还私下做了交谈。既然哲学家的任务不是挑战罗马人的偏见，而是进行知识性的注解，我们可以确信，庞培不会听到他不想听的任何话。然而，波西德尼乌斯至少会帮他明晰他的观点。门徒（protégé）庞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相信，在庞培身上，他的祈祷总算得到了回应：一个能体现出贵族价值的罗马贵族。“永远勇敢作战，”他建议即将离开的庞培，“行事永远比别人高尚。”这是出自荷马的警句，庞培听了很高兴。14正是出于这种精神，他饶恕了海盗。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将安置海盗的城镇命名为庞培波利斯（Pompeiopolis）：希望仁慈与慷慨永久性地为他的名字增光添彩。作战时坚定，和平时期大度，难怪波西德尼乌斯称他为时代的英雄。
然而，庞培仍同过去一样贪婪，还想要得更多。仅仅做个赫克托（Hector，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是不够的。很小的时候，他站在镜子前，摆弄额前的一绺卷发，梦想着成为亚历山大。现在，他决心抓住机会。东方已对他敞开，他要从那里赢取荣誉，赢取罗马人从未想过的荣誉。
新生代亚历山大
公元前66年春的一天，卢库勒斯注视着地平线，看见上面升起一团尘烟。他的营地驻扎在树林的边缘，眼前伸展着的平原地势很高，没有树木。尘烟慢慢接近了，一支看不到尽头的队伍走了出来。卢库勒斯看到了指挥官的侍从，他们手中的棍棒缠着月桂枝，上面的叶子已枯萎。他自己的侍从拍马上前，递出新月桂枝编成的桂冠，迎接来人。对方也交出了他们的枯枝。
借助这样一个仪式，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得到了最后确认。自冬天的兵变以来，卢库勒斯的权威一天天跌落。他同部下的关系变得很冷淡，根本不能指望他们跟随自己作战。卢库勒斯不得不带着他们撤退，慢慢地离开亚美尼亚。他退到了本都西部的山区，舔着自己的伤口。米特拉达特斯回到了他的王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卢库勒斯毫无办法。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有人一直盯着他的总督职位，与金融界和他们驯顺的保民官达成密谋，想把他挤走。卢库勒斯的接替者就是这个人。
海盗被剿灭之后，没有人想跟伟人庞培作对。元老院的大多数人承认他是赢家，抛开了他们的疑虑，投票给了他更多的奖赏，更大的权力。在共和国的东方作战史上，庞培指挥的这支部队是最大的。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另一项权力，可以随机决定或战或和。相比之下，卢库勒斯什么都没了。大批他以前的盟友，包括两位前执政官和有着一堆古老姓氏的贵族，急急忙忙地投身新总督麾下。他看着新桂冠交给了庞培的侍从。在敌人的队伍中，他可能认出了许多人。他们会迎着卢库勒斯的眼睛，还是尴尬地看向一边？对罗马人来说，无论胜利还是失败，他们总能提供一些非常有趣的场景。
一开始，卢库勒斯和庞培保持着冷淡的礼貌。很快，他们的会面成了一场谩骂的比赛。庞培讥笑卢库勒斯无能，无法结果米特拉达特斯；卢库勒斯用尖刻的话回击，说自己的接替者就像一只食腐鸟，被鲜血刺激得发狂，而鲜血是比庞培更强的人打死的敌人留下的。场面越来越火暴，随从们不得不拉开两位将军。但庞培是总督，可以打出最后一拳。他剥夺了卢库勒斯对他的军团的指挥权，继续上路了。卢库勒斯没了任何官职。照料着自己受到伤害的尊严，他离开了，开始了返回罗马的漫长旅途。
尽管如此，他的话更有杀伤力。以后的事态证明，卢库勒斯没有吹牛，他的确打断了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拉涅斯两人的骨头；而庞培匆忙地扑向他的猎物，的确有几分像嗅到风中鲜血气味的食腐动物。最后一次，米特拉达特斯被赶出了他的王国。如往常一样，他又躲进山里，避开了追捕者。除了他的名字，他不再对罗马人构成任何威胁。提格拉涅斯，面对他无法战胜的庞大军队，又不想躲进山里，索性把自己交给庞培处置。来到罗马军营，他被迫下马，交出他的剑。他走向庞培，取下王冠，穿着一身金色和紫色的王家服饰跪下来，准备匍匐在尘土中。在他趴下之前，庞培抓住了他的手，将他扶起来，温和地请他坐在自己身边。接着，庞培礼貌地谈起和平的安排。亚美尼亚将成为罗马的属国，提格拉涅斯可以保留王位，但要把儿子交出做人质。可怜的提格拉涅斯立刻答应了。为庆祝和平的达成，庞培邀请他去营帐参加宴会。这是罗马将军的一贯做法：无情地显示共和国的威力后，优雅地在餐桌上显示风度。
在东方，庞培装腔作势的天赋找到了最好的舞台。这个伟人意识到历史正聚焦在自己身上，一举一动都不忘调整好姿态。像亚历山大那样，他也带了位听话的历史学家在身边，记录他的每一次英勇行动，每一件体现他宽宏大量的事。他一边行军打仗，与国王们周旋，一边注意着留下“副本”。只是战胜那些敢于反抗的东方人还不够，他还与毒蛇打交道，追逐亚马孙人（Amazons，希腊神话人物，相传是居于黑海边的一族女战士），一直向东方冲去，冲向环绕着世界的大海。与此同时，他不满意元老院吹毛求疵地指手画脚，打乱东方国家的边界，就像它们是赌博的筹码一样。他随意地重新安排它们，送出几顶王冠，废除几个国王。现在，这个孩子气的主人控制着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命运。
不过，庞培从未忘记他是罗马人的行政官。公民的伟大只在于他带给共和国的荣誉。对自己，庞培最得意的说法是：“他去的时候，亚洲在罗马势力的边缘，走的时候，它成了中心。”15他对国王们的羞辱，对王国土地的处置，在世界尽头进行的战役，全都在为这个目标服务。当庞培从尘土中扶起提格拉涅斯时，他扮演的角色是共和国利益的坚定保护者。若非如此，这个画面便失去了它的英雄主义光彩。君王式的恭维话能给野蛮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它们的唯一价值是作为背景，凸显罗马人的自由。他处处模仿亚历山大，像克拉苏这样的对手嗤之以鼻，他的大多数同胞却非常欣赏。他们几乎本能地认为，那并不是对共和国不耐烦的表现，恰恰相反，那是对共和国尊严与价值的肯定。
对罗马人来说，怀念亚历山大的丰功伟业不是什么好事。更糟的是，它还总是激励着共和国的敌人。在东方，亚历山大确立的王国模式从来没有丧失魅力。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失去了活力，不断受到罗马的羞辱；但是，在对抗新的世界征服者的共和主义时，它仍是唯一能有所作为的政治体系。这就是它对国王们的吸引力所在——如米特拉达特斯，他甚至不是一个希腊人；更令人吃惊的是，它对盗匪和反叛的奴隶也很有吸引力。海盗把自己称为国王，在装饰风帆和采用紫色箭芒时，他们模仿的是国王的做派。这不全是自高自大，它们是有意识的宣传手段，公开宣扬着海盗们反对共和国的立场。他们知道，这个信息不会被认错。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每当社会秩序大乱时，起义领袖们总是戴上王冠的奴隶。斯巴达克的共产主义是独特的；以前，几乎毫无例外地，起义奴隶的首领将目标定为打倒他们的主人，建立一个新王朝。像海盗们一样，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采用了国王的做派；也有一些复活了传奇故事中的浪漫情节，声称自己是国王失踪已久的儿子。在共和国统治的世界里，革命的意思便是这些。对混乱年代各种复杂的社会潜流，奴隶冒称王室的做法又添加了新的内容，即预言。米特拉达特斯的宣传机构对预言利用得特别出色，他们宣称罗马注定灭亡，将出现一个所有人的王，一个新的世界王朝，等等。
所以，当庞培把自己打扮成新生代亚历山大时，他其实在盗用君王和奴隶共同拥有的一个梦想。在罗马，只有庞培理解它。作为海盗的征服者，波西德尼乌斯的信徒，他完全清楚，在王权与革命之间，在东方王公的傲慢与受压迫者的怨恨之间，那个梦想是一座桥梁，将它们危险地连在一起。他已经扫除了海盗的威胁，现在，他还准备扫除类似的威胁，无论它们酝酿在东方的什么地方。有一个王国特别值得注意。几十年来，叙利亚一直是无政府状态的发源地，“盛产”启示性的可怕景象（vision）。公元前135年，西西里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反抗罗马人的统治。起义奴隶的领袖把他的追随者称为“叙利亚人”，称自己为“安条克乌斯（Antiochus）”，后者是一个有着广泛号召力的称号。叫这个名字的国王们是亚历山大的后继者，曾经统治一个伟大的帝国，最盛时帝国的边界与印度相连。那些辉煌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如今，它的存在仰仗共和国的许可，共和国许可则是因为它的虚弱。王朝的版图只剩下叙利亚这个核心地带。公元前83年，即使这个地方也被提格拉涅斯攫取了；只是由于卢库勒斯，它才得以保留下来。卢库勒斯的政策是复活那些看起来不可能复兴的王朝。他找了一位安条克乌斯，重新把他扶上王位。至于庞培，他愿意扭转前任做过的一切，但他不承认新国王，倒不是出于个人恩怨。安条克乌斯既无能又危险。他的王国一片混乱，是社会革命的风暴眼；而他的名字仍蒙着一层光芒，继续勾起人们的反抗欲望。王国是共和国后方的一个脓疮，如果任其发展，它可能会出一个新的提格拉涅斯，一代新的海盗，或一场新的奴隶起义。这是庞培无法容忍的。公元前64年夏，他占领了叙利亚首都安条克（Antioch）。安条克乌斯十三世逃进沙漠，被一个阿拉伯酋长卑鄙地杀掉了。最终，他的王国的幽灵被送进了坟墓。
在王国的废墟上，一个新帝国出现了。不同于元老院传统的孤立主义，庞培选用了新的信条。罗马人的商业利益无论在哪里受到威胁，共和国都会干涉，甚至直接管理那里。曾经，共和国在东方只有一小块立足点，现在成了幅员广阔的行省。它的外面是更广阔的一块新月状土地，上面布满了附属国。它们都很驯顺，定期向罗马交纳贡金。这就是“罗马主导下的世界和平（paxRomana）”的意思。庞培能获得总督职位，靠的是金融游说集团的支持。因此，他不会重复卢库勒斯的错误，去冒犯金融界。然而，尽管他很愿意同它们保持利益一致，他也留意不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工具。肆无忌惮地剥削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官僚体制也不再是随心所欲、不受约束的了。从长远来看，商业集团早晚会认识到，这样的措施能保证跟从前一样多的利润。毕竟，杀死正下金蛋的鹅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总督庞培的伟大成就证明，商业上的考虑能够同元老院精英的理想和谐一致。这为罗马的统治树立了一个榜样，以后被效仿了几个世纪；毫不奇怪，这也把庞培送上荣誉和财富的顶峰。那些傀儡王公们不但填满了回罗马的马车，也填满了庞培自己的。公元前64年秋，庞培盯上了新的财源，从安条克南下。第一个目标是发起反抗的犹太王国（kingdomofJudaea）。耶路撒冷陷落了。在殊死抵抗后，圣殿（Temple）也被攻占了。有关犹太人独特的神的说法令他很感兴趣。庞培推开愤怒的祭司们的拦阻，进了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是空的，他很是迷惑不解。跟犹太人的神耶和华（Jehovah）相遇，究竟谁更荣耀？庞培觉得不会有什么疑问。他不想进一步激怒犹太人，没有动圣殿的珍宝，还给犹太留下一个由驯服的高级祭司领导的政权。庞培继续向南，准备穿越沙漠，进攻那座红色的城市佩特拉（Petra）。他没能到达那里。中途，他听到一个重大消息，米特拉达特斯死了。老国王从未放弃抵抗，但他的儿子后来也起来反对他，把他困在王宫里。罗马的头号敌人被逼进了死角。他企图服毒自尽，但没有成功。他锻炼过身体对毒药的抵抗力。这世上的东西，有几样他没有抵抗力呢？最终，他让一个忠诚的卫兵用匕首刺死了自己。这个消息让罗马人大肆庆祝了10天。庞培向他兴奋不已的军团宣布了米特拉达特斯的死讯，匆匆赶往本都。米特拉达特斯的儿子把父亲的尸体带到了那里。庞培对检验尸体毫不在意，急于搜寻死者的财物。他发现了一件红色的斗篷，那曾经属于亚历山大。庞培想象着罗马的凯旋式，急忙披在身上试试大小。
几乎没有人否认，那是他的权利。东方平定了，艰巨的任务完成了，庞培的成就可以跟罗马历史上的任何人相提并论。然而，在他准备回罗马时，他的同胞们心里都忐忑不安。再贪婪的人也不曾梦想过他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甚至克拉苏也一样。他的荣耀遮盖了所有的对手。一个成了新生代亚历山大的罗马人还会是公民吗？只有庞培自己能回答这个问题。在等着他回去的罗马人中，有许多已在做最坏的打算。庞培离开的五年里，罗马发生了很多事。又一次，共和国危机四伏。庞培的到来有助于危机的解除，还是会导致更大的危机？只有时间知道答案。
7享乐的代价
鱼塘里的阴影
当庞培在东方作威作福的时候，那个他取代的人心情极度郁闷。
卢库勒斯完全有理由生气。敌人撤掉了他的指挥官职务不说，回到罗马还接着刺激他。最恶毒的是，他搅黄了他的凯旋式。那是共和国所能给予公民的最高礼遇。每次举行凯旋式的时候，街道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响着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一天，凯旋式上的将军不仅仅是个公民，不再是个凡人。他穿着君王的金色与紫色服饰，脸也被涂成了红色，看起来像罗马最神圣的雕像，卡匹托尔山上那个神庙中的朱庇特。一种光荣的、醉人的、令人敬畏的气氛伴随着这位人神，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将军造就了一幅奇观，被大家津津乐道着。对街道边向他欢呼的罗马人来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野心的确可以是神圣的；在努力向上攀爬的奋斗时刻，在成就丰功伟业时，一位公民也同时履行着对共和国的责任，对众神的责任。
几乎没有人怀疑，提格拉诺塞塔的胜利者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庞培虽然剥夺了卢库勒斯的指挥官职务，但还是给他的凯旋式留下了几千人马。然而在共和国，没有什么崇高到可以完全避免卑鄙行径的地步。从阴谋诡计中获利的人——像卢库勒斯争取总督职位时做的那样——也会因它而受苦。这是政治游戏的规则。一个人有多么高大，对手的诽谤就有多么恶毒。平民卢库勒斯的光辉前途令他的反对者满心恐惧，正如令他的盟友们满怀希望一样。各个派别的显贵尽了最大的努力，企图推翻保民官的反对意见，给卢库勒斯凯旋式的荣誉。他们这么做都有各自私利的权衡，不管显贵们被激怒时的表情如何真诚，愤慨的叫嚷声多么响亮。在罗马，友谊和政治考虑从不曾完全分开。
不过，卡图卢斯和他的支持者的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一直以来，他们期待着卢库勒斯成为自己事业的领袖。而此时，由于一场接着一场的羞辱，卢库勒斯身上的某根弦似乎绷断了。为消灭米特拉达特斯，他度过了六年紧张岁月，耗尽了战斗的激情。如今，他放弃了政治战场，沉溺在极其铺张的享乐之中。
在东方，作为罗马力量的胜利宣言，卢库勒斯摧毁了提格拉涅斯的宫殿和游乐园，没留下一点儿痕迹。回到意大利后，他着手打造自己的建筑奇观，定位成胜过他毁掉的那些东西的水准。在罗马城墙外的一个山脊上，他建造了一个令罗马人目瞪口呆的花园，极尽奢华。里面有一大群的夸张建筑，有喷泉和奇花异草，许多是他在逗留东方期间搜罗的，其中包括一棵从本都弄来的樱桃树，是他带回家乡的收获物中最难运输的。在托斯库卢姆（Tusculum），他的夏季别墅绵延数英里。沿着那不勒斯海湾，他拥有不少于三座的别墅，最壮观的是他建在防波堤上的一个宫殿，其上有镀金的平台屋顶，向着海面闪闪发光。还有一座原先属于马略。这位老将军不肯在别墅退休养老，仍渴望战斗，渴望更多的胜利。卢库勒斯从苏拉的女儿手中买下了别墅，价格高得离谱。与马略不同，他似乎想把别墅和他拥有的一切都转变成一种标志，以此显示雄心不再。这些大肆炫耀的行为是对共和国所有理想的冒犯。过去，他拥有他那个阶层的美德，以这些美德指导自己的生活；现在，他离开了公共生活，开始践踏这些美德。先是失去了权力，既而失去了荣誉，卢库勒斯看来是想把他受到的屈辱转嫁到共和国本身。
既然不能在凯旋式上夸耀，他开始夸耀他那惊人的胃口。苏拉为庆祝胜利，曾宴请整个罗马；卢库勒斯耗费了更多的金钱，欢宴却是私下进行的，甚至是孤独地进行的。有一次，他一个人吃饭。仆人准备的饭菜很简单，他愤怒地大叫道：“卢库勒斯今天要宴请卢库勒斯！”1这句话被无数次地重复过，恐怕罗马人重复时还都在摇头叹息，因为在他们看来，沉迷于烹饪是极为丢脸的事。高级烹饪一直是堕落的危险症状。历史学家很喜欢说，在共和国早期，人们过得简朴而高尚，厨子“是奴隶中最便宜的”，而在接触了东方的奢侈生活后，“他受到了高度的重视，烹饪也从纯粹的功能上升为精致的艺术。”2在这个财源旺盛又没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传统的城市，烹饪迅速成为狂热的流行时尚。罗马人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出去，厨师和珍贵的作料源源不断地流进来。对坚持共和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来说，不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经济上，这种爱好都是毁灭性的。元老院对此有所警觉，曾试图做一些限制。早在公元前169年，它就禁止在宴会中上榛睡鼠这道菜；后来，苏拉也惺惺作态地颁布了很多法律，提倡简朴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些豆腐渣堤坝，时尚的洪流把它们冲得无影无踪。百万富翁们越来越多地走进厨房，尝试他们自己的菜谱，希望做出更稀奇的大餐。塞尔吉乌斯·奥拉塔的水产养殖之所以有大利可图，就是这股时尚的明证。不过，在餐桌上，牡蛎也不是没有竞争对手，扇贝、肥硕的野兔、母猪的阴门都突然地受到人们的钟爱。原因是一致的：虽然易于腐烂，但它们鲜嫩多汁。从这些柔软的肉食中，装模作样的罗马美食家找到了极大的乐趣。
最受欢迎的是鱼类。自罗马城建立以来，他们一直在湖中放养鱼苗。到了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经被鱼塘包围了。淡水鱼不再稀罕，人们更钟情于海里的品种。随着罗马烹饪术受到日益增多的外来影响，海鱼成了人们兴趣的焦点。超级富豪们不满足于依赖商人提供大菱鲆和鳗鲡，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海水鱼塘。很自然，巨额的花费更增加了它们的魅力。
这种奢侈的做法被人从古老的原则中找到了依据：公民应该依靠自己土地上出产的东西生活。罗马人的乡村情结打破了一切社会界限，甚至最豪华的别墅都开辟了农场。不可避免地，城市精英之间流行起一种装腔作势的风气，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对它大概是比较熟悉的。他们喜欢在别墅的水果仓库小憩。如果不愿自己耕种和收获水果，厚脸皮的主人会从罗马把它们带来，放在仓库中供客人享用。养鱼也有类似的虚假，追求自给自足需要付出惊人的代价。如农学家指出的那样，家用鱼塘“养眼，但不实用。它们掏空了而不是填满了钱袋。建造和养护的费用极其昂贵”。3所谓养鱼有利于经济的说法很快就不攻自破了。公元前92年，一位监察官——维护共和国最严格的理念的行政官——为一条死去的八目鳗大哭起来。据说，他哭得如此悲伤，“好像他失去了女儿”而不是一顿晚餐。4
30年后，这股风气达到了狂热的顶峰。比如霍腾修斯，说到吃一条他心爱的鲻鱼，这种念头从来都不会有。餐桌上需要鱼的时候，他会派人去普特里买。他的一个朋友精彩地评论道，“从他的牲口棚里牵一头拉车的骡子，也比要他鱼塘里一条长着胡须的鲻鱼容易。”5然而，如在奢侈夸示的任何一个方面一样，在养鱼一事上，卢库勒斯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也远远超出其他人。他的鱼塘是这个时代公认的奇迹，也是公认的丑闻。为给鱼塘提供海水，他建造了穿行在山间的管道；为调节海潮的温度，他在远离海洋的地方建起防波堤。在为共和国服务时，他也没有这么尽心尽力地发挥过自己的才干。西塞罗把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称为“鱼狂人（Piscinarii）”——半是蔑视半是绝望的一个词。
因为，卢库勒斯忙于丢弃的雄心壮志正是西塞罗极为珍惜的。这个敏锐的人一眼看穿了养鱼热是怎么回事。他道出了共和国自身的毛病。罗马的公共生活立足于责任，失败并不能成为抛弃使命感的理由。正是那种使命感使共和国走向伟大。对一个公民来说，最重要的美德在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哪怕是在生死关头。无论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战场上，一个人逃跑会威胁到整个战线。虽然西塞罗摘走了霍腾修斯的起诉人王冠，他并不希望对手退休。这个新人认同的那些贵族的原则，霍腾修斯和卢库勒斯以前曾一直坚持着。此时，西塞罗正小心地、一步步地接近执政官的位置。看着这些天然盟友坐在鱼塘边，喂着他们长着胡须的鲻鱼，任共和国飘摇在风暴中，他感到非常震惊。
无论霍腾修斯还是卢库勒斯都曾经是最好的。尝过那种滋味后又被挤到第二位，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难耐的折磨。霍腾修斯的退休不像卢库勒斯那么彻底，但所感受到的痛苦是一样的。渐渐地，西塞罗把他赶出了他曾大受欢迎的法庭。如今，对他而言，法庭成了展示他的怪异和可笑的舞台。这个人曾在法庭上整理他的长袍，展平长袍边上的褶子。现在，这些被人指责为侮辱性的举止。最令人吃惊的是，有次在审理案件当中，霍腾修斯要求休庭，解释说他想赶快回家去，喝着葡萄酒照料他生病的悬铃树（planetree）。如以前的许多次一样，他的对手是西塞罗。奢侈铺张是另一个舞台。在那里，暴发户西塞罗比不上他。
发生病变时，罗马人古老的荣誉感就成了这样。卢库勒斯为了他的鱼而开山。霍腾修斯是第一个在宴会中上孔雀这道菜的人。那种古老而熟悉的、追求最好的竞争意识仍纠缠着他们，但促动他们的不再是追求荣誉的欲望，相反，有点像是自我厌恶。据说，卢库勒斯花钱时一脸的鄙夷，就像它们是些“贪婪、野蛮”的东西，沾满了鲜血。6难怪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觉得震惊和迷惑，无法理解他的状况，说他发疯了。厌倦（ennui）是还不为共和国所知的一种烦恼，后面的几个时代也不了解。塞涅卡（Seneca）写作的年代在尼禄（Nero）统治时期。那时，共和国的理想早已枯萎，想成最好的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贵族所能做的就是低下自己的头，专心于各种各样的乐趣。塞涅卡已能认清这种症状，在写到像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这样的人时，他说，“他们走到碟子边，不是想吃，而是要刺激胃口。”7这些鱼狂人坐在水边，呆呆地看着鱼塘深处。他们留下的阴影远比他们认识到的要深。
宴会中的常客们
自我放纵未必只是失败的耻辱标志。显赫的贵族或许会把它看作退休后的甜蜜毒药，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也提供了机会。沿着那不勒斯的海岸线，从卢库勒斯的别墅出发，走上几英里就到了海滩度假胜地拜厄（Baiae）。长长的、闪闪发光的防波堤向前延伸着，伸入海湾闪烁的蓝色海水中。幽默作家说道，有这么长的海堤，鱼儿都游不进来了。在罗马人看来，拜厄是华贵与邪恶的代名词。在那里度上一天假期，人们享受到的是夹杂着罪恶感的愉悦。政治家想都不会想在这样一个地方浪费时间。然而，在每一个季节，罗马都有大批上层社会的人被引诱着南下。也正因为如此，拜厄也吸引了许多想往上爬的人。无论是浸泡在它那著名的硫磺温泉中，还是享用一顿当地的风味大餐紫壳牡蛎，拜厄都提供了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这是一个不停顿地举办着宴会的城镇，从别墅中、海滩上、港湾里的游船上，音乐的旋律和人们的笑声不断地传出来，回荡在温暖的夜空中。难怪这个地方会让道德家们愤慨不已。不管在哪里，葡萄酒倒满杯子、外套脱下的时候，传统礼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里，一个英俊的、急于向上爬的年轻人，或许还未完全成年，也有机会同一位执政官攀谈一番。商人们在这里谈生意，保护人与被保护人在这里确定关系。一个人要是有风度、有副好容貌，在这里能占上很大便宜。拜厄是个丑闻满天飞的地方，外观迷人，却被各种有关堕落的流言笼罩着。这是一个人们洒上香水、大量饮酒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野心和阴谋的大舞台。最令人吃惊的是，它还是一个强悍女人施展手段的地方。
拜厄的女王是克劳狄三姐妹中最大的一个，克洛狄娅·梅特里（ClodiaMetelli）。她也是这儿的诱惑力独一无二的象征。克洛狄娅的眼睛又黑又亮，公牛般的外表总是令罗马男人两腿发软，而她的粗话风靡了一代人。她没有采用贵族名字“克劳狄娅（Claudia）”，而是选择了它的粗俗写法。这反映出一种平民口味，对她最小的弟弟影响很大。8模仿下层民众的口音一直是亲民的政治家的标志，苏拉的敌人苏尔皮基乌斯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从克洛狄娅开始，平民的元音发法成了流行时尚。
当然，在共和国这样的贵族社会中，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可能把某种平民气的元素融入时尚。克洛狄娅既借助自己的家族，也得益于她的婚姻，成为罗马社会的一个中心人物。她的丈夫是梅特卢斯·塞勒（MetellusCeler），来自唯一一个能在声望和傲慢方面同克劳狄家族相抗衡的家族。梅特里家族（Metelli）的生育力惊人，到处都是他们的人，还常常出现在对立的阵营中。比如说，有一位梅特里极其痛恨庞培，差点儿带着一整支舰队去攻击他。而在公元前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洛狄娅的丈夫一直是庞培的一个使节。显然，这个女人对此并不在意，处之泰然。她首先忠于自己的家族。克劳狄家族和梅特里家族形成鲜明的对照，出了名地团结，克洛狄乌斯同他的三个姐姐尤其如此。
卢库勒斯非常憎恨自己的小舅子，决心要毁掉他。乱伦的说法最初就是卢库勒斯传出来的。从东方回来后，他公开指责他的妻子跟她的弟弟睡觉，与她离了婚。小时候的克洛狄乌斯害怕黑夜，他最亲爱的大姐曾让他睡过自己的床，于是，她也未能躲开乱伦的说法。罗马人猎奇心理的后果就是吹毛求疵。关于恺撒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比提尼亚国王的性伴侣，这令他的同时代人兴奋不已；克洛狄乌斯的敌人也盯着对他乱伦的指责，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兴趣。无风不起浪，在克洛狄乌斯与他三个姐姐的关系中，一定有些什么不寻常的事，才使得人们喋喋不休。年轻的克洛狄乌斯总是做一些同他的年龄不相符的事，那些长舌头的人或许知道他们所说的并非凭空捏造的。不过，更有可能的是，由于克洛狄娅深深地涉足公共领域，人们更乐意传播她的流言蜚语。“客厅里的戏弄男子者（cockteaser），卧室里的冰块”，9从前的一位情人这样描述她，暗示她很注意利用自己的性感优势。甚至对像克洛狄娅这种阶层的女人而言，插手政治也是很危险的。罗马人的道德不鼓励女人在这方面有什么成就。性冷淡是最理想的婚姻状态。“庄重的女人不叫床”，10这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女人应该高贵地一动不动，稍稍出格便是妓女的标志。类似地，如果一个女人的谈话机智又奔放，她得做好受指责的准备；如果这样的女人还参与了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她会被看成堕落的怪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现对克洛狄娅的乱伦指责其实并不奇怪。由此，她被清出了政治游戏场。
尽管厌恶女人症（misogyny）既无情又蛮横，但对于像克洛狄娅这样的社交女主人所引发的辱骂狂潮，它并不能充分解释。女人要想发挥她们的影响，只能在幕后活动，通过密谋以及调戏和勾引她们想影响的人达到目的。这被道德家痛斥为流言和肉欲的女性世界。在男人野心的竞技场上，情势已经非常微妙了，女人的加入又增添了危险的不确定因素。利用女人优势的环境因素全是共和国的批判对象。西塞罗从来不是一个宴会迷，曾详细地列出那些色情内容，包括这样一些倾向：“放荡”，“风流韵事”，“在吵闹的音乐声中整夜不睡”，“乱交”，“不计后果地胡乱花钱”。11最丢脸的事、危险的堕落者的最终标志，是成为一个舞技娴熟的人。在传统主义者的眼中，再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了。城市如果沉迷于舞会文化，它就到了毁灭的边缘。西塞罗甚至一脸严肃地说，希腊正是那样灭亡的。“过去，”他大声疾呼，“希腊人也跳那玩意儿，知道它有多危险。它逐渐用有害的狂热念头腐蚀公民的心灵，然后，它能一下毁掉一座城市。”12依照这种诊断标准，罗马已经快不行了。就宴会而言，随着夜幕的降临，城市也临近疯狂的边缘，人们在酒精的刺激下极其兴奋，在“大喊大叫、女孩的尖叫声、震耳欲聋的音乐声”13的伴奏下，脱光他们的衣服，在桌子上狂野地跳舞。
与政策的结果相比，政策的形式更易于让罗马政治家分裂。宴会变得越来越夸张，进一步加深了政治的分裂状况。很明显，对那些传统人士来说，有那么多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人物屈服于诱惑，实在令他们既尴尬又痛苦。他们不再理睬像卢库勒斯和霍腾修斯这样的人。古老的节俭观念还是很有生命力的。看到铺张浪费成为时尚，新一代元老们不是觉得绝望，相反，他们的使命感更强了。尽管他们很有钱，元老院依然非常保守；他们不肯正视现实，更愿意想象自己没有变，仍然是正直的化身。一个政治家若能让同伴们相信那是事实，他便能大大提高自己的威望。严肃和简朴的形象仍然大行其道。
若非如此，怎么解释那个引人注目的权威的出现呢？在公元前60年代中期，他刚过30岁，职位不过是会计官。在这个年纪，绝大多数元老都在安静地坐着，听资格更老的人讲话；马尔库斯·波西乌斯·加图（MarcusPorciusCato）不同，他的声音已频频回荡在元老院。它听起来朴素、刺耳，就像是从艰苦而高尚的共和国早期时代发出的。做军官的时候，加图“与他的部下同甘共苦，一起行军，穿的一样，吃的一样”。14作为一个平民，他通过鄙视时尚而创造了新的时尚。因为在宴会中人们都穿紫色，加图便穿黑色；他鄙视一切形式的铺张，无论是大热天还是雨雪天，无论去哪里，加图都是步行，有时还赤着脚。其中或许有些做作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深刻道德使命感的表现，一种不容玷污的内在力量的表现。罗马人对这些尽管钦佩，但认为它们早已不存在了。而加图则把继承传统看作最神圣的事。对同胞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一切。在了解会计官的所有职责后，加图才参加竞选。成为会计官后，他的勤勉和正直令世人吃惊，人们说他“做会计官比得上当执政官的荣誉”。15尽管元老院为自身的腐败感到痛苦，但还没堕落到对加图视而不见的地步。
看着加图，老一辈的显贵们尤其大受鼓舞，认为他是共和国的希望。比如那位急于将火炬交给后人的卢库勒斯，作为对离婚的庆贺，又娶了加图的同父异母姐姐。新夫人比原来那位只强了一点点：她的风流事不涉及乱伦。不走运的卢库勒斯又找了个宴会女郎做妻子。出于对加图的尊敬，他忍了很多年才离婚。当然，加图不会因此感激涕零。远非如此。在他认为共和国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控告过卢库勒斯的朋友。事实上，如果他觉得有必要，他不会放过任何人。加图甚至教训过卡图卢斯。对于罗马人都习以为常的幕后活动，加图全无兴趣，他所表现出的不妥协性常常令他的盟友沮丧。西塞罗虽然对他非常钦佩，也禁不住抱怨道，“他在元老院大唱高调，就像他生活在柏拉图的共和国，而不是罗慕路斯的垃圾堆。”16这种批评低估了加图的机敏。西塞罗一生都在试探妥协的限度。加图的战略跟他完全不同。他无视其他人的做法，只遵从自己的原则。他的力量来自共和国最严格的传统。他本人就是对那个时代轻薄风尚的批判。
与自己树立的榜样相比，他的敌人们显得更加堕落和柔弱。这是加图的战术。罗马人的男子气概的正确展现不是追逐女人，不是流连在外大肆喝酒。恰恰相反。放纵行为损害自己的能力。决斗前的一周里，角斗士要用金属螺栓锁住阴部。而罗马公民应该能够自我克制。沉溺于感官享受的人不再是男人。像克洛狄娅这样控制欲很强的女人被称为“吸血鬼”，她们使那些着迷的男人兴趣“枯竭”；17像克洛狄乌斯这样的浪荡公子则连女人也不如。类似的指责被人不知疲倦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然而，这种辱骂深藏着偏见，反映了某种紧张不安的情绪。没有罗马人会费神打击自己不害怕的敌人。那些柔弱的标志同时也是优越、见识和圆滑世故的标志。追逐时尚的人将自己跟大众区分开，这是时尚一贯的功能。在共和国这样的竞争社会，时尚的魅力自不待言。罗马有大批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急于获取公共身份的象征。加入时尚潮流就是这样的象征。于是，他们会采用一些特别的做法，一些神秘的手势，如用一根手指挠头。他们蓄起山羊胡；他们的外衣（tunic，过膝的短袖外衣）长至脚踝，长至手腕；他们的长袍质地和透明度都与众不同，而他们穿上它们的时候就像人们常说的，“松松垮垮”。18
10年前，尤利乌斯·恺撒就是这么打扮的。这不是巧合。无论在公元前70年代还是公元前60年代，恺撒都是罗马最时髦的人。他大手大脚地挥霍，就像他的长袍一样引人注目。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有次让人在乡间建造了一幢别墅，刚刚建好就拆了，因为不符合他的严格标准。他的许多对手因此而鄙视他。然而，恺撒是在一场高风险的赌博中下注，成为时髦阶层中最时髦的人并不是在浪费时间。风险当然是因为赌博会让人破产，不仅是经济上，政治上也一样。一些敏锐的对手注意到，他从不让宴会活动危及健康。他吃得像加图那样简单，很少喝酒。虽然他的性欲之大让他臭名昭著，他在选择长期伴侣方面其实很小心，很冷静。他的妻子科尼利娅已在公元前69年去世。再次寻求一个新娘时，他的眼睛盯上了庞培娅（Pompeia），苏拉的孙女。在恺撒的一生中，他一直非常注重高质量的情报，这在他对配偶和情人的选择上都表现得很明显。他最爱的女人塞维利娅（Servilia），碰巧是加图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姐姐，于是他跟卢库勒斯也成了连襟。同样巧合的是，塞维利娅又是卡图卢斯的表亲。谁知道塞维利娅会在情人的耳边说出多少家族的秘密？
难怪敌人对他的魅力很提防。虽然恺撒不会把宝都押在塞维利娅一人身上，他却把自己的未来抵押在“引诱”同胞上。恺撒做得比任何人都过分，竟然把宴会的风气引入到公共生活中。公元前65年，他在35岁时成了市政官（aedile）。这个职务还不是能竞选执政官的行政官，但由于主管公共娱乐活动，非常受人欢迎。对恺撒这样的人来说，市政官的职务简直是为他量身制作的。角斗士们第一次穿上了银色盔甲。为娱乐公民同胞们，他安排了300对角斗士在竞技场厮杀。若不是恺撒的敌人赶快立法限制，表演可能还会更壮观。元老们知道恺撒是在无耻地贿赂罗马的公民。他们还知道，没有什么贿赂是不要求回报的。
在个人前途的狩猎场上，恺撒下了很大赌注，尽管有风险，也还算是精心的开局。他的敌人指责他是个女人气的花花公子，但承认他正逐渐成为重量级的政治对手。恺撒也将以这个级别的分量打击敌人。作为市政官，他不仅主管娱乐活动，也负责公共建筑的维修。一天早晨，罗马人发现关于马略——一个被刻意忘记了很久的人——的所有公共纪念碑都复原了。苏拉阵营一片哗然。在恺撒冷静地承认自己的责任后，卡图卢斯竟然指控他企图颠覆共和国。恺撒一脸愤怒地争辩自己是无辜的。难道马略不是像苏拉一样伟大的人物？还没到对立的派别互相和解的时候吗？无论如何，他们不是同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吗？民众聚集起来支持恺撒，大声地喊道，“是的！”卡图卢斯气急败坏，却毫无办法。纪念碑保留下来了。
类似的插曲表明，尽管苏拉尝试过，但他没能摧毁“亲民”传统；相反，它正在罗马复苏。这是个很大的成就，也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下层民众之所以把恺撒看作偶像，他的慷慨大方是关键。敌人很有理由地期待，他的大方会把他引向破产。正如加图以他的清贫闻名，恺撒身负巨额债务也人所共知。大家都知道，算账的日子总会来的。公元前63年，恺撒做出了决定，把一生押在了一次选举上。他要一劳永逸地打破元老院的等级秩序，给自己“松松垮垮”的形象增添些传统威望的色彩。罗马大祭司（pontifexmaximus）的职位刚刚空出来，它是共和国最尊崇的公职，当选者终身任职。尽管有着无与伦比的道德权威，大祭司履行职务的官邸却在广场，在一幢面向萨可拉大街的大房子里。如果恺撒当选，他就真的是在罗马的中心了。
他的对手是显贵中的显贵，昆图斯·卢塔修斯·卡图卢斯。在正常情况下，卡图卢斯觉得自己稳操胜券。恺撒能参选简直是桩丑闻。按照惯例，大祭司的位置一般留给尊贵的卸任执政官，尤其不适合正在奋力爬升的政治家。当然，恺撒不会被小小的传统吓退的。他祭出自己在遇到难题时屡试不爽的法宝：大把地花钱。恺撒穷尽了他的信用，以闻所未闻的规模贿赂选民。在宣布选举结果的那天，他吻别奥丽莉亚时说道：“妈妈，今天你或者看到我成了大祭司，或者看到我开始流亡。”19
结果，他真的离开了苏布拉，但不是流亡，而是来到萨可拉大街的官邸。恺撒把它赢到了手，成了当选的大祭司。又一次，他的挥霍收到极丰厚的回报。他竟敢赌这么大——与现状赌，与共和国最古老的传统赌——还赌赢了。
凯利乌斯的阴谋
许多人没有赌赢。恺撒大肆挥霍的做法其实很危险。辉煌未来的对立面就是毁灭性的灾难。大把的钱花出去，有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一旦竞选落败，便无法争得一个肥缺，而且可能会葬送整个职业生涯。
毫不奇怪，外地贵族把雄心壮志灌输给儿子的同时，也会提出一些警告。送后代去罗马是有风险的，年轻人很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谨慎的父亲会在首都给儿子找个保护人，后者不仅可以指导年轻人，帮他了解错综复杂的共和国政治，还能保护他们免受城市的各种诱惑。对那些没在罗马获得过什么职位的家庭来说，找个好的保护人非常重要。凯利乌斯·卢福斯（CaeliusRufus）是个银行家，他找了克拉苏和西塞罗做儿子的保护人。人人都觉得小凯利乌斯的光明前途有了保证。可笑的是，这也立刻使他有了巨大的信用。高利贷商人蜂拥而来，凯利乌斯张开双臂欢迎。这个年轻人英俊、聪明，还有些鲁莽。他大手大脚地花钱，很快便入不敷出。由于他胸怀野心，他没有忽略学业，但在跟两位保护人学习的同时，他也成了罗马的三舞王之一。新的社交圈对他开放了，是那种西塞罗不会涉足的圈子。有那么多的新朋友令他着迷，凯利乌斯成了宴会常客。
特别是卢修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uciusSergiusCatilina），一个邪恶的贵族。从无度的挥霍中找到出路的人不只恺撒一个。他也不是唯一一个急于为家族重振声望的人。喀提林的曾祖父是位著名的战争英雄，曾使用一只医生为他装上的铁手同汉尼拔作战。在政治方面，他的家族没有什么成就。尽管在差不多400年的时间里，家族没出过一位执政官，喀提林的贵族身份还是给他提供了很多便利。比如说，那位势利出了名的卡图卢斯就对他青眼有加。不过，他们的友谊倒真是鲜血凝成的。在公敌宣告的黑暗日子里，喀提林曾帮过卡图卢斯，惩罚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凶手被鞭打着走过街道，走到卡图卢斯父亲的坟墓边；棍棒落在他的背上，他的脸被打得支离破碎，最后，他的头被砍了下来。对卡图卢斯来说，这种残暴行为是他孝心的体现，是献给父亲难以安宁的灵魂的血祭。喀提林呢？之后，又是他提着据说仍在呼吸的脑袋，走在罗马的街道上。即使在内战时期，人们也很反感他的行为。后来，虽然法庭没能证明什么，但谋杀的指控一直阻碍着他后来的仕途，更不用说通奸和渎圣了。当然，邪恶的名声并不总是不利因素。在声名更加狼藉的圈子里，那种名声与他的时髦、亲和力一起，把他变成一个令人畏惧的明星人物。一方面，那个圈子为他提供了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它也把喀提林置于一种策略上的困境中。“他主要对年轻人有吸引力”，20但在保持这种吸引力的同时，他能不疏远像卡图卢斯这样的盟友吗？更不用说已经不信任他的大批元老了。
为摆脱困境，他开始寻求克拉苏的帮助——至少有这样的政治流言。当然，究竟怎么回事，谁也说不准。克拉苏的活动总是在暗中进行的。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在公元前60年代，克拉苏很焦虑。他又要被庞培超过了。老对手不仅带着一支久经战阵的部队，他还变得惊人地富有。在克拉苏的政治生涯中，他的罗马首富的地位第一次受到威胁。难怪他会匆忙地提供支持。喀提林有巨大的野心，还身负着更巨额的债务。克拉苏肯定觉得值得在他身上一赌。
找一个驯服的执政官候选人不是克拉苏唯一的目标，喀提林还能提供别的帮助。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他在所有最污秽的地方都很受欢迎：在苏布拉——那里有吵吵嚷嚷的、家道已中落的上流阶层，在充斥着诡计多端的放荡女人的沙龙中，在那些负债的、失望的、失去耐心的人群中，总而言之，在斯文扫地的任何地方。对于生活很有节制的前执政官克拉苏来说，显然，这些地方都是禁区，虽然西塞罗曾尖刻地评论道，如果能帮他赢得一笔遗产，克拉苏甚至愿意在广场跳舞。21或许吧。然而，如果克拉苏把喀提林当作他的人，由他去浑水摸鱼，在沙龙中刻意讨好，在深夜的酒吧里同激进分子密谋，那于克拉苏的名声又有什么妨碍呢？反正一切由代理人去做。
在此，我们无法弄清究竟凯利乌斯起着什么作用。当然，可以想见，最初他是作为克拉苏的使者见到喀提林的，这也是他现场学习克拉苏幕后政治技巧的机会。更可能的是，西塞罗担当了介绍人。在非洲行政长官任上，喀提林曾度过大有收获的一段时期，但公元前65年，它的恶果显露出来。当时，克洛狄乌斯已从东方回到罗马，急于在法律界一显身手。他控告喀提林犯有敲诈罪。与此同时，新人西塞罗准备竞选执政官。他知道喀提林也有此打算，就想做他的辩护人，希望来年两人联手竞选。但喀提林带着贵族式的傲慢，嘲笑着拒绝了。他不怕打这场官司。很快，他被宣告无罪。私下里，有可能他与克洛狄乌斯串通好了。至于克拉苏，高昂的贿赂费用肯定是他承担的。现在，喀提林可以自由地竞选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了，他将同西塞罗正面交锋。
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凯利乌斯站在他的保护人一边。对一个新人、一个年轻的政客而言，这必定是非常醉人的经历。在许多年里，这是结果最难逆料的一次选举。西塞罗一直在为竞选执政官做准备，喀提林则试图填补家族400年的空白。势利是他竞选活动的基础，他同另一个贵族安托尼乌斯·海布里达（AntoniusHybrida）公开结成了联盟。后者是个放荡、堕落的家伙，很难相信他是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西塞罗心目中的英雄——的儿子。面对两个如此声名狼藉的候选人，贵族们深吸了一口气，捂起鼻子，只好选算不上最差的西塞罗；平民也是如此，但更自觉自愿。西塞罗遥遥领先，海布里达则远远地把喀提林甩开，将后者定位在第三名。
对任何一个贵族来说，这次选举都是一场耻辱。在喀提林看来，它意味着灾难，因为债务已快把他淹没；而克拉苏不会有兴趣资助一个失败者。但喀提林还没有完全丧失希望。西塞罗披上紫边长袍，身边有侍从护卫着，开始了一年的执政官任期；喀提林则在一边舔着伤口，策划着卷土重来。他的信用还能支持到下一次选举，于是他继续举债，大肆贿赂。同时，他不再隐瞒债务，开始公开地吹嘘他欠了多少钱。这是令人惊愕的冒险行为，但在这个时候，他别无选择。负债的凄惨远非他那个金玉其外的圈子所独有。在意大利，对压迫者的仇恨情绪无处不有，无论在罗马破旧的出租屋还是在贫瘠的耕地上——苏拉的老兵已把它们完全抵押出去了；他们一边艰难地在土中刨食，一边怀念内战时期肆意抢劫的“好日子”。在秘密会面时，喀提林向穷人们保证，他将做他们的英雄。无论如何，像他指出的那样，“谁最有资格成为绝望者的领袖和旗手？难道不是同样大胆、同样绝望的人吗？”22
西塞罗一直严密监视着喀提林。听到这些煽动性的话，没有谁比他更愿意按字面意思理解了。西塞罗想，他已经是执政官了，有没有可能取得更大的荣誉呢？比如，从革命中拯救共和国？前景令西塞罗既惊恐又陶醉。他和喀提林相互走近了。两人都有兴趣提高赌注，都在尽力吓唬各自的听众。最终，在元老院，两人正面交锋了。怀着对伶牙利齿的暴发户对手的厌恶，喀提林危险地虚张声势起来。“我看见了两个身体，”他毫不含蓄地说，“一个瘦弱但长着大脑袋，另一个强壮但没有脑袋。如果我把自己奉献给那个没头的身体，那真的很可怕吗？”23那些贵族们——喀提林谜语中的“大脑袋”——没被那个不祥的预兆逗乐。无论是否跟比喻有牵连，元老院并不欢迎革命的气氛。实际上，喀提林的竞选已经失败了。这是他连续第二次失败。选举日那天，西塞罗漫步在广场上，特意在长袍下穿戴了胸甲，还特意让选民们看到。喀提林失败的消息被宣布后，高利贷商人立刻向他扑了过去。
如恺撒竞选大祭司时一样，喀提林也在背水一战。他赌他能扮演两面神杰纳斯（Janus），一面向着元老和破产的精英，一面向着穷人、负债者、流离失所者。他赌输了。但是，如果说共和国的政权拒绝了他，下层社会则没有。他已经激起了他们的希望，比喀提林知道的更大、更强烈。在乡村，农民开始用镰刀和粗糙的剑武装自己；在罗马，游行越来越接近于骚乱；甚至在元老院也有一些人，由于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由于他们的债务，既失落又焦躁不安，也开始谈论尚不存在的革命。马尔库斯·凯利乌斯参与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讨论。
为什么？这个年轻人放弃了合法取得成就的希望，打算参加革命了？他的债务有那么大了吗？或者是密谋带来的兴奋感刺激了他？或者是理想主义？很多有着光明前途的年轻人同情喀提林的事业，观点渐渐激进起来。代际冲突使得父亲开始反对儿子。有位元老宁愿杀了自己的继承人，也不愿让他跟喀提林走，尽管这个年轻人像凯利乌斯一样，“极有天赋，有教养，而且很英俊”。24甚至西塞罗也不得不承认，喀提林“披上了一层道德外衣，仍有许多好人追随他”。25或者由于最高尚的原因，或者由于最卑鄙的原因，或者兼而有之，有可能凯利乌斯真的在继续支持喀提林。然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他根本就不支持喀提林。尽管凯利乌斯刚愎自用，他也是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可能他充当了他的保护人的耳目。
西塞罗仍然需要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由于喀提林在选举中遭到挫败，西塞罗对革命的预言慢慢显得有些危言耸听。人们要他拿出证据。就在罗马人的紧张情绪开始转为嘲弄时，一叠信件突然送到西塞罗的家里。它们把喀提林的计划描述为一场大屠杀。转交这些控告文件的不是别人，正是克拉苏。他声称文件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26交给他的守门人的。第二天上午，西塞罗在元老院宣读了信件。恐慌在城市里蔓延起来。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西塞罗被赋予处理危机的全权。克拉苏公开出卖他的门徒后，又躲回了他的阴暗角落。读着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我们很难避免一个明显的结论：公元前63年秋，喀提林并不是唯一一个搞阴谋诡计的人。那个“身份不明的人”是谁？我们只知道一个人，同时认识西塞罗、克拉苏和喀提林。他就是凯利乌斯。
当然，这只是一些猜测。上述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全部。对这一迷团，我们不能仅仅抱怨资料不足。它也反映了共和国某些基本的东西。罗马人对荣誉的渴求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他们，照亮了他们的城市，照亮了整个帝国。然而，也有它照不到的边角地带，那里充斥着叛卖行为，一切都摇摆不定。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都要具备密谋者的技巧。在元老院，当西塞罗最后一次与喀提林面对面时，他雄辩地剖析了敌人的计划，揭露了密谋的细节，将它们大白于天下，令敌人恼羞成怒。当晚，喀提林逃离了罗马。后来，西塞罗“谦虚地”把这一天看作他最美好的日子，说他达到了“不朽荣誉的顶峰”。27共和国无所畏惧的保护者，一个纯粹的、无私的爱国者——这成了西塞罗给自己的标准定位。当然，喀提林不这么看。离开罗马前，他给卡图卢斯写了封信，仍然辩解说自己是无辜的。他悲痛地抱怨道，他落入了圈套，被迫走上逃亡路。他向北方去了，表面上要到马赛过退休生活，实际上中途改变方向了，接手指挥了一支由农民和老兵拼凑起来的部队。元老院明智地休会了。与此同时，喀提林阴谋中更惊人的细节暴露出来：意大利北部的高卢地区掀起大规模叛乱，释放奴隶，把城市付诸一炬。整个罗马歇斯底里地兴奋起来，西塞罗成了这一刻的英雄。然而，人们还是听到了一丝不和谐音符。有人小声地说，危机是胜利者虚构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喀提林说得对。暴发户西塞罗贪婪地追求荣誉，把喀提林逼上了造反之路。
当然，没有什么确凿证据。从来都是这样的，有关密谋活动的理论早就揭示了这一点。没有人现场盘问过西塞罗，像后者对喀提林做过的那样。在由于缺乏资料而升起的迷雾背后，真相依然模糊不清。可以肯定的是，为查明敌人的动向，西塞罗使用了一些卑鄙的手段。除此之外，他还干过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事实上，如果西塞罗不策划把敌人逼进角落里，他就不像个罗马人了。每个执政官都梦想着在自己任期内留下些光辉的印迹，自我发展（selfadvancement）的游戏就是这么玩的。西塞罗的行为可能达不到他自己吹嘘的标准，然而除了加图，谁又曾达到过呢？
无论如何，最先提高赌注的人是喀提林。内战已经证明暴力升级的速度有多快。在罗马这样一个竞争社会，像投进火柴盒里的火星一样，仅仅谈谈武力变法都是危险的。为什么西塞罗那么急于用防火墙把喀提林隔离开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他担心，如果不孤立密谋者，火势会迅速变得无法控制。一旦相信喀提林真的密谋推翻共和国，卡图卢斯便动了控告克拉苏的念头。为了以防万一，他也想控告恺撒。西塞罗或许也怀疑他们，然而，他根本不希望卡图卢斯那么做。西塞罗不想把克拉苏这样的人逼得走投无路。
骇人的流言像野火一样蔓延着。12月5日，西塞罗在元老院召集会议，讨论危机的处理事宜。他宣布，罗马的阴谋集团头目都已查明并逮捕。名单上没有克拉苏和恺撒。随后的辩论仍很激烈，发言者谈论更多的是他们的仇恨和野心，而不是针对阴谋本身。最敏感的议题是如何处置喀提林的亲信。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都很好，并且共和国法律严厉禁止处死任何公民，除非经过认真的审判。但是，当前的紧急状态是否给了西塞罗更大的权力？恺撒很担心罗马的歇斯底里情绪会波及自身，提出了一个新的主意，终身监禁密谋者。加图反对，要求处死他们。两人在天资方面旗鼓相当，在性格上截然相反。以后，他们的冲突将使共和国为之颤栗。这一次是加图赢了，大多数元老赞同他，认为罗马的安全比个别公民的权利更重要。而且，有谁曾听说过监禁这种惩罚方式？密谋者被宣判死刑。
其中有一位是前执政官。在困惑而恐惧的公众的注视下，他被引领着走过广场。西塞罗走在他身边，一脸的正义凛然，后面依次跟着四位元老。黄昏的阴影越来越浓的时候，五个密谋者被带进了一间黑暗的地下室，接受绞刑。然后，西塞罗从黑暗中走出，简单地对大家宣告了结果。广场上有许多人是死者的朋友，听到结果后便散开了。但在城市的其他地方，人们用雷鸣般的欢呼声表示庆贺。路上燃起耀眼的火把，从广场一直通向西塞罗的家；由罗马最著名的人士组成的方阵护送着西塞罗。人们欢呼他是国家的救星。在最狂妄的梦想中，这个来自阿尔庇努姆的外地人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他看起来拯救了共和国，而且没怎么杀戮。西塞罗仍致力于维护那道防火墙。例如，他拒绝调查他的执政官同事安托尼乌斯·海布里达，虽然后者曾是喀提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把马其顿行省总督的职务给了海布里达，并让他指挥对喀提林的战争。行省很富裕，他可以捞到足够偿还债务的钱。由于人们怀疑在喀提林阴谋问题上，海布里达是个两面派。另外，他还是个酒鬼和胆小鬼。因此，西塞罗的任命引起许多人的不安。庞培的盟友们要求召回这位伟人。反过来，这又惹怒了加图，他宣布，他宁愿去死，也不愿看到庞培被任命为意大利人的指挥官。不过，若说有谁真的挡了庞培的路，这个人还是西塞罗。他最大的噩梦就是罗马分裂成不同的武装派别，他们之间的争斗演化为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最终导致内战的发生。现在，庞培有了最好的借口，好率领他的军团回来干涉，而西塞罗绝不愿让它成为现实。在这种意义上，西塞罗的确拯救了共和国，可能比击败喀提林意义更大。
就在庞培回意大利前几个月，公元前62年夏，喀提林拼凑的部队被消灭了。战争期间，海布里达一直装病，留在营帐里。此时，他急匆匆赶往马其顿，开始专心敛财，别的一切都保持低调。他不是唯一一个战术性撤退出罗马的人，许多不那么重要的阴谋参与者也离开了首都。其中就有凯利乌斯，他去了非洲。他的父亲在那里占有广阔的土地，由下属们管理着。然而，凯利乌斯并没有放弃政治。他在非洲待了一年，做新任行省总督的随军参谋，干得有声有色。在喀提林阴谋中，无论凯利乌斯起了什么作用，他的前途仍然一片光明。他已有了丰富的政治经历，知道没有什么是不会变的。从前的盟友会变节、扭曲，然后站到对立面。今年的英雄明年就成了坏蛋。一眨眼间，政治的格局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一点很快就戏剧性地得到了证明。
丑闻
每年12月初，共和国显贵家族的女人们便会聚在一起，为幸福女神（GoodGoddess）举行神秘的仪式，不许男人靠近。在这个时刻，他们的地位被忽略了。为什么要秘密进行？一些人禁不住展开了荒唐的男性幻想。谁都知道，女人天性淫荡。那会不会是一幅极其荒淫的场景？没有男人胆敢偷窥，他们的怀疑也无法证实。它是奇特的罗马宗教中的一个，即使那些窃笑不已的人也认为它是可敬畏的。幸福女神是罗马的保护神之一，男人和女人同样地崇拜她。显然，如果有人亵渎了她的仪式，渎圣的罪名会威胁到所有人的平安。
公元前62年冬，罗马的女人们特别需要向幸福女神祈福。喀提林死了，但恐惧和流言仍在广场传播着。在希腊的各个旅游胜地度过一段逍遥日子后，庞培在亚得里亚海岸登陆了。据说，他将在月底穿越意大利，来到罗马。对其他有抱负的贵族来说，像侏儒一样匍匐在伟人庞培的阴影中，那会是怎么的一种生活呢？主持仪式的两个女人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她们是恺撒的母亲奥丽莉亚和恺撒的妻子庞培娅。大祭司本人不在，只是把官邸贡献了出来。晚上，这个房子里的男人都离开了，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
官邸里满是香气、音乐声和罗马的重要女人。现在，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罗马的安危掌握在这些女人手中。她们不用再隐藏在角落里，不用再害怕窥视的眼光了。然而，奥丽莉亚的侍女在安排音乐演奏时，发现有个吹长笛的女人就是那样。侍女斥责了她，因为她显得畏畏缩缩。当侍女问她的名字时，她先是摇了摇头，接着含含糊糊地说出了庞培娅的名字。侍女尖叫起来。虽然这个陌生人穿着束胸和长袖外衣，但听声音明明是个男人。房里一阵骚动。奥丽莉亚急忙将幸福女神的塑像掩盖起来，中止了仪式。其他女人都去搜寻大胆的入侵者，最后，她们在庞培娅一个侍女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摘下冒牌长笛女的面纱，结果发现他是……克洛狄乌斯。
这件事像野火一样，很快烧遍了罗马，流言蜚语铺天盖地。无论是克洛狄乌斯的朋友还是敌人，大家都挤在一起，猥亵地交流其中的细节。如果蓄山羊胡和用一根手指挠头就是女人气的表现，那么克洛狄乌斯穿着女人的衣服，擅自闯入一场神圣的仪式，大概是把“男子汉气”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一夜之间，他成了罗马所有保守人士眼中的怪物，所有穿得松松垮垮的花花公子的偶像。在这两个极端中，恺撒特别尴尬。很自然，他得表现出愤怒。克洛狄乌斯不仅侵犯了大祭司的房子，人们还传言他打算侵犯庞培娅。在罗马，如果奴隶给主人戴了绿帽子，他会被毒打，被强奸，甚至被阉割。因此，要是恺撒把克洛狄乌斯拖上法庭，那一点儿也不过分。但是，大祭司本人就有形象问题。尽管有着崇高的宗教地位，他同时也是许多流言的主角，一个放荡的人，被说成“在女人中是男人，在男人中是女人”。28对恺撒来说，如果他试图获得人们的道义支持，那只会让他变得更可笑，更不用说又树了克洛狄乌斯这么个敌人，还疏远了本是他天然支持者的时髦一族。无论如何，他计划在几年内竞选执政官。克洛狄乌斯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关系又广，得罪他没什么好处。最终，恺撒解决难题的办法是跟庞培娅离婚，但拒绝说出原因。“恺撒的妻子不应受到怀疑。”29他只这么高深莫测地说了一句，然后，在被逼着采取进一步行动前，他逃到了西班牙。那是他要做总督的地方。那也是他急于离开罗马、摆脱困境的方法。他走得那么急，元老院都没来得及确认他的任命。
虽然恺撒离开了，但人们对这件丑闻的兴趣并没有降低。围绕着克洛狄乌斯的惊人表演，罗马人继续歇斯底里地谈论着，湮没了庞培回到首都的消息。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担忧，庞培没造成任何恐慌。归来的总督没有进军罗马，而是解散了军团，“没带武装，身边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就像从国外度假回来一样”。30庞培的坦率表演总像是在卖弄。公众列队在他回来的路上，喊得声嘶力竭。他在罗马的对手则没那么容易感动。既然不用害怕，他们便集中精力实施下一个愉快的步骤，进一步地贬低庞培。他的第一场演讲失败了，令他们很高兴。演说中，自高自大与不适当的谦虚怪异地混在一起，给对手提供了极好的靶子。在粉碎喀提林阴谋一事上，当他居高临下地夸起元老院时，克拉苏即兴接过话头，把西塞罗吹上了天，用荒唐可笑的话称赞他，说为保全共和国，西塞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他自己在向西塞罗表示感谢前，从不回家，也不去看他的妻子。显然，西塞罗没听出其中的讽刺意味，激动得难以自持。他一直把庞培当作偶像，如今在这个伟人面前被这样夸奖，西塞罗觉得自己像在天堂一样。不过，他也注意到，在听克拉苏的演讲时，他的英雄显得有些“气恼”。31
这没什么奇怪的。最近一段时间，庞培收到西塞罗很多信。前一年，他还在希腊时，西塞罗来了封厚厚的信，满篇自我吹捧，将他的所作所为同这位新生代亚历山大相提并论。庞培的回信不是很热烈。就西塞罗而言，他对自己仍不是很自信，因此，心目中英雄的冷淡反应让他很受伤害。西塞罗安慰自己说，庞培嫉妒了。然而，庞培的冷淡伤害的不仅是他的虚荣心，也威胁着他对共和国未来的设想。在西塞罗看来，两者是一致的。没错，他拯救了共和国，但他也谦虚地承认，没有同胞们的支持，他不可能成功。任执政官的一年不仅是他自己、也是同胞们最好的时期。这种共同的使命感不应该维持吗？如果不是利益与正义的结合，那么共和国是什么呢？自然，作为“国家的救星”，掌舵的是西塞罗自己，但他并未否认其他领袖人物的作用啊！尤其是庞培，他也有一份功劳嘛。从元老到平民到穷人，所有公民都应该和谐一致，个人利益应该服从于罗马的利益。
当然，这份宣言幻想的是一幅乌托邦图景。西塞罗本人就绝不是没有野心的。在一个人人清楚自己位置的社会中，外地人没有当上执政官的机会，自由会被窒息、会消亡。西塞罗终生都受着这个悖论的折磨。无论多么不切实际，他的未来蓝图都是一些痛苦思索的产物。西塞罗很自豪，把自己看作共和国高贵传统的继承人。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掌握野心与义务间平衡的古老功夫。如不坚持这一点，罪犯们就将爬上高位，独裁暴君就会出现，喀提林的野心就会得逞。当然，喀提林已经被挫败了——毁灭他这样的人对罗马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如果伟大的人不同时也是好人，共和国还有什么希望？
抱持着这样的观念，怀着这样的热情，西塞罗无法对克洛狄乌斯的恶作剧坐视不管。除了一个正在成长的喀提林，谁还能干出这么厚颜无耻的事？令西塞罗振奋的是，如他做执政官的光辉时期一样，元老院很团结。对于擅自闯进女神仪式这种行为，共和国虽没有现成的法律，但人们压倒一切的观点逐渐倾向于宣布那是犯罪。他们投票决定，审判克洛狄乌斯。在这些人中，激荡他们的不仅有真诚的愤怒情感，也包含着个人的恩怨。罗马一贯如此。克洛狄乌斯最不缺少的就是敌人，卢库勒斯当然是重要的一个。对卢库勒斯来说，总要有一些特别的时刻，他才会离开鱼塘。另一次在公元前63年，当时，执政官西塞罗总算为他争取到了凯旋式。卢库勒斯把这视为他得分的机会。他的账目贴在了街道上的布告栏里，精确地告诉人们他付给了士兵们多少——每人950德拉克马（drachma）。显然，兵变留下的创伤仍未愈合。两年后的今天，卢库勒斯似乎嗅到了克洛狄乌斯灭亡的气息，急于再次出人头地。兵变，与他的妻子乱伦——作为对审判的准备，卢库勒斯回忆着他的新仇旧恨。他还说服霍腾修斯振作起来，领导这次控告。大批证人聚集起来，奥丽莉亚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不管儿子有什么顾虑，她很愿意做证：在那个晚上，她在她的房子里看到了克洛狄乌斯。
克洛狄乌斯也有很多重量级的朋友，主持为他辩护的就是元老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前执政官盖乌斯·斯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ScriboniusCurio）。一接手这个案子，库里奥便设法为他的当事人编造不在场的证据。他们找到一个愿意做证的骑士，证明举行幸福女神仪式的那天，他跟克洛狄乌斯在一起，距离所谓的犯罪地点有90英里。现在，轮到霍腾修斯揭穿对手了。他没用多少时间。控方也找了位证人，一位更有力的证人。那一天，西塞罗曾与克洛狄乌斯在一起，不是90英里以外，而是罗马的中心。
然而，西塞罗真的要出面做证吗？虽然他对克洛狄乌斯的行为极度厌恶，这仍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两人以前没什么仇怨，在西塞罗任执政官期间，克洛狄乌斯甚至还是他的保镖。现在，他们又是邻居。最近，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又“提升”了。卸任执政官后，西塞罗在帕拉蒂尼山（Palatine）上买了一栋豪宅。他把自己彻底抵押出去了。他感到，为了这种“提升”，所有的花费都是值得的。不管怎样，他是共和国的救星。豪宅掩映在白杨树荫中——他从门廊可以看到下面的广场——的确是无与伦比的景观。邻居除了克洛狄乌斯，还有他那出名的姐姐。能与罗马最高贵的家族这么亲密，西塞罗很自豪。的确，他的妻子就说克洛狄娅想要勾引他。
人们传言说，西塞罗是被抱怨得受不了了，只是为了赢得耳根清净，他才决定做证的。他的妻子实在应该保持沉默的。在最后的算计中，西塞罗认为，与元老院精英结盟的机会太难得了，令人难以抗拒。他的出场引起一阵轰动。随着他开始做证，克洛狄乌斯的支持者发出越来越大的吵闹声。在库里奥的儿子的调度下，来自贫民窟的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广场上，威胁那些克洛狄乌斯的敌人。虽然被西塞罗轻蔑地称为“库里奥的小女儿”，32那个年轻人仍是一个鲁莽而危险的对手。不过，这一次，他的努力没能起什么作用。成为明星的感觉极大地鼓舞了西塞罗。在陪审团组成的人墙的护卫下，西塞罗冷静地提供了证词。第二天，有人群聚集在西塞罗家的周围，大声表明了他们的支持态度。看起来，克洛狄乌斯的命运已被决定了。在这种情势下，陪审团也开始申请保镖。
虽然他们坚定地支持西塞罗，但在另一种诱惑下，他们没能经受住考验。几天后，一个神秘的奴隶敲开了他们的家门，晃动着大把的金钱，还许诺给他们最好的女人和一流的男童。明目张胆的贿赂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克洛狄乌斯以31票对25票被宣布无罪。他的敌人们怒不可遏。卡图卢斯遇见一个陪审团成员时，恶毒地问他，“这就是你申请保镖的原因吧？好保护你收的贿赂”！33
对所有显贵来说，克洛狄乌斯一案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对卢库勒斯尤其如此。然而，对西塞罗而言，它是一场灾难。他没有卡图卢斯和霍腾修斯所拥有的资源。如今，他给自己树了一个大敌，是连恺撒都不愿招惹的敌人。审判后的几周里，西塞罗在元老院左支右挡着，尽量不招惹克洛狄乌斯。这样的对立关系在罗马原本很平常，但现在，它迅速演变为深仇大恨。在智力方面，克洛狄乌斯或许不是西塞罗的对手。而就与人结仇而言，谁又能与克洛狄乌斯相比呢？
对西塞罗来说，他个人的灾难也意味着整个罗马的危机。然而，换上另一个场合，他本来会承认，政治生活中的野蛮行为正是自由的标志。运气来来去去，盟友合合分分，这是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固有的节律。做执政官时赢得的荣光正在迅速褪色，西塞罗感到沮丧，他的绝大多数同事却很满意。在罗马，人们欣赏成就，但害怕过大的成就；许多人分享权力，这没问题，但不允许一个人取得绝对权力。只有苏拉有过这种权力，但他很快就放弃了。
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已经改变了呢？
8三人执政
加图的策略
公元前61年9月28日，伟人庞培获得了他在罗马的第三次凯旋式。即使以他的标准来看，盛大的场面也是无与伦比的。自然，焦点还是这位战无不胜的英雄。为照顾那些看不清楚的观众，人们在队伍中树起一个巨大的半身像，完全用珍珠打造而成。塑像最有特色的地方是前额的一绺卷发。18年前，庞培在第一次凯旋式上留的就是这种发型。曾经的少年天才证明自己是不可忽视的。他对年纪非常敏感，特意将凯旋式安排在45岁生日前的一天。这一点，他没打算告诉别人。像亚历山大那样，他披着斗篷，留着卷发。他不想让人觉得，他是个装嫩的中年人。32岁时，亚历山大年纪轻轻就死了。而庞培在34岁以后已经度过了10年。
在罗马人中，只有少年得志的人才会为中年的到来不安。大多数庞培的同胞都盼望着他们赶快到40岁。公民的全盛期在中年，对上流社会的人士来说，他们总算可以竞选执政官了。罗马人对成年礼很不自在，觉得它是异国情调的，特别为国王们所喜爱。希腊君主从来很在意留住他们的青春，或者用大理石塑像，或者用雄伟的纪念碑。罗马人认为自己更成熟些。无论如何，共和国的生命不就体现在时间的流逝中吗？每一年，老的执政官下台，新的执政官上任，结束了任期的人就成了嘲弄的对象，如西塞罗那样。葡萄酒用水来稀释，僵化的荣耀则靠时间来打破。在这个世界上，罗马人比任何民族都更重视荣誉。正因为这样，他们也更警惕荣誉的危险。尝起来越甜蜜，人们越容易上瘾。共和国把执政官的期限设为一年，把凯旋式设为一到两天。结束了游行，享用过酒宴，将战利品存放在众神的庙宇中——这以后，凯旋式所留下的就只有街道上的垃圾了。在罗马人看来，荣誉的真正纪念碑不是用大理石制作的，它应该保存在记忆中。如果不想跟公民的价值观正面冲突，壮观的场面应该是转瞬即逝的，就像组织这种场面的执政官的权威一样。在纪念荣誉的问题上，罗马人禁止采用宏伟的建筑，而选择了节日的艺术形式。
只是在想象中，这个粗陋的城市才像一个帝国的首都。罗马人或许会完整地建造一座剧场，有大理石柱廊，有玻璃或木制的地板，装饰有青铜塑像和错视画（trompeloeils），但剧场本身仍不过是布景而已。为了节日，罗马人把它们造起来，节日一过完就拆毁。只有一次，公元前154年，监察官批准在帕拉蒂尼山脚建一座永久性剧场。就在即将完工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在元老院聚集起来，于是它又被一块块地拆掉了。直到100年后，这种状况才改变。甚至在意大利最偏远的小镇都有一座石头搭建的剧场，但世界的首都罗马没有，跟它的地位很不相称。
一些公民为此骄傲，认为它清楚地展示了共和国的美德，保证“一直将罗马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的阳刚之气”。1另一些则觉得很尴尬，比如，曾在东方耀武扬威的庞培，他就不高兴被辉煌的希腊建筑遮掩了风头，认为那是对他本人以及罗马声威的冒犯。为了他的凯旋式，庞培掠夺了从镇酒冰壶到凤仙花树的大批宝贝，最后还有一幅壮观的米蒂利尼（Mitylene）剧场的草图，打算也建一座，“要更大，更壮观”。2人们还在打扫凯旋式留下的一片狼藉时，庞培的建筑工就开进了大竞技场。它靠近广场，平整，空旷，对想要大兴土木的人来说，没有比它更诱人的了，而庞培从来就不是一个能抵御诱惑的人。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明显体现出纪念碑式建筑的气象。庞培虚伪地宣称，他在建造一座维纳斯神庙，基座设计成阶梯状，通向维纳斯的神龛。没有人傻到相信他。又一次，如庞培的一生所显示的那样，先例什么的完全被踩在脚下。庞培根本不在乎。无论如何，他花的是自己的钱。他不就是想送给罗马人一件礼物吗？
毫不奇怪，绝大多数罗马人没有意见。庞培的惊人慷慨令他们激动不已，却不能令元老院满意。尤其是在元老院的上层，人们的疑心越来越重。新剧场的地基几乎延伸到了“羊圈（Ovile）”，完成后的建筑将矗立在投票处前。以后，人们真的就是在庞培的“阴影”下进行选举了。共和国看来危险了——这个声音总能把贵族们团结起来，一致反对过于突出的人。现在就是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对于庞培不符合法律传统的政治成就，卡图卢斯一直是首要的批评者。但他在审判克洛狄乌斯不久就死去了，可能是受到审判结果刺激的缘故。加图仍是传统的坚决维护者，早就想跟庞培较量一番了。他联合了妒火中烧的克拉苏，组织了一个反庞培集团，从各个方面突然出击，尽力贬低他的荣誉。元老院拒绝批准他在东方的安排。他给老兵分配土地的许诺被否决了。甚至他对米特拉达特斯的胜利，加图也讥笑为“对女人的战争”。3
受到伤害的庞培迷惑不解。难道不是他征服了324个民族吗？他没有将罗马的帝国扩大了一倍？为什么元老院拒绝给予他应得的东西？他采取的方式或许有不合法的地方，但就目标而言，他可是传统的模范啊！不像他的敌人所不怀好意地暗示的那样，庞培从未想过要建立一个王朝，他追求的不过是被罗马的体制接受。庞培也有不安心的地方。他的家族算不上古老。加图的声望折磨着他，令他又是钦佩又是嫉妒。像加图这样的人，他的为人就是他的成就，他的成就就是他的为人。庞培声望的顶峰是他从东方归来的公元前62年达到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表现出一种孩子气的愿望，想要确认加图对他的尊敬，就像他尊敬加图一样。尽管妻子是亲密盟友梅特卢斯·塞勒（MetellusCeler）的妹妹，他还是离了婚，宣布他和他的儿子将要娶加图的两个侄女。既然现在他是罗马最有名望的单身汉，他觉得加图肯定不会反对。两个准新娘也一样。但是，就在姑娘们兴奋地为婚礼做准备时，加图要她们冷静。顿时，眼泪取代了欢笑声。家里的女人都站在姑娘们一边，但加图不会因女人们发脾气就改变主意。“庞培应该知道，”他轻蔑地说，“对我来说，从姑娘的闺房包抄毫无用处。”4尴尬的求婚者显得既阴险又卑鄙，除了被激怒的梅特卢斯的敌意外，什么都没得到。又一次，加图凭借法眼占据了道德的上风口，攫取了战略上的制高点。庞培在不熟悉的领域中踉踉跄跄，表现极糟，在敌人的连续打击下筋疲力竭。到了公元前60年春，他看起来要放弃战斗了。西塞罗对阿提库斯说，伟人庞培整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坐在那里沉思，“盯着他在凯旋式上穿的那件长袍”。5
听到这样的报告，加图很满意，不过也没放松警惕。即使在连续失去政治阵地时，庞培仍然是可怕的对手。加图和克拉苏老练地封杀了庞培。人人都能看出，如果他想打破僵局，他需要一位有资格竞选执政官的盟友，一位重量级的、能够压倒加图的盟友。合适的人选有一个，但公元前60年春，他远在西班牙。
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恺撒在总督任上干得极为出色。这个松松垮垮的浪荡子天生就是个将军。在相当于今天葡萄牙北部的地方，恺撒大胆地打了一仗，不仅为自己赢到很多还债的钱，还使元老院奖励他一次凯旋式。然而，与庞培深陷困局的消息比起来，这些收获都算不得什么。恺撒意识到，他面临着命运的转折点。他得迅速行动起来才能抓住机会。每年7月初，执政官候选人必须在罗马宣布他的竞选决定。于是，在继任者到达以前，他就离开了行省，快马加鞭地往罗马赶，总算及时来到大竞技场。然后，在庞培建筑工地的一片嘈杂声和烟尘中，恺撒不得不停下来。凯旋式举行前，他在名义上仍是军人，因此不能进入罗马。恺撒在公共别墅（VillaPublica）安顿下来，立刻申请缺席竞选执政官的权利。元老院应该在一天后决定是否批准。看起来它没什么意见。
但加图不同意。由于必须在天亮前投票表决，他便站了起来，滔滔不绝地一直说到夜里。恺撒很愤怒，但不得不在凯旋式和竞选资格间做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与庞培不同，他能分清权力的实质与表象。恺撒来到了罗马，参加了他知道自己能获胜的竞选。
加图和他的盟友也知道。他们没想到，在同庞培的争斗中，恺撒会从半路杀出来。现在，恺撒不仅有了庞培的支持，他本人也有极高的声望，对他们的确是个威胁。既然没能阻止这个老对手参加竞选，加图急于寻求补救措施，希望夺走恺撒预料之中的胜利。最紧要的是保证选出一个靠得住的第二执政官，以后跟恺撒唱对台戏。庞培在大把地花钱，显然，他愿尽其所有把两个执政官都买下来。加图的候选人是他的女婿马尔库斯·比布卢斯（MarcusBibulus），一个认真得有些乏味的元老。反对庞培的人倾力支持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共和国的救星时，比布卢斯很高兴。同庞培的代理人一起，他也开始大肆地发放贿赂金。加图竟然视而不见，显然是感到形势很不妙。
看来钱都花对了地方。选举中，恺撒以压倒性优势占据第一，比布卢斯也奋力赢得第二。加图觉得，一切都还不错，既然已挫败庞培的计划，下面的任务就是要遏制恺撒。当选执政官的军事天才已为众人所周知。在加图看来，让恺撒这样的荣誉攫取者靠近任何行省都是危险的，要尽力防止它发生。按照惯例，每位执政官在结束任期后，都会获得某个行省的总督的任命。然而，加图指出，在家门口还不是很安宁的时候，让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去帝国的边区，这合适吗？无论如何，在斯巴达克失败10年后，意大利仍有许多盗匪和逃亡奴隶。让执政官花上一年时间，消除这些不安定因素不好吗？元老院被说服了，他的提议成了法律。于是，恺撒没有得到行省，而是将负责意大利的治安。
加图尽管是一个严肃的人，但并非没有幽默感。当然，让恺撒成为这样的笑柄是件危险的事。其实，加图是一本正经地给他设下了圈套。如果恺撒拒绝接受元老院的决定，他只能用武力来改变。那样，他就成了罪犯，成了另一个喀提林。庞培也会受到牵连，他的名声也会被玷污，从而再没有翻身的机会。加图的战略总是把自己放在法律一边，逼着对手扮演破坏分子。恺撒尽管大胆、冷酷，他又敢走多远呢？任何暴力行为都会受到一个强大联盟的回击。在恺撒的身边，执政官同事是他的坚定反对者。比布卢斯的一生都被对手们的荣光遮蔽着，一直心怀怨愤。在元老院，加图的联军占据了大多数。克拉苏及其集团肯定站在他一边。在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如果说有什么稳定的、一贯的东西，那就是克拉苏在一切问题上跟庞培唱反调。斗争虽然危险，但加图有信心取胜。他必须赢，因为共和国及其安危都是他的赌注。
从一开始，执政官的一年任期便显得危机重重。在第一次召集元老听执政官演讲时，现场充满了紧张和不信任的气氛。恺撒表现得非常大度，试图用他的魅力感染听众，但一向固执的加图无动于衷。恺撒提出了一个温和的、精心策划的计划，以安置庞培的老兵。加图立刻跳出来反对，仍然使用他的一贯手法，不停地讲了又讲，直到恺撒忍无可忍，示意他的侍从们动手。加图被带走了，元老院也空了。当恺撒责问他们为什么离开时，一个元老回击道：“我宁愿和加图一块儿被抓起来，也不愿和你待在元老院。”6恺撒压抑着怒气，收回了命令。加图被释放了。两人大眼瞪小眼地交锋了一回，而恺撒先眨眼了。
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事实上，恺撒很快证明他的撤退是战术性的。他放弃了元老院，直接将土地法案提交给在广场召开的公民大会。于是，大批庞培的老兵来到罗马，令恺撒的敌人惊慌失措。紧张的比布卢斯犯了超级口误，竟然对投票人说，他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观点。看着这一幕，加图大概会把脸捂起来吧。不过，他仍然相信恺撒只是虚张声势。没错，公民通过的法案具有法律效力。可是，即便这样，违背元老院意愿的事也只有强盗才干得出来。如果恺撒坚持这么做，他在同事中的信誉便完了，他的事业也完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
恺撒的计划很快大白于天下。在就他的法案开始投票前，支持恺撒的显贵们露面了。对庞培的表态，人们并不奇怪，他当然想让他的老兵得到妥善安置。但第二个出场的讲话人却让听众大吃一惊。在克拉苏的政治生涯中，尽管他一贯滑头和机会主义，但还是长期坚持了一个原则：反对庞培的任何目标。就这唯一的原则，现在看来他也要放弃了。克拉苏把他的转变说成是政治家的行动，是为了共和国的利益。但人人都知道，克拉苏无论做什么事，首先考虑的都是他自己。在他冷酷、精于算计的头脑中，连复仇的快感也比不上对权力的热情。他一直没能好好品尝成为卓越人物的滋味，现在机会来了。这一次，加图被敌人从后面包抄，突破了他的防守。他很快就明白，如果说他还能抵挡庞培和恺撒一阵，但加上克拉苏他就彻底没戏了。他们成了罗马事实上的主人。三人结成了三驾巨头同盟，三人执政（triumvirate），可以随意瓜分共和国。难怪恺撒显得那么有把握！
加图和比布卢斯拼死进行着后卫战，竭力阻止土地法案的通过。公民投票的那一天，比布卢斯出现在广场，宣布他在天空看到了不祥的征兆，投票应该延期。听到这个消息，大祭司的反应是将一桶粪尿倒在比布卢斯头上。不幸的执政官还没从眼睛里抹去污物，由庞培老兵组成的保镖们就开始殴打他的侍从，毁去他们的法西斯。在一片嘲笑声中，比布卢斯和加图匆匆逃离广场。投票结束后，土地法案通过了。为实施这个有很大油水可捞的法律，一个委员会成立了，由庞培和克拉苏负责。除了他们，还能有谁呢？最后，为确认他的胜利，恺撒要求元老院发誓遵守新的法律。他的对手们受到了恐吓，不知所措，愠怒地同意了。只有两人例外。梅特卢斯·塞勒此时已病得很厉害，但仍有力气反对曾深深伤害他妹妹的那个人。另一个当然是加图。后来，西塞罗说服两人做出让步，指出如果他们走上逃亡路，那对他们的事业没任何好处：“或许你不需要罗马，但罗马需要你。”7
加图打起精神，继续战斗。与此同时，他也禁不住痛苦地思索起来：自己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由于把恺撒和庞培逼进了死胡同，又没认清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克拉苏，他其实促进了这场政变。“三头怪物（threeheadedmonster）”8从幕后走了出来，不用再待在阴暗中，可以自由地寻找“食物”了。庞培对东方的安排获得了批准，克拉苏忙于从税法中获利，而恺撒则在寻求一个总督职位。他获得了两个行省，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库姆（Illyricum）和意大利北部边壃的“长袍高卢（GalliaTogata）”。恺撒在罗马的大门口拥有了三个军团。只有一件事能让元老们稍稍安心，即恺撒的两个行省都没有什么进行征服战争的机会。可是到了春天，梅特卢斯·塞勒病死了，恺撒又有了获得第三个行省的机会。塞勒的死不仅使庞培拔去了肉中刺，而且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山外高卢（TransalpineGaul）也空出一个总督的职位。这个行省容易受到野蛮人的侵扰，恺撒也轻易地把它攫取在手。他在三个行省的任期长达五年。一大堆的荣誉等着新总督去摘取。
这对加图来说又是一大失败，他那支离破碎的联盟已无力抗拒。卢库勒斯对庞培的仇恨驱使着他最后一次走出隐退状态，出头露面。恺撒以非常轻蔑的敌视态度对待他。结果，他一下子崩溃了，跪下来请求恺撒宽恕。这样一个傲慢的大人物竟能如此自轻自贱，震惊了所有的人。或许，在恺撒面前痛洒泪水只是他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两年后，他死于此病。果真如此。在加图看来，卢库勒斯的阴暗心灵如同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共和国的虚弱。至于他自己，他决不向这种病症屈服。
真正的公民无法忍受成为奴隶。这是一条用鲜血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的真理。在被粪水浇了一头后，比布卢斯转向他的执政官同事，解下溅满了粪迹的长袍，露出了他的喉咙。恺撒被逗乐了，躲开了他。由于这些姿态，比布卢斯恢复了他的荣誉。对于做烈士，加图和他的盟友丝毫不惧。执政官把自己封闭在家里，在这一年的剩余日子里足不出户。加图则继续在广场里一副挑战姿态，看敌人还能干出什么事来。两人都给自己招来了恐吓与暴力。他们不仅成功地给恺撒蒙上了一层非法的阴影，还毁掉了其后面三人执政的形象。宣传战的效果极其出色。恺撒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不惜玩弄共和国的宪法，但庞培和克拉苏都不想被看作共和国的蹂躏者。就他们而言，他们遵守了共和国的游戏规则，虽然规则既复杂又不成文。从共和国最早的时期开始，上层社会便一直紧紧抱成一团。恺撒也是这么做的。当他想巩固与庞培的结盟时，他是以最传统的方式做的：把女儿的手交到庞培手中。以前，道德权威加图曾拒绝做类似的事。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刻指责恺撒是皮条客。这样的侮辱会导致流血冲突。虽然克拉苏一贯圆滑，逃过了许多侮辱，但恺撒和庞培都遭到很多谩骂。他们把权力抓在了手中，但对于罗马贵族而言，这是不够的。他们还应该被尊重、被表彰、被热爱。
对庞培来说，不被人们喜爱尤其难以忍受。以前，他总是在追随者的钦佩中洋洋自得；如今，他没了这种声望，“身体佝偻起来”，“闷闷不乐，痛苦不堪”。他看起来非常可怜，以至于西塞罗对阿提库斯说，“只有克拉苏看了会高兴。”9当然，老对手的假笑无助于改善庞培的心情。两人的关系很快紧张起来。不仅克拉苏又在寻找新的猎物，郁闷和自怨自艾的庞培也不觉得有义务对克拉苏忠诚。在三头怪物出现的几个月内，其中的两个头开始凶猛地相互撕咬起来。加图满意地看着这一幕，感到共和国还是有救的，心中又升起了希望。
当然，还有第三个头。高卢等待着恺撒。他几乎肯定会在那里开战，而战争几乎肯定会给他带来重建声名的机会。尽管如此，加图还是为他准备了毁灭性的打击。去高卢的恺撒留给罗马的是仇恨和恐惧。不管他能在高卢赢得多少荣誉，赢得多少金钱，罗马都会有一群核心反对派，继续把恺撒看作罪犯。只要他是总督，他就可以免于被控告，但他不可能一直留在高卢。五年总会过去的，加图等着那一天。正义要求他这样做，共和国需要他这样做。不消灭恺撒，力量对法律的胜利便不能扭转过来。共和国若被暴力统治着，它就不再是共和国。
克洛狄乌斯提高了赌注
每年冬天，罗马人都在十字路口庆祝一个狂欢的节日，康姆皮塔利亚节（Compitalia）。对穷人来说，这是个难得的节日。平时，他们蜷缩在开有许多商店的后街小巷组成的迷宫中，只有在这个节日才有机会聚在一起，敬奉保护他们的众神。但对富人们来说，康姆皮塔利亚节孕育着危险。元老院对威胁到其权威的任何事都不能容忍。在公元前60年代，它一直致力于立法限制这个节日。传统上，节日由地方同业公会（collegia）组织。就是这个同业公会成为元老院怀疑的焦点。公元前64年，它被完全取缔了，节日也逐渐消亡了。
到了公元前59年，康姆皮塔利亚节再不能构成什么威胁了。西塞罗认为，散步的时候，有节日作为背景也是不错的。他的老朋友阿提库斯已经离开了希腊。1月，为庆祝节日，西塞罗建议两人一起游览城市的各个路口。他们有许多事要探讨。这是恺撒任执政官的第一个月。几周前，三巨头同盟的一个代理人找到西塞罗，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恺撒、克拉苏、庞培的联盟？这是一个统治罗马的机会，但西塞罗没弄清这个建议的意思。不过，就算他知道，他也会拒绝的。无论如何，他是喀提林的征服者，怎么可能加入一个反对共和国的阴谋集团？法制的精神对他至关重要，甚至比他的人身安全都重要。本质上，西塞罗不是一个无畏的人，知道他的决定已将他置于危险境地。他若有所思地对阿提库斯说出了自己的处境：“与敌人和解，与暴民平安相处，惬意的晚年生活。”10
虽然如此，他的神经仍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否则他不会建议到十字路口浏览。正是在由罗马的后街小巷组成的迷宫中，喀提林鼓动人们起来革命。在他死去三年后，债务和饥饿的幽灵仍弥散在街道的空气中。西塞罗和阿提库斯艰难地行走在垃圾和污水中，不可能没注意到贫穷的迹象。对穷人所受的苦难，贵族并非毫无觉察。私下里，西塞罗把穷人称为“暴民”。偶尔在需要的时候，他也会唱一些共同事业的高调。其他人唱都不愿唱。在元老院，身兼为罗马穷人发放救济粮之职的不是别人，正是共和国的柱石马尔库斯·加图。当然，他一贯的姿态是刚正不阿，即使在推进罗马的福利事业时也一样。与恺撒不同，他不讨好他的同胞，不争取他们的欢心。在区分政治家时，形象的意义超过了具体的政策。加图把民众领袖的标签看作是一种侮辱，就像把庄重的妇女误认为妓女一样。
十字路口是鼓动家和妓女常去的地方，有身份的人几乎不去那里。他们或许会偶尔路过，但仅此而已。一个公民的名字若同十字路口联系在一起，那对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很严重的伤害。例如，克洛狄娅·梅特里发现自己有个神秘的外号，“铜焊头女郎”，11暗指在街角拉生意的下等妓女。一个被她抛弃的情人说，她在“十字路口和后街”12出卖自己；另一个送给她一只装满了铜币的钱包。由于她乱交的名声和对下流时尚的爱好，那些造谣中伤的确容易找上她。然而，克洛狄娅对下层社会风气的欣赏并不限于粗话。于是，冒犯者无一例外地受到惩罚，侮辱她的人受到同样的侮辱。那个送铜币的搞笑者很快笑不出来了。他被当众殴打，并像妓女一样，被众人轮奸。
克洛狄娅热衷于时尚和暴力，对她的小弟影响深远。克洛狄乌斯极想步入传统政治家所走的道路，可是，尽管他渎圣的罪名没有被证实，经过那么一场审判后，他的前途也变得十分黯淡。作为共和国最高贵家族的成员，他发现，在他那个阶层没有多少人支持他，这样的耻辱令他很受伤害。如卢库勒斯的前例表明的那样，克洛狄乌斯对自己所受的冒犯非常敏感，在报复的方式上很有想象力。既然元老院不理他，他就把眼光转向了贫民窟。穷人在势利方面不输于罗马的其他阶层，很容易受到新奇人物和事物的蛊惑。而克洛狄乌斯既有明星般的气质，又有对民众的感染力：为保护自己受到伤害的荣誉，他能挑起一场兵变，显然是煽动者中的天才。要想调动暴民为己所用，他得先成为保民官。但这里有个问题，保民官是为平民保留的职务，克洛狄乌斯则是个不折不扣的贵族。于是，他又得首先变成平民——这种事很不寻常——要有一个平民家庭收养他，要由公众投票确认此事，还需要执政官批准才行。公元前59年，执政官是恺撒，他已经注意到，克洛狄乌斯是个制造麻烦的能手。或许将来的某一天，他有用到这个小丑的时候，至于现在，恺撒让这个想当保民官的家伙一边凉快去了。
在克洛狄娅举办的宴会中，阿提库斯是常客，了解克劳狄家族的内情。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他的朋友后，西塞罗松了一口气。虽然克洛狄乌斯一时受挫，可是西塞罗发现，许多别的旧账又被翻了出来。最令他尴尬的是安托尼乌斯·海布里达，他任执政官时的同事。这个喀提林的叛徒结束了马其顿总督任期，刚刚回到罗马。在马其顿，他以腐败和无能闻名。早慧的马尔库斯·凯利乌斯也回到了罗马。他急于出人头地，也急于遮掩自己曾参与喀提林阴谋。打击海布里达可以同时为这两个目标服务。公元前59年春，凯利乌斯提起对海布里达的控告，以机智的演讲把他描述为共和国的耻辱，说他做总督的两项政策就是喝酒和找女奴。作为辩护方，西塞罗并不欣赏自己门徒的笑话。虽然对海布里达没什么好感，但他知道，如果他的前执政官同事被判有罪——他的军队最终消灭了喀提林集团——那对他也不利。人们没有忘记，是西塞罗匆忙地处死了密谋者。还有一些人不肯原谅他。海布里达被判罪的消息传出后，贫民窟很兴奋。喀提林的坟墓上也出现了一束束鲜花。
对西塞罗来说，由于他对形势做出了致命的误判，海布里达灾难更显严重。审判期间，他在一次演说时心情很差，竟然指名攻击了三巨头同盟的成员。恺撒对这一不和谐音怒火中烧，立刻采取了行动。办法是现成的。演说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内，克洛狄乌斯被宣布为平民。西塞罗慌慌张张地逃离了罗马。他躲在海岸边的一幢别墅里，连珠炮似的给阿提库斯写信，求他从克洛狄娅那里探听她弟弟的动向。月底的时候，西塞罗冒险走上阿庇安大道，遇见了一位来自罗马的朋友。后者告诉他，克洛狄乌斯的确在竞选保民官。不过，坏消息之外，也有一些令人高兴的。克洛狄乌斯如往常一样善变，开始攻击恺撒。西塞罗马上异想天开：他的两个敌人，执政官和准保民官，会不会同归于尽？一周后，他替克洛狄乌斯加起油来。“帕布琉斯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他对阿提库斯说，“那么，让他成为保民官吧。”13
甚至按西塞罗的标准来看，这个转变也够惊人的。不过，在一个充斥着阴谋诡计的城市里，没有什么仇恨是永恒的。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那个在阿庇安大道遇见西塞罗的朋友。他叫库里奥，是克洛狄乌斯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也是个善变而没有原则的朋友。在审判克洛狄乌斯期间，他曾组织对西塞罗的恐吓行动。自那以后，丑闻不断从他那里传出。他跟一个粗犷而英俊的年轻人的关系成了罗马的话题。后者是海布里达的外甥，名叫马克·安东尼（MarkAntony）。即使按那个时代的标准看，他们的行为也够让人吃惊的。人们悄悄地说，尽管安东尼长着粗粗的脖子、强壮的身体，可他穿女人的衣服，扮作库里奥的妻子。这两人被禁止会面后，库里奥从他父亲的屋顶将他的朋友偷偷带了进来——那些丑闻的发掘者就是这么说的。14可是，在恺撒担任执政官期间，流言和反感突然转为了赞扬。库里奥是个骄傲的人，不会对任何人阿谀奉承。由于公开地顶撞恺撒，他鼓舞了整个元老院的士气。现在，不会再有人说他是“库里奥的小女儿”。他的鲁莽被称为爱国者的勇气。在广场，德高望重的元老向他致敬；在竞技场，人们对他报以雷鸣般的欢呼。
这些是所有公民渴望得到的荣誉。在三人执政的阴影笼罩中，库里奥的挑战照亮了共和国。如果西塞罗希望克洛狄乌斯也怦然心动，效法他的朋友，那可不是什么愚蠢的幻想。不久以后，是幻想还是事实就很清楚了。克洛狄乌斯的玩世不恭和敏感简直无人能比。他认识到，眼前的危机中隐藏着非常诱人的机会。至少在这个时刻，共和国的模子破碎了。每次遭遇共和国的正统主义，克洛狄乌斯几乎都夸耀一番他的蔑视态度。如今，法律体系处于崩塌状态，几乎没有人比他更适应这种状况。克洛狄乌斯的立场不是反对三人执政，相反，他模仿他们的方法，并将之推向极端。不管怎么说，传统的政治生涯没他的份儿，他有什么可失去的？对西塞罗曾赢得的那种人们的赞扬，克洛狄乌斯毫无兴趣。像每个他这种出身高贵的人一样，他所追求的只是权力。获取权力后，荣誉必定随之而来。
他的计划很简单：煽动暴民并控制街道。在任何稍稍安定的时期，克洛狄乌斯都不敢打这种厚颜无耻的主意。然而，随着恺撒就任执政官，在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致命的暴力毒素再次被引进，并迅速扩散开来。三巨头同盟想维持他们的地位；元老院的保守派想打破他们的地位，争得自由。两边都需要一个盟友，一个不怕染上恶名的盟友。克洛狄乌斯把自己装扮成这样的人，轮流对两边使用示好和威胁的伎俩。“一会儿卖给这个顾客，”西塞罗讥讽道，“一会儿卖给那个”15——一个妓女，就像他姐姐一样。但在贪婪外表的掩盖下，克洛狄乌斯强烈地保留有不变的核心目标，即证明自己无愧于家族的名声。当然，他还想毁掉西塞罗。
到了12月，克洛狄乌斯成了保民官。他为这个时刻做了精心准备，很快在民众面前提出一大堆法案，全都是他们想要的。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个建议：取消加图建立的救济方式，改为按月自由领取。贫民窟充满了感激。这项计划实施起来耗资巨大，克洛狄乌斯并非不清楚。贵族的政治生涯建立在诸多叛卖行为的基础上，其中最不可捉摸的就是暴民的立场。正如纪律造就了军队，缺乏纪律造就了暴民。如果有可能找到办法动员贫民，那会是什么办法？在看起来没什么害处的第二项提案中，克洛狄乌斯偷偷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建议完全恢复康姆皮塔利亚节，也恢复同业公会。在整个罗马城的范围内，在每一个十字路口，被禁止的俱乐部要重建起来。暴徒们趾高气扬。作为他们的资助者，克洛狄乌斯大出风头。现在，如果他的提案能通过，他们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以后，每个十字路口都将有一支他的私人队伍。
这是一种全新的设想，新到元老院竟然没有识别出它的意义。贵族和穷人会团结起来？罗马人觉得不可思议，想都不愿想它会有什么后果。克洛狄乌斯干得很顺利。他傲慢地对待有限的一点儿反对意见，软硬兼施，连西塞罗都被他收买了。通过阿提库斯这个中间人，克洛狄乌斯向他保证，不追究他处死密谋者一事。西塞罗犹豫了好一阵儿，同意不反对他的敌人的法案。公元前58年1月初，法案通过了。同一天，克洛狄乌斯和他的恶棍们占据了卡斯托耳神庙；从广场的中心到那里没有多远，同业公会将在这里组织起来。大批小商贩和手艺人挤满了神庙，他们高呼着克洛狄乌斯的名字，讥笑他的对手。通向神庙的阶梯被拆除了，留下墩座墙（podium）当堡垒。重建的同业公会成了个准军事组织，暴力的乌云笼罩着城市。很快，克洛狄乌斯的暴力工具就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当恺撒的一位副手受到指控时，他向这位保民官求助。克洛狄乌斯的人开到审判的地方，抢劫了法官，捣毁了法庭。最终，案子撤销了。暴徒们能被这么使用，暴力能发挥这么大的效力，连克洛狄乌斯都没想到。
西塞罗胆战心惊。作为他最可怕的敌人，克洛狄乌斯不仅展示了组织暴力的高超艺术，而且公开把自己与恺撒的利益建立了关系。自离任执政官后，高卢的新任总督就去城外待着了，同时关注着罗马的动态。他静静地看着克洛狄乌斯实施他的报复计划。保民官又提出了一项法案，从而破坏了他与西塞罗的协议。法案显出维护共和国原则的姿态，声称任何公民若处死了其他人，又没有经过审判，都应该判流放。矛头所向，人人都清楚。克洛狄乌斯这么灵巧地一推，西塞罗就滑到了悬崖边。
西塞罗绝望地努力着。他留起了头发，披起了丧服，穿行在大街小巷。克洛狄乌斯的暴徒尾随着他，骂他，唾弃他，拿石头扔他。霍腾修斯企图帮帮他的老对手，结果差点儿被逼进墙角打死。西塞罗发现，无论通往哪个方向的路都堵死了。执政官是受人尊敬的元老，本来应站在西塞罗这一边的，但现在被人用有利可图的行省指挥权贿赂了。元老院受到了恐吓。西塞罗又屈辱地来到总督恺撒的营帐。后者表示很难过，但耸耸肩说他爱莫能助。恺撒温和地建议，或许西塞罗愿意重新考虑一下他对三巨头同盟的反对立场，到高卢总督这里谋个职务？不管西塞罗的处境多么危险，他也不愿接受这样的侮辱。即使流放也比那样名誉扫地强。有那么一刻，西塞罗考虑过反击，自己也组织一支街头队伍。他的朋友们劝阻了他。霍腾修斯身上的伤痕仍清晰可见，他建议西塞罗不要再拖下去，赶紧离开罗马。灾难来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西塞罗非常震惊。门外的暴徒们不停嘲笑着他。一生的成就就这么完了？西塞罗麻木地准备着出逃。直到深夜，他才敢偷偷离开家。为避开克洛狄乌斯的人，他步行着走过街道，走向城门。天亮时，他安全地来到了阿庇安大道。身后，罗马人开始生火做饭，城市很快消失在一片褐色的烟雾中。
消息在醒来后的城市传开后，克洛狄乌斯和别的人一样惊讶。在一阵胜利的狂喜中，暴徒们聚集在帕拉蒂尼山，占据了西塞罗的房子。可怜的流亡者一向把这座豪宅视为自己的骄傲和快乐所在，视为他的地位的清晰而公开的证明。如今，它被暴徒们捣毁了。拥挤在广场的人们看着他们把房子彻底拆光。就在它的旁边，是克洛狄乌斯的骄傲和不可侵犯的豪宅。为避免被视为暴徒的报复行为，而不是对人民敌人的惩罚，克洛狄乌斯又匆忙通过一项法案，正式宣布西塞罗有罪。在罪犯房子的原址，一座自由神庙建起来。其余的土地被克洛狄乌斯吞并了。这些都刻在一块青铜碑上了。上面的保民官表情很严肃。青铜碑被送上卡匹托尔山公开展示。保民官期待它永远树立在那里，讲述他的光荣和西塞罗的罪行。
有这么甜美的回报，难怪共和国的荣誉斗争会变得越来越野蛮。
恺撒的连胜
西塞罗忧郁地离开罗马，开始了流亡的生活。最终他在马其顿躲藏起来。与此同时，恺撒向北方进发。既然伟大的起诉人同克洛狄乌斯的决战已经结束，高卢总督也不继续在首都郊外浪费时间了。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发生了严重的事态。日耳曼人越过了莱茵河，开始侵犯罗马的边界。
像往常一样，恺撒高速前进，直奔最危险的地方。离开罗马8天后，他到了日内瓦（Geneva）。就在莱蒙湖（LakeLeman）的那一边，一支可怕的庞大马车队停在了边界上。赫尔维西亚人（Helvetian）是阿尔卑斯山区的土著人。他们厌倦了山里的生活，想要往西迁徙。新任总督看到了机会，尽量拖延时间。首先，他告诉部族的人，他会考虑他们穿越罗马边界的请求。随后，他迅速封闭了边界。新增调的五个军团把守在那里，其中两个是刚组建的。赫尔维西亚人发现边界关闭了，只好沿着边界绕远路。他们长长的队伍缓慢前进着，共有36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恺撒在边界处尾随着他们，进入了自由的高卢。出乎赫尔维西亚人的意料，恺撒伏击了他们的后卫。当赫尔维西亚人回击恺撒的时候，他们又在一场激战中失败了。剩下的人向罗马人求和，恺撒命令他们回到山里去。
这是惊人的胜利，但完全不合法。前一年，大量的新法令开始生效，包括规范行省总督的行为、限制他们的野心的一些条款，起草人就是恺撒自己。如今，恺撒与一支不是共和国臣民的部族作战，而且在不是共和国领土的地方作战，明显违背了他自己的法律。他在罗马的敌人立刻指出了这一点。加图甚至建议将恺撒交给他攻击的那些部族。在许多元老看来，高卢的冒险行动既没有得到授权，又没有正义可言。
然而，大多数公民持另一种看法。一个人的战犯是另一个人的英雄。在罗马人的噩梦中，野蛮人的迁徙是主要内容。马车在北方吱吱作响，震动声总会回响在共和国的广场上。罗马人吓唬小孩子时，最喜欢用的就是皮肤苍白的、擅长骑马的大个子高卢人。汉尼拔或许曾在罗马城门前耀武扬威，挥动他的标枪，但他从未拿下过共和国的首都。这种事只有高卢人干过。那是在公元前4世纪初，一支野蛮人未被觉察地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打垮了一支罗马军队，攻进了罗马。只有卡匹托尔山这个最神圣的地方没有陷落——即使这里，若不是献给天后朱诺（Juno）的鹅惊醒了守军，野蛮人的突袭部队就得逞了。高卢人在城里肆意抢劫，杀人放火，走时像来时一样突然。此后，罗马下定决心，再也不受这样的羞辱。正是这种坚强的决心使得罗马成为世界的主人。
三个世纪过去了，罗马对高卢人的记忆依然生动。每年都有一些狗被钉上十字架，作为对它们的“祖先”的追加惩罚，因为“祖先”当年在卡匹托尔山没有保持应有的警觉。而朱诺的鹅也是因为它们的“祖先”，还继续受着追加的奖赏，坐在金色和紫色的坐垫上，看着狗受罚。更实际的做法是设立了一项紧急基金，专用于对付野蛮人的入侵。这仍然被认为是明智的预防措施，虽然现在的罗马已是超级大国了。野蛮人不是公民，他们的另一半是野兽。谁能说得准他们的兽性何时发作呢？有些罗马人还记得，曾有来自极寒地带的大约30万野蛮人突然从北部荒原冒出来，一路上毁掉一切东西。男人吃生肉；女人空着手就敢攻击军团士兵。若非在两次辉煌的胜利中，马略消灭了入侵者，罗马和它领导的世界肯定完蛋了。
这种程度的恐慌是不容易忘记的。因此，绝大多数公民听到赫尔维西亚人的失败时，他们才不在乎是不是违法了。无论如何，一位总督将安全带给了罗马，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责任吗？恺撒谨慎地回击了关于他过度追求荣誉的指控。他的行省的安全，以及意大利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只要罗马的边界外还有不安定的部族，有不了解文明行为及传统的野蛮人，危险就一直存在。按照这种罗马人熟悉的逻辑，对赫尔维西亚人的攻击可以解释为自卫。恺撒以后进行的战争也一样。赫尔维西亚人被赶回了老家，充当日耳曼人和他行省间的缓冲器。恺撒继续向东进发，直接打击日耳曼人。他们的王有正式封号，“罗马人的朋友”，但这对恺撒不起作用。日耳曼人应战了，被击败了，又被赶过了莱茵河。在黑暗、潮湿的树林里，他们爱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靠近恺撒的行省，不能靠近高卢的任何地方。
两者的区别正在消失。公元前58到前57年的冬天，恺撒的军团没有回行省，而是深入一个想象中的独立部族的土地，在边界北部100英里的地方宿营。又一次的非法行动，总督又把它解释成预防式的自卫。罗马的公众乐意接受这种论点，但高卢人的愤怒却在不断地积聚着。恺撒的新政策的确切意义受到质疑。到底怎么才能满足罗马人对可防御的边界的渴望？既然东部是莱茵河，干脆北部就是英吉利海峡、西部就是大西洋海岸好了！在整个森林和冻土地带，从村庄到村庄，从一个部族到另一个部族，人们传说着同一件事：罗马人的目标是“平定整个高卢”。16战士们擦拭着饰有珠宝的闪亮盾牌；年轻人为证明自己可以立即投入战斗，身着全副铠甲横过冰封的河流；相互竞争的部族开始修复他们的关系。自由高卢做好了战争准备。
还有恺撒。他无法容忍反罗马的煽动行为。一个部族是自由的还是曾被击败的，对罗马人而言没什么区别；共和国要求受到尊敬，而荣誉感要求一位总督让他们明白这一点。既然高卢人已在准备抵抗，恺撒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摧毁他们。那个冬天，恺撒征召了两个新军团。通过采取一些高压手段，并且没征询元老院，恺撒就把原先分配给行省的部队扩充了一倍。随着冰雪的融化，春天来了。当恺撒离开营地时，他有了八个军团，四万人。
他每个人都需要。恺撒向北出发，进入罗马军队从未涉足的地区。那里很阴暗，很险恶，因沼泽和屠杀而变得潮湿。旅行者传言着部族杀牲祭神的奇怪仪式，举行的地点在死去的栎树间，或在没有花草的黑水湖边。有时候，夜晚会被巨大的柳木火把照亮；火把摆成巨人形，在四肢和肚子处填满俘虏，任他们扭动着死亡之舞。甚至在高卢人很著名的宴会中，他们的习俗依然是野蛮和恶心的。公元前90年代，无处不在的波西德尼乌斯曾遍游高卢，无论去了哪里都做记录。他注意到，因为分到的肉的好坏，他们经常发生争斗；等战士们开始享用食物时，他们不是像文明人那样躺下来吃，他们坐着吃，任由蔓生的胡须沾满油脂和肉汁。如果说贪婪的吃相不算什么的话，他们还有一个更令人反感的场景：战士们经常割下他们敌人的脑袋，挂在柱子上或摆在神龛处。在高卢的村庄中，这种做法非常普遍，以至于波西德尼乌斯承认，等到结束旅行时，他已经习惯了。17
沿着坑坑洼洼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军团一直向北进发。看着无穷无尽的树木，战士们觉得他们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全然黑暗的国度。他们的肩上不仅扛有矛，还扛着标桩。每天行军之后，他们的营地扎得都一样，既为他们提供一个防备突袭的所在，也是对家和文明的一种想念。在野蛮地区的中心，军团营地还为一个广场、两条街道留出地方。哨兵们睁大了眼睛，从栅栏后看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或许，他们会感到很安心，因为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身后有一个角落现在是罗马。
然而，军团战士觉得不可思议的野蛮地方，恺撒的情报机构早就了然于心。他们的将军完全清楚要把军团带向哪里。恺撒或许是第一个在边界外带兵的将军，但意大利人老早就出没在高卢的荒原上了。在公元前2世纪，随着罗马人在高卢南部设立常备要塞，行省人逐渐染上了他们的征服者的各种恶习。其中最特别的一种直接对他们的头起作用：葡萄酒。以前，高卢人从未接触过这种饮料，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们不像罗马人那样，先用水稀释。他们直接饮用，在集会时闹饮取乐，“结束时他们或者睡着了，或者在发酒疯。”18发现酒能为他们带来极大的利润后，商人们不辞辛劳地走出行省，传播“酒文化”，结果整个高卢地区都离不开酒了。有了这么一个酒的市场后，商人们开始提价。但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当地人自己没有葡萄园。元老院宣布，卖葡萄藤给“阿尔卑斯以外的部落”是非法的。19到了恺撒的时代，比价已经稳定下来，一坛酒换一名奴隶。单就意大利人来说，这种进出口贸易利润惊人。奴隶可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意大利葡萄栽培业有了更多的人手，可以生产更多的葡萄酒。这是个良性循环，除奴隶以外，它使每个人都有利可图。高卢人烂醉如泥，商人财源滚滚。
恺撒很清楚，他之所以敢于梦想征服高卢——广袤的、好战的、独立的高卢，意大利出口商功不可没。这不仅在于他们给恺撒提供了间谍。日耳曼人注意到葡萄酒在高卢人身上产生的后果，决定“禁止进口葡萄酒，因为他们认为，酒把男人变得软弱。”20酒也把他们变得喜欢争吵。对高卢的酋长来说，酒比金子更珍贵。部族之间相互劫掠，以获取奴隶，高卢的人口因而大大减少。部族与部族成为残忍的、虚弱的对手。在像恺撒这样的人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高卢人更易成为他的猎物。间谍告诉他，当地部族组织了多达24万人的联盟抵抗他。恺撒一点儿也不担心，尽管在他面前的是比利其人（Belgae）。由于“在罗马人的行省中，他们离文明和奢侈生活最远，接触到的商人最少，得到各种使他们变得软弱的东西也最少”，21因此，他们被认为是高卢最勇敢的部落。恺撒调动了一切力量，狠狠打击了他们。他向北方走得越远，比利其人联盟越是四分五裂。对归顺的小部落，恺撒故意做出慷慨大度的姿态，抵抗者被彻底消灭。恺撒军团的鹰旗最终插在了北海海岸。就在这时，帕布琉斯·克拉苏（PubliusCrassus）——三巨头之一克拉苏勇猛的儿子——派来了传令官，说他率领的军团已使西部的所有部落归顺。“和平，”恺撒发表了胜利宣言，“已在整个高卢实现。”22
听到这个消息后，罗马兴奋得发狂。公元前63年，罗马给予庞培长达10天的公共感恩（publicthanksgiving）。如今，在公元前57年，恺撒得到了15天。甚至连最顽固的敌人也无法否认他的巨大成就。不管怎么样，加强共和国威望的事不能被说成是犯罪。高卢人认识了罗马的威名，这是恺撒的功劳。如他的一个老对手在元老院热情洋溢地说的那样：“以前，我们没听说过这些地区和民族，我们的书里没有，第一手报告里没有，甚至流言都不曾提到过他们；如今，我们的将军去了，我们的军队去了，让他们见识了罗马人民的力量。”23的确令人欣喜若狂！
然而，恺撒还不能放松。尽管他的入侵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还不足以把高卢变为一个行省。目前，这个地区已打算承认恺撒的威信，但对于彼此竞争非常激烈、内部矛盾重重的高卢人而言，任何最高权威都不可能是稳定的。当然，罗马也一样。因此，即使在北部的潮湿森林中，恺撒也得用一只眼盯着首都的政治战场。罗马不会因他的离开就停滞不前，而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在元老院，为恺撒的高卢战绩主持感恩仪式的那个人是谁？经过了18个月痛苦的流亡生活后，西塞罗又回到了罗马。
庞培再次出手
在流亡前的黑暗日子里，急得发狂的起诉人不仅屈辱地找过恺撒，他还找过庞培。虽然对他的偶像的失败很失望，但西塞罗对他从未完全绝望。尽管庞培和恺撒任执政官时的恶行表明他们有明显的共谋关系，西塞罗仍一次次地希望事态会好转，伟人会重新回到合法的事业中来。庞培则很乐意扮演西塞罗保护人的角色，还屈尊警告过克洛狄乌斯，要他不要太过分。这一举动有明确的同情成分。在庞培的名声直线下降的时候，在他一生中第一次被人嘘的时候，只有在西塞罗的英雄崇拜中，庞培才能找到一点儿过去美好时光的影子。由于自己的困虑和挫败感，庞培甚至对起诉人承认，他后悔加入了三巨头同盟。西塞罗极为兴奋，立刻将庞培的话告诉了他所有的朋友。不可避免地，恺撒听到了风声，便下决心把西塞罗赶走。庞培不得不在岳父和他轻信的朋友间做出选择，勉强地默许了。在克洛狄乌斯对西塞罗的迫害达到暴力的顶峰时，庞培也只能尴尬地躲进乡间别墅。西塞罗不相信传言，曾到别墅去找过庞培。守门人说里面没人。庞培没有脸面见这个他出卖了的人，从后门跑了。
西塞罗安然逃脱后，伟人再次陷入沉思冥想。推诿躲闪与他的自我形象不符。他从东方回来时，一些人折磨过他。至今，他仍无法与他们接近。他希望同伴们尊重他、钦佩他，希望能获得他自己的成就赋予他的权威，但他不可能两者兼得。如今，他已做出了选择。然而，他发现，如果只有权力而没有人们的热爱，那种滋味其实很苦涩。被罗马抛弃后，他在妻子那里寻求安慰。庞培娶了恺撒的女儿朱丽亚（Julia）。这本来是一桩冷冰冰的政治婚姻，但庞培很快就被年轻的新娘迷得神魂颠倒。新娘则给了庞培他需要的敬慕与崇拜。夫妻琴瑟和谐，两人越来越多地把自己关在乡下的别墅里。庞培的同胞们不习惯夫妻感情的这种展示，用下流的言语讥笑他们。公众对庞培的厌恶开始带上了轻蔑的色彩。
对这种变化，没有人比克洛狄乌斯更敏感了。他对变得虚弱的人有很好的嗅觉，开始怀疑庞培是不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虽然他头上有耀眼的光环，有忠实的老兵。这样的目标太诱人了。他知道，要想把庞培的火惹起来，最有效的办法是重提他对东方的安置问题。庞培之所以跟克拉苏和恺撒建立那要命的联盟，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克洛狄乌斯直戳要害。提格拉涅斯王子是亚美尼亚国王的儿子，仍在罗马做人质。8年前，作为遵守条约的保证，他的父亲把他交给了庞培。克洛狄乌斯在庞培眼皮底下劫持了王子，将他送上一艘开向亚美尼亚的船。当庞培试图把人质抓回来时，他的人受到了攻击和毒打。政府没有站在庞培一边，倒津津有味地观赏起庞培于事无补地宣泄怒气。当然，这正是克洛狄乌斯想要的局面。在他的暴徒们还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时，克洛狄乌斯已经得意地发现，元老院对他张开了怀抱。
只要有机会羞辱一个敌人，克洛狄乌斯没有半点儿犹豫。像对西塞罗一样，他在庞培身上也嗅到了血腥味，他的人马迅速扑了过去。无论不走运的庞培什么时候胆敢出现在广场，他便会遭到讥笑的大合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根据共和国最古老的法律之一，以吟唱的方式凌辱他人接近于谋杀。这个传统启发了克洛狄乌斯，他便如此这般地发出了死亡威胁，庞培则再没有安宁可言了。以前，他从未成过这类的嘲笑对象。庞培对妻子的热情特别引起暴徒们的捉弄。“性狂乱将军的名字是什么？”克洛狄乌斯叫道，“谁用一根手指触摸他的脑袋？”在提出每一个问题后，他都会抖动长袍的褶，给暴徒们一个信号。暴徒们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合唱队，整齐地大声喊道：“庞培！”24
“谁用一根手指触摸他的脑袋？”对一个曾穿得像舞女的男人而言，指控罗马最伟大的将军像女人可是需要勇气的。而且，在克洛狄乌斯最亲近的一些圈子里，许多人都有性丑闻。那位马克·安东尼结束他跟库里奥的关系后，开始在克洛狄乌斯深爱的妻子富尔维娅（Fulvia）的身边转来转去，明显突破了友谊的界限。不久，两人便相互威胁要杀死对方。类似的麻烦在另一个女人身上也有发生。克洛狄乌斯对她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妻子。在成功控告海布里达之后，马尔库斯·凯利乌斯从克洛狄乌斯那里租了一栋豪华的房子，地点在帕拉蒂尼山上。在那儿他遇见了克洛狄娅。凯利乌斯机智、英俊、身材匀称，正是那位寡妇喜欢的那种男人。对靠近克劳狄家族的机会，野心勃勃的凯利乌斯根本不会拒绝；而克洛狄娅最近死了丈夫，正处在需要安慰的时候。当然，她在服丧期间的特点是抛媚眼。对这个女人的风流韵事，罗马的丑闻发掘者有持久的兴趣。在广场，它也是侮辱性口号的常用主题。但是，不管人们说出克洛狄乌斯或他姐姐的什么事，他都有办法盖过他们的声音。指控他们不道德？那只会引起他更严厉的指责。至于那种假装被激怒的伪善，它让人觉得好笑。于是，对庞培及其淫荡好色的污蔑都没有停下。
类似的恐吓能走多远？克洛狄乌斯很想知道。8月，庞培去元老院参加一次会议。走过广场时，他听到卡斯托耳神庙里传出金属撞击石头发出的卡哒声。克洛狄乌斯的一名奴隶还故意弄掉一把匕首。庞培觉得自己很危险，赶快离开广场回到家里，在门前筑起堡垒。克洛狄乌斯的人尾随着他，在他家门外安营住下来。保民官威胁要对庞培做他曾对西塞罗做过的事：占领他的房子，捣毁它，然后在上面建自由神庙。庞培不像西塞罗，没有逃跑，但他被封锁在家，无法去任何地方。在西塞罗身上发生过的事，现又在共和国最伟大的人身上重演了。再一次，元老院满意地在一边看着。克拉苏又在傻笑了吧？克洛狄乌斯一直小心地同他维持着良好的关系。至于保民官自己，这个胜利的时刻如此醉人，简直难以置信。作为贵族的英雄、贫民的保护人，他似乎成了罗马的主人。
但这一状况只持续了短短的一阵儿。克洛狄乌斯极度地示范了街头暴力所能带来的机会，有人准备效仿。公元前58年12月，克洛狄乌斯的任期结束了。新任保民官中有个庞培派的人，暴躁而残酷的提图斯·安尼乌斯·米洛（TitusAnniusMilo）。在他的保护人的鼓励下，米洛正式地控告克洛狄乌斯使用暴力——一个明显的事实。克洛狄乌斯的哥哥阿庇乌斯是这一年的司法官，设法压下了控告。作为报复，克洛狄乌斯还派人洗劫了米洛的家。但新保民官没被吓倒。在庞培的大力资助下，他意识到除非以暴制暴，否则他就是刀板上的肉，任人宰割。米洛开始招兵买马。跟克洛狄乌斯不同，他不是花钱去贫民窟雇人，而是去庞培的庄园招募那些装备好、训练有素的人，还收买了一些角斗士。仅经过一次交锋，克洛狄乌斯对街头暴力的垄断就被打破了。前保民官以极大的热情迎接挑战。暴力每天都在升级。不久，广场上，包括法庭在内的所有政府机构都无法运作了。一天又一天，罗马的所有公共场所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
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庞培重建了自己在城市中的威望。就在不久前，他还被软禁在家。不过，他还得让元老院和街道服从他的意志，让傲慢的、难以对付的克洛狄乌斯尝到自己酿造的苦酒。显而易见的办法就由西塞罗落实：在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这个自负而苦命的人在翘首以盼。前一年，庞培没有尽力帮助他；如今，他在意大利四处旅行，呼吁人们支持让被流放的人回家。乡村和外地城镇中的受保护人被召到罗马。在公元前57年的整个夏天，他们源源不断地涌入首都。同时，远在高卢的恺撒也被人们说服，勉强同意召回西塞罗。元老院就此举行了投票表决，以416票对1票决定让西塞罗回来。不同意的那一票肯定是克洛狄乌斯的。8月，期盼已久的公民投票最终在大竞技场举行。克洛狄乌斯想破坏投票，轻蔑地离开了。这些被米洛看在眼里；一整天，他的人都在“羊圈”维持治安。对投票，西塞罗很有信心。结果还未出来，他已乘上了驶往意大利的船。等他到布林迪西（Brundisium）的时候，正式召回他的消息传来了。由此开始，他的回家之路就像是梦想成真，他亲爱的、久久思念的女儿图利娅（Tullia）陪在身边。欢乐的支持者在阿庇安大道两侧迎接他。快到罗马时，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无论他走到哪里，掌声就跟到哪里。“我不仅是回家了，”他谦虚地说，“我进了天堂。”25
西塞罗尽管自负，也知道真正的胜利属于庞培。这个起诉人的自吹自擂是人们都熟悉的。如今，他们越来越显得色厉内苒。每个罗马人都觉得欠人情很痛苦，而现在，西塞罗欠庞培和恺撒的是他的事业。他在元老院干的就是这个，不仅主持了庆祝恺撒征服高卢的凯旋式，还提议让庞培负责罗马的粮食供应。后一项动议通过了，只有克洛狄乌斯反对。他用令人难堪的逻辑，对元老院指出了动议的准确意义：庞培可以用面包贿赂饥饿的贫民，而西塞罗这个自封的民意代表则成了代理人。不加掩饰的敌意并未降低这些话的真实性。西塞罗不自在地扭来扭去，气急败坏。
这些发生在元老院的交锋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克洛狄乌斯并未因敌人归来而受到惩罚。西塞罗说服了罗马的祭司们，让他们相信，如果自己在帕拉蒂尼山上的豪宅重建起来，自由女神不会受到冒犯。克洛狄乌斯则直接诉诸暴力，将西塞罗的工人从工地赶走，烧了他弟弟的房子，还在萨可拉大街袭击了西塞罗本人。与此同时，克洛狄乌斯和米洛的街头争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人都威胁要杀死对方，又都着手借助法律扳倒敌人。又一次，米洛控告克洛狄乌斯使用暴力；又一次，通过在元老院幕后操作，克洛狄乌斯摆脱了指控。公元前56年2月，他极其虚伪地以同样罪名控告米洛。西塞罗和庞培站在米洛一边，准备替他辩护。看着3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联起手来，克洛狄乌斯暴跳如雷。当庞培站起来讲话时，广场一片嘘声和讥笑声。在原告席上，克洛狄乌斯得意地向同伙示意。如以前所做的那样，他站起来，拉扯他的长袍，提示他们唱吟侮辱庞培的话。很快，他们开始向米洛的保镖吐痰、扔石头、拳脚相向。米洛的人还手了，把克洛狄乌斯从演讲台上拖下来。接着是一场混战，审判也进行不下去了。
庞培也被打了。从广场回家，他气得脸色发白。这场混战的幕后指使者是谁，他完全清楚。不是克洛狄乌斯。三年来，庞培和克拉苏坐在一条船上。每次遇到挫折，庞培都怪他的老对手从中作梗。但这一次，他的怀疑很有根据。自公元前57年秋以来，他成了罗马的谷物供应人，又追求再次成为东方指挥官。克拉苏也一样。直到这次骚乱发生以前，两人的竞争都是私下进行的，也符合各自的利益。但克洛狄乌斯揭开了真相。“谁想去东方？”他对着同伴大吼。“庞培！”同伴也用雷鸣般的声音回答。“我们都希望谁去？”回答声更是震耳欲聋，像是想把庞培吓得中风：“克拉苏！”26几天后，他对西塞罗说，他怀疑克拉苏是这场骚乱、是克洛狄乌斯、是一切事情的幕后指使人。接着他又说，克拉苏暗中策划要杀了他。
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三巨头同盟完了，至少人们看起来是这样。要说谁会表示惊讶，他惊讶的也只是三巨头同盟竟然存在了那么长时间。每个季节都会过去，大人物对权力的掌握也该如此。公元前56年春，共和国似乎全面复苏了。如比布卢斯、库里奥等三巨头同盟的老对手从“冬眠”中醒来，伸展着四肢，开始四处活动。元老院正式谴责了发生在广场的骚乱，说它“违背了共和国的利益”，27责任则归于庞培而不是克洛狄乌斯。这刺激庞培又大大发了一次脾气，大骂克拉苏。尽管可以稍稍出出气，但事实很明显，他在元老院不受欢迎。如今，他最大的野心便是能获得人们的称赞和尊重，能再次获得东方的指挥权。看起来，这些毫无希望。对伟人庞培来说，光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怒气平息下来后，他久久地陷入郁闷之中。
在罗马，庞培的失败气息就像腐烂动物的气味，令元老院的食腐动物兴奋不已。庞培没什么希望了，只能待在一边的角落。元老院盯上了第二头巨兽。恺撒的敌人知道，要想消灭他，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他们已等待了三年。如今，他们中的一个发起了攻击。
卢修斯·多米提乌斯·阿诺巴布斯（LuciusDomitiusAhenobarbus）行动很鲁莽，分不清他是过于骄傲还是过于愚蠢。他家教极好，又极为富有。西塞罗对这类事一向敏感，评价说执政官就是为这个人准备的。公元前56年春，多米提乌斯竞选执政官。他是加图的妹夫，也是庞培的仇敌；后者在内战期间杀了他的哥哥。对罗马人而言，他忠诚于哪一方是不言而喻的。在宣布参加竞选时，他公开说，如果他赢得竞选，他将剥夺恺撒的指挥权。当然，对于接替人选，他提名他自己。他的祖父征服了山外高卢。他认为自己有继承权。在他的身后，政府大声叫好。先是庞培，现在轮到了恺撒——这个人手伸得太长，是个潜在的暴君。他灭亡的日子到了？
共和国450年的历史都在说，“是的”。传统比什么三巨头同盟更强大。一个人滑倒了，有其他的人接替他。以前总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庞培、恺撒还有他们的继任者都会成为过去。不管发生什么，共和国将永存。
或者说每个人都这么想。
9伊卡洛斯的翅膀
克拉苏丢掉了脑袋
三巨头同盟分裂的时候，在共和国政治链的下端，也有很多人在激烈地争斗着。4月初，马尔库斯·凯利乌斯受到了审判。他的过去丰富多彩，经不起仔细的检查。的确，罗列出他的恶习和罪行并不难，包括最令人震惊的——袭击一支外交使团并杀了它的团长。然而，给这个案子添上丑闻意味的是另一项指控：凯利乌斯企图毒死他的情妇克洛狄娅·梅特里。显然，两人的关系后来遇到了麻烦。
对这件事，原告其实根本没有提及。发掘它的细节对凯利乌斯和克洛狄娅都没什么好处。他们还商定，辩护方也应该守口如瓶。但他们忽略了西塞罗。虽然他与原来学生的关系一直很牢固，然而，有了对克洛狄娅正面发起攻击的机会，西塞罗是不会放过的。他不仅没有掩盖，反而把它置于整个辩护工作的中心。“想想吧，这样的一个女人！丈夫刚去世，便把房门对每一个饥渴的男人打开；人人都知道，她像个妓女一样生活；她从不拒绝参加陌生男人主办的宴会；想想吧，她就这样跟人调情，不管在罗马，在她的优雅花园里，还是在拜厄的狂欢场合，”他大声说道，“如果像凯利乌斯这样的年轻人同她勾搭上了，那有什么可耻的？”1当然没有！她不过是个街边妓女，干的是两厢情愿的事。听着罗马的时尚女王被人这样深批猛揭，陪审团成员感到既吃惊又过瘾。他们没注意到，借着猛烈攻击敌人的姐姐，西塞罗悄悄转移了对他的当事人真正危险的指控，将它们淡化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辩护战略非常成功，凯利乌斯被宣布无罪。完成了这么一次恶毒的攻击，西塞罗可能满意得直哼哼吧。
他的表演如此精彩，完全遮掩了由凯利乌斯的另一个保护人发表的演讲。不过，克拉苏并不在意。他从来不以辩才闻名，也没有以此出名的必要。由于对凯利乌斯的未来下了很大本钱，他才参与解救这个年轻人，目的不过是保护自己的投资。这个目标完成了，而且政治代价很低。虽然克拉苏参与了对克洛狄娅的攻击，虽然为维护家族名誉，克洛狄乌斯一向不遗余力，但他应该不会为此怪罪克拉苏。克拉苏手法阴险狡诈,擅长的是幕后操作而不是公开威胁。他一直是罗马最可怕的一个人。现在，到了公元前56年春天，克拉苏想证明一下自己有多可怕。甚至在为凯利乌斯辩护的时候，克拉苏也心不在焉。他正在策划一步妙棋。
上个月，克拉苏去了拉文纳（Ravenna）。它位于距意大利边界不远的地方，在恺撒的高卢行省内。另两位政治掮客在等着他：一个是恺撒本人，还有一个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Claudius），克洛狄乌斯傲慢的哥哥。三人秘密会晤之后，克拉苏返回罗马，阿庇乌斯则与恺撒一起往西去了。4月中旬，两个密谋者到了边界城市卢卡（Lucca），庞培也从罗马赶来了，于是又有了第二次秘密会晤。尽管达成了什么具体条款仍不为人所知，但会晤的消息传得很快。当庞培到达时，那里已有了两百位元老。在卢卡的街道上，人们看到了不下一百支法西斯。野心勃勃的元老们急于往上爬，鼻孔嗅到的全是权力的气味。对他们留在罗马的那些更有原则的同事而言，这里透出的是不祥的信息。又一次，权威似乎从元老院流了出去。难道三巨头联盟还没有消失？
不过，看起来庞培和克拉苏很难修复他们的裂痕，再次建立联盟。那么，他们的关系能近到何种程度？秘密交易中，恺撒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他现在想要什么？最先发现答案的人中，有一个是西塞罗。经受过流亡生活的惩戒后，他现在没有任何错觉，以为自己能抵抗三巨头同盟的威力。反对克洛狄乌斯和克洛狄娅都没关系，但决不反对那些“在资源、武力和赤裸裸的权力方面”2都比自己强的人。当庞培依靠在他身上时，他垮掉了。既虚弱又紧张不安，既雄辩滔滔又受人尊敬，西塞罗成了件极好的工具。一些活直接派到他头上。那年夏天，他不得不在元老院提议，高卢行省——多米提乌斯·阿诺巴布斯眼巴巴地盯着它——仍留给恺撒，只留给恺撒。多米提乌斯大吃一惊，气得暴跳如雷。西塞罗在干什么？为什么支持他以前谴责为非法的事？还要不要脸？私下里，西塞罗很难过，痛恨自己为人所用。但在公开场合，他强词夺理，把立场的改变说成政治家理所应当的行为。“共和国从不把固执僵化看作美德，”他说。这不是见风使舵，他只是在“与时俱进”。3
没有人相信，西塞罗最不相信。由于自我厌恶，他现在很脆弱。为振作起来，西塞罗沉溺于对克洛狄乌斯的仇恨，这一点他还没变。在卡匹托尔山上，那个用来庆贺他的流亡的青铜碑仍公开展示着。由米洛陪伴着，西塞罗把它弄倒了，藏在自己家里。4克洛狄乌斯不但敢于谴责他的违宪行为（unconstitutionalbehaviour）——加图经常严肃地抱怨的行为——还在帕拉蒂尼山上树起了告示牌，罗列了西塞罗一长串的罪行。甚至在共和国的流沙上，有些东西也是不会变的。
尽管他们这样乱战成一团，除了相互的仇恨外，还是有些别的什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阿庇乌斯认为，他成为执政官的时间到了。这就是他去拉文纳和卢卡见三巨头同盟的原因。后者支持他参加公元前54年的选举；作为回报，他和他最小的弟弟都支持三巨头同盟。庞培曾被克洛狄乌斯折磨和羞辱了两年，他觉得这一点特别有吸引力。作为罗马独一无二的煽动天才，克洛狄乌斯现在要投身于三巨头同盟麾下。正如西塞罗是恺撒利益的工具一样，克洛狄乌斯的服务对象是庞培和克拉苏。他对自己的暴民头目和保民官关系网发出了指令，要他们发动一场恐吓战，确保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选举延期。只要有克洛狄乌斯参加，暴力行为总会迅速升级。一群元老企图挡住克洛狄乌斯，不许他进入元老院。他的支持者威胁要烧掉元老院。与此同时，选举仍未开始，三巨头同盟的人马不断涌进首都，其中包括大批恺撒的老兵。他们获得了特别许可，能够离开高卢。被激怒的元老们披起了丧服。可怕的怀疑占据了他们的心神。最后，几个月来一直困扰着罗马的问题由庞培和克拉苏解答了；两人以他们的政治家风范，再次达成和解。他们计划参加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选举吗？克拉苏还是一贯的滑头作风，说他愿做最有利于共和国的事，但庞培在人们不断的追问下，不小心说出了真相。不过，人们仍不清楚，怎样的利益分配方案才能让他们不再争斗？
对立有时难以调和，有时则转瞬即逝。两位候选人发现事态的发展与他们想象的不同。虽然推迟了选举，等着恺撒的老兵到来，但他们仍无法保证能赢。于是，跟他们竞争的候选人的家里，不速之客深夜来临。一番暴力的表演后，只剩下多米提乌斯拒绝退出选举。时间已到了1月，在公元前55年的前几个星期里，共和国没有执政官。选举无法再推迟了。在投票开始前的几小时，多米提乌斯和加图打算在大竞技场立桩占一块地方。然而，一伙武装暴徒杀了为他们举火把的人，打伤了加图，将他们都驱散了。第二天，庞培和克拉苏第二次联袂当选执政官。此后，他们对选举的操纵仍未结束。加图当选司法官后，庞培宣布选举无效。他们还不知羞耻地在支持者中分配市政官职位。最终，诸如此类的做法在竞技场引发了新的暴力冲突。这一次，庞培在打斗最激烈的地方，他的长袍溅上了血迹。
他怀孕的妻子正焦急地等着消息，看见被送回的血衣就昏过去了，孩子也掉了。人们都相信，由于庞培身上沾满了公民同胞的鲜血，朱丽亚才流产。借这件事，诸神显示了他们的判断。共和国自身流产了。西塞罗偷偷地给阿提库斯写信，痛苦地调侃道，三巨头同盟的笔记中肯定写满了“将来的选举结果”。5对他们的同胞而言，庞培和克拉苏的罪恶太过于不加掩饰，简直是渎神的行为。在之前的公元前59年，他们利用恺撒做代理人，如今，他们自己亵渎了执政官的神圣。要达到什么目的？已有的荣誉能满足他们吗？只为了第二次当选执政官，他们就使用暴力到如此无法无天的地步？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而且甚至连庞培和克拉苏都觉得尴尬了。一位驯服的保民官提出一项法案，打算在以后给予他们5年叙利亚和西班牙的指挥权。两人装出惊讶的样子，可是骗不了人。越仔细地审察法案条款，他们显得越难过。两位总督将有征召军队、宣战和媾和的权力，不必经过元老院或人民。另一项法案给恺撒类似的特权，并确认这次任期期满后再增加5年。三人将直接控制20个军团，还有罗马最重要的几个行省。这个城市经常回荡着“专制”的喊叫声，然而，从来没有人这样合法地“专制”过。
从最久远的日子开始，共和国就不断地被一个噩梦纠缠着，担心自己的理想转而对付自己。“令人沮丧的是，”西塞罗想道，“正是那些优秀的人被贪婪的欲望攫取，没完没了地追求行政官职和军事指挥权，追求权力和荣誉。”6一个古老的洞见。罗马人总是意识到，最杰出的公民往往也是危险的根源。几个世纪以来，罗马人对野心做出了无数限制。法律和习俗、先例和神话一起，编织出共和国的结构，任何公民都无法忽略它们。胆敢藐视它们的人将招致灭亡和永久耻辱。庞培和克拉苏都是真正的罗马人，对此有深刻的理解。虽然庞培征服了陆地和海洋，他却依旧渴望加图所获得的那种尊敬；虽然克拉苏是罗马最可怕的人，他却宁愿将权力隐藏起来。然而，如今他们的顾忌不再能约束他们了。无论如何，为了第二次赢得执政官，庞培差点儿杀了加图。而在一次对总督权力的辩论中，克拉苏恼羞成怒，竟然重击了一个元老的脸。
总之，在公元前55年的夏天，这个一向谨慎的人变得非常张扬。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现在的克拉苏很健谈，也爱说大话了。抽签得到叙利亚后，克拉苏兴奋无比，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即使不到60岁，他的做法也显得过分。人们都开始在背后嘲笑他。而在以前，这种事从未发生过。克拉苏越来越不得人心，他那邪恶的神秘感也在逐渐褪色。暴徒们对他推推搡搡，有一次不得不求助于庞培，克拉苏才得以脱身。以这种方式，罗马人惩罚他背叛共和国的行为。在他出发去行省时，首都没出现欢送场面。“他怎么成了这样一个恶棍！”7幸灾乐祸地注视着克拉苏离去时的可怜相，西塞罗惊叹道。这还不是最糟的。当总督离开城门走上阿庇安大道时，一位保民官在路边等着他。早先，他曾试图逮捕克拉苏，但被人轻蔑地甩在一边。现在，他站在一个火盆边，香料焚燃的烟升腾起来，飘荡在古代英雄的坟墓间，熏出冬季的微微香风。保民官盯着克拉苏，开始吟唱古老的圣歌。尽管难以理解，但其中的意味仍很清楚：克拉苏在被人诅咒。
就这样，克拉苏离开了罗马，去就任东方指挥官。保民官提醒着克拉苏，他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曾经拥有的声望如今一落千丈。难怪在执政官任期内，他经常紧张不安。他的敌人指出，那并非衰老或放松权力的迹象。在克拉苏自己的账本中，支出与收益仍奇特地平衡着。要让他牺牲在共和国的信誉，那需要一件无与伦比的奖品才行。仅仅叙利亚还不够，克拉苏的名声要用世界的财富来交换。
在过去，他自己也嘲笑这种狂想。在最盛大的第三次凯旋式上，对手庞培的后面曾跟随着象征世界的彩车。但这个伟人并未沉浸于此。他仍尊重罗马的传统，渴望的是亚历山大的地位。克拉苏完全理解这一点。他蔑视庞培的自我夸示，感到自己根本不用去扮演什么世界征服者的角色。然而，恺撒出现了。在短短两年里，他赢得了可与庞培相比的巨额财富。克拉苏扫兴地盘算着，很快意识到了其中的意义。于是，他去了拉文纳，同庞培和恺撒达成了协议，策划了野蛮的选举行动。驱动他的是贪婪和畏惧的某种混合物，对财富滋生的贪欲，以及对会落在后面的担心。可能比两位共犯更清晰地，克拉苏窥测到一种尚未定型的新秩序。其中，一些杰出的人——或许两个，但克拉苏希望是三个——将获得公民同胞们前所未见的权力，连罗马都要被掩盖在它的阴影下。不管怎么样，如果共和国是世界的主宰，而一些人控制了它，按自己的心意调配它的资源，那么，界限应该在哪里？也许上天可以做出限制，但在它之下，什么都不行。
公元前54年春，克拉苏到达他的新行省，并继续向东部边界进发。在幼发拉底河的那一边，一条大道延伸在平坦的沙漠中，一直伸进地平线。克拉苏知道它通向哪里。注视着初升的太阳，克拉苏似乎看到了香料、玛瑙、红玉髓、珍珠。关于东方的财富，人们流传着许多难以置信的说法。据说，波斯有一座金山；印度的周边用“一座象牙城墙”8护卫着；在中国，丝绸是由比甲虫大两倍的生物织成的。虽然有头脑的人不会相信这些荒唐的传说，但它们也透露出不容质疑的诱人前景：成为东方主人的总督也将成为最富裕的人。难怪克拉苏那么热切地盯着东方，做着美梦。
当然，如果他想在外海（OuterOcean）海岸推行罗马人的标准，他得首先对付家门口的野蛮人。幼发拉底河那一边是帕提亚王国（KingdomofParthia）。人们对它了解不多，只知道当地人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既狡诈又软弱。卢库勒斯和庞培都同王国签定过和平条约，但克拉苏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公元前54年夏，克拉苏渡过幼发拉底河，占领了几座边界城市。帕提亚人愤怒地要他撤出，遭到拒绝。发动了战争后，克拉苏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在任期的第一年，他把时间花在劫掠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和许多其他地方被洗劫一空。“收获的财宝一天天地越堆越高。”9克拉苏仔细地计算过，他征集到了足够的军队为他的野心服务：7个军团，4000轻步兵，同样数量的骑兵。1000高卢人给骑兵部队增添了异国情调，其指挥官是克拉苏的小儿子帕布琉斯。他曾在恺撒麾下建功立业，如今又在父亲这里寻求新的机会。公元前53年春，一切准备就绪后，克拉苏再次率军渡过幼发拉底河。冒险开始了。
最初，除了一团升起的热气外，部队的前方空空荡荡，似乎在嘲笑克拉苏煞费苦心的准备。接着，前卫发现了足迹，看来像是一支很大的骑兵分队。足迹后来离开了大路，消失在沙漠中。克拉苏决定追击。不久，军团进入一片荒凉之中，没有河流，看不到一根草，眼前只有滚烫的沙丘。罗马人犹豫了。克拉苏的副手是能干的卡修斯·朗吉努斯（CassiusLonginus），还是个司法官。他催促将军掉头返回，然而克拉苏虽说在政治舞台上一向精于撤退，这次却听也不愿听。军团继续前进，接着传来了将军期待的消息。帕提亚人就在附近，但不是一支骑兵分队，而是一支大部队。克拉苏急于消灭敌人，命令军团进攻。现在，他们处在一块酷热沙地的中央。疲惫的骑兵一身沙尘，排在前面。军团战士树起了盾牌。对面，帕提亚人脱去了外衣，原来他们和他们的马都披上了耀眼的铠甲。与此同时，从沙地的四周传来了可怕的鼓声和铃声，“像是猛兽的吼叫，中间又夹杂着霹雳一样的巨响”。10对罗马人来说，这些好像不是真的，而是热得发昏后产生的幻觉。他们畏惧了。
噩梦在长长的一天里挥之不去。帕提亚人全力骚扰着对手，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在忽而出现忽而消失之间，将铁头箭射进挥汗如雨的军团阵列中。帕布琉斯率领高卢骑兵追击，被敌人的重骑兵包围并消灭了。帕布琉斯被砍了头，一个帕提亚人用矛戳着他的脑袋，飞驰在罗马人面前炫耀，挑衅他们，侮辱帕布琉斯的父亲。此时，军团已被包围了。整整一天，帕提亚人的死亡之箭雨点般射向他们；整整一天，英勇的军团顽强抵抗着。终于，黄昏来临了。克拉苏的大部队已经完蛋，困顿不堪的幸存者撤退了。沿着来时的路，他们退向最近的卡雷城（Carrhae）。在机智的卡修斯的指挥下，幸存的士兵设法退到了罗马的疆界内。在他们身后，两万同胞战死沙场，一万做了俘虏。7个军团消失了。坎尼之战后，罗马军队还从未遭受过如此惨重的失败。
目瞪口呆的克拉苏希望全部破灭，被帕提亚人诱去谈判。他在一生中骗过许多人，这次轮到他中圈套了。一番混战之后，克拉苏倒下了。死亡让他免去了一场羞辱。由于失去了他们的猎物，帕提亚人找了一个俘虏代替他，给他穿上女人的服装游街。他的身边有侍从官跟着，他们的法西斯上装饰着钱袋，斧头上挂着军团士兵的脑袋。妓女在身后追着嘲笑他。显然，帕提亚人很清楚罗马的军事传统，远胜过罗马人对他们的了解。
克拉苏的脑袋被送进了王宫。当时，著名演员特拉勒斯的杰森（JasonofTralles）正在表演，唱的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酒神的女祭司们》中的一个场景。很不巧，这场戏中也出现有砍下的脑袋。杰森具备专业演员的那种机智，上前抓住血淋淋的战利品，抱在怀中，即兴来了一段贴切的独白。克拉苏成了自己悲剧的道具。毫无疑问，杰森的表演博得了满场喝彩。
克拉苏的目标定得那么高，最后摔得那么惨，有谁还能想出对他更合适的下场？
不管怎么样，这不是上天定的界限。
勇攀星斗
罗马人有种神圣的信念，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正直的人：若非如此，怎么解释他们拥有如此庞大帝国这件事？然而，他们也知道，共和国的强大潜藏着危险，滥用它的威名会召来神的愤怒。他们急于反驳一切有关强权的指责，说赢得一个帝国完全是出于自卫。对于被军团扫荡过的民族而言，这种说法十分可笑，但罗马人仍认真地相信这一点。因此，侵略帕提亚一事受到强烈的反对。人人都知道，除了贪婪再没有第二个借口。卡雷城的沙地浸透了鲜血，表明众神也了解克拉苏的不义。
尽管如此，克拉苏不是唯一一个想把罗马的霸权推向世界尽头的人。共和国的风向已发生变化，全球梦不再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在罗马，从硬币的图案到凯旋式彩车，这个星球的形状处处可见，对帝国的传统疑惑正在迅速消退。也许到了承担海外使命的时候了。在元老院，甚至最保守的人也打算接受它。公元前58年，加图离开罗马，去了塞浦路斯岛，任务是吞并它。起初，他强烈反对吞并政策，当然不仅因为它是克洛狄乌斯提出的——后者想利用来自塞浦路斯的税收，去实施他那庞大的救济方案。但是，狡诈的克洛狄乌斯又提议，应该由他的正直对手去管理罗马的新领土，元老院热情地表示赞同，加图也觉得他有责任去。到了塞浦路斯后，他以一贯的敬业态度对待自己的使命。塞浦路斯人得到了和平与一个好政府，罗马人得到了原来统治者的财富。返回罗马时，加图的船上装满了银币和账册。账册记录着加图的诚实和一丝不苟。元老院非常高兴，授与他穿紫边长袍的特权。当然，加图严肃地拒绝了这种夸饰的奖赏。
但是，加图很为他在塞浦路斯的使命骄傲，不仅为共和国，也为行省人。他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同之前的腐败君主制比起来，高尚的罗马管理者不知要强多少倍。此时发生了不祥的变化：在元老院最固执的传统主义者那里，罗马的古老美德被放弃了，新的世界角色取而代之。当然，那正是希腊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加图了解这一点。他对哲学很感兴趣，一直以他惯有的态度认真探究。波西德尼乌斯是罗马人最喜欢的大师级人物。他宣称臣民们应该欢迎被征服的命运，因为共和国致力于建设一个人类的共同体。如今，罗马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仅在几十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则成了常识。热爱帝国的人们争辩说，罗马有项文明使命；很明显，共和国的价值观和体制比野蛮人的高明，有责任将它们发扬光大；只有在罗马统治了整个世界以后，普遍和平才能实现。道德舆论不但紧随着帝国扩张的残酷事实，而且还想要更多。
当然，舆论的变化是有作用的。帝国的扩张把多元化带给罗马，带来征服遥远的、奇异的国度的消息，带来源源不断的金银财宝。整个公元前60年代，庞培的名字让罗马人沾沾自喜；如今在公元前50年代，感谢恺撒，他们能继续快乐。甚至在高卢最阴暗的林区，恺撒也没忘记罗马的观众们，以慷慨的方式提醒他们注意自己。他一直喜欢给予，那是他受欢迎的秘诀之一。不管怎么说，恺撒现在送出的钱是他自己的。来自高卢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南方。恺撒对每个人都很大方：他的朋友，任何一个他觉得有用的人，以及整个罗马。一项耗资巨大的方案在策划中，准备扩建广场。毫无疑问，所有的人都会把这件事挂在嘴边。用宏伟的大理石建筑讨好罗马人只是目标之一，此外，他还想让公民们欢呼雀跃，让他们为自己的伟业激动不已。他向首都传回的公文是军事报道的杰作，读着它们，罗马人的心中都激荡着兴奋与自豪感。恺撒懂得如何使他的同胞们感觉良好。如往常一样，他在上演一出戏，舞台则是整个高卢。
当然，公元前56年3月，若非他的机智和外交手腕，高卢就被输给多米提乌斯·阿诺巴布斯了。眼前的风险迫使他加快了行动步伐。正是恺撒向克拉苏和庞培提出建议，在拉文纳和卢卡同他们见面。对三巨头同盟中的这两位，恺撒并不怎么嫉妒他们的野心。就他来说，他们要什么都没关系，只要自己能再当5年的高卢总督。
恺撒希望拉文纳和卢卡的外交活动能确保他实现目标。不久，布列塔尼（Britanny）传来警报。冬天的时候，那里驻扎了一支军团。由于供应紧缺，军团指挥官不得不派出粮食征集分队。在当地部落威尼斯人（Venetian）的地盘上，一些军需官被绑架了。威尼斯人曾于前一年的秋天向罗马人交出人质，这时想拿他们的俘虏做交易。他们觉得合情合理，但敌人不这么想。他们以为罗马人会遵守部落战争的规则，包括打了就跑的抢劫和伏击，针锋相对地抓捕人质和小规模战斗。对罗马人来说，这种战术是恐怖主义，应予惩罚。恺撒打算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鉴于他们是一支海上力量，恺撒发布命令，要他最能干的军官德西莫斯·布鲁图（DecimusBrutus）建造一支舰队。威尼斯人的船只受到突袭，被消灭了。威尼斯人不得不投降，他们的首领被处死，其余的人被卖作奴隶。一般来说，恺撒很为自己的大度骄傲。这次，他决定“杀一儆百，让敌人以后更尊重使节的权利”。11当然，他说的使节指的是军需官。这种欺人之谈暴露了他的真正目的。高卢人必须认清现实，从现在开始，制定规则的人是恺撒。部落争斗和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整个地区都要和平——罗马人支持和保证的那种和平。
野蛮的惩罚产生了预期效果。在那个冬天，高卢一片沉寂。绝大多数部落尚未同罗马人交过手，但流言已发挥作用。人们都知道，无论在什么地方作战，可怕的新来者都是无敌的。看起来，只有在浓密的日耳曼森林里，消息还没有传开。公元前55年春，两个部落无意中渡过莱茵河，进入了高卢地区。恺撒对倔强的土著失去了耐心，入侵者很快被消灭了。为向莱茵河那边的野蛮人传递他的警告，恺撒自己过了河。他不肯乘船，说那样的交通方式“配不上他的身份”。12他造了一座桥。湍急的河流上伸展出一座怪物般的木质建筑，工艺高超的桥梁加上渡河后严阵以待的军团，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士气。日耳曼人远远地在河彼岸，仅看了桥梁一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日耳曼森林里，罗马人的桥成了许多荒诞故事的主角。故事中，它是妖魔的老巢，长得没完没了，人在上面两个月都走不到头。恺撒看穿了他们的惊惧，根本不想让他们有验证的机会。他趁日耳曼人蜷缩在暗处时，烧了他们的村庄和庄稼，然后渡河返回高卢。至于那座费力费神建成的桥，他命令士兵拆掉了。
恺撒对破坏活动有着强烈的兴趣。10年前，他拆过自己的新别墅，在罗马出了名。这个健壮的将军仍是原来那个爱出风头的恺撒。他总是从士兵的马鞍处抢他们的干粮，能凭自己的勇气激励整个军团，与他们一起经历艰难困顿的时刻，蜷缩进斗篷在冰冻的土地上睡觉。还是个浪荡公子时，他就表现出对装腔作势的爱好，如今，这处处体现在罗马行省总督的战略中。与往常一样，他喜欢虚张声势。在莱茵河上建造和拆毁一座桥梁后，他寻求刺激的兴趣更大了。返回高卢后，他立刻又带着军团向北进发，向英吉利海峡和周边的海洋进发。
带有传奇色彩的不列颠岛被冰冷的海水包围着。它极其神秘，罗马人甚至不敢确定它是否真的存在。商人通常是恺撒的情报来源，但他们了解的也只是一鳞半爪。他们不愿上岛其实并不奇怪。人人都知道，越往北边，野蛮人越凶猛。他们有许多可怕的习惯，比如吃人肉，比如极恶心地喝牛奶。若能教会他们尊重共和国的声名，那将是可与荷马相媲美的功绩。而恺撒从未忘记他的家世可追溯至特洛伊战争时期，征服不列颠是他难以抵抗的诱惑。
在给元老院的报告中，他解释道，之所以要攻击不列颠，是因为当地人帮助反抗的威尼斯人，而且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丰富的银与锡。这不是很有说服力。如果它们在恺撒心里是最重要的，他就应该准备在岛上待三个月，连续作战。但事实上，恺撒只是想了解一下航程。按照惯例，罗马的舰队不到7月不出海。在肯特（Kent）的峭壁上，等着入侵者的是一幅传说中的场景：战士们乘着颠簸的马车猛冲，就像赫克托（Hector）和阿喀琉斯（Achilles）在特洛伊平原时那样；不列颠人都长着络腮胡子，脸涂成蓝色，更为这幅场景增添了异国情调。罗马人看了大吃一惊，在船上吓得发抖。一名勇敢的掌旗官紧抓着军旗，独自跳进波浪中，向着海岸跋涉而去。羞愧的同伴们也行动起来，跟着他下了水。一阵乱战后，罗马人在一处海滩站稳了脚跟。随后发生了更多的战斗。一些村庄烧毁了。军团抓了不少俘虏。随着天气变坏，恺撒集合了队伍返回高卢。
虽然没能取得什么具体的成就，但消息在罗马仍引起了轰动。共和国的一支军队不仅渡过了莱茵河，还跨过了海洋。当然，还是有一些像加图这样顽固的人，扫兴地指出恺撒越来越过分，指责他犯了战争罪。绝大多数公民不在乎这个，连缺乏战利品都没能影响大众的兴奋之情。“很明显，整个不列颠一盎司银子也没有，除了奴隶就没别的了。”几个月后，西塞罗轻蔑地说，“而且，你能指望不列颠来的奴隶真的懂音乐或文学吗？”13但他的傲慢腔调骗不了人。事实上，西塞罗跟别人一样兴奋。公元前54年夏，军团第二次越过海峡，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们。整个罗马都等待着新的进展。恺撒在不列颠的探险被比成近于登陆月球那样的成就：“一篇超乎想象的史诗，一项探险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在技术上无人能比。”14整个岛屿很快就会臣服于共和国的权威，这一点几乎没人怀疑。只有加图没被战争狂热感染。他摇着头，阴郁地警告人们小心众神的愤怒。
的确，恺撒走得太快了，走得太远了。他渡过泰晤士河，徒劳地追击跑得无影无踪的不列颠人。部下带来了不祥的消息。高卢农业歉收，有发生反叛的危险。恺撒不得不立刻往回赶。海峡已有过一次大风暴，军团担忧舰队再次被毁，担忧困在岛上过冬的前景。恺撒决定撤退以减少损失。为挽回面子，他同一个部落酋长签订了条约。到达世界尽头的狂想被迫中止，走过头的恺撒尽力对罗马掩盖了痛苦的真相。然而，不仅对不列颠的征服难以为继，整个罗马人的高卢都危险了。
在冬天和第二年夏天，许多部族发动起义，反叛之火在各处燃起。一个军团的要塞受到攻击，大约7000人被消灭。还有一个被包围了，恺撒在最后时刻解救了它。因为担心反叛活动会扩散开来，恺撒疲于奔命地到处灭火。有时候他让高卢人自己去干这种事，把反叛地区交给相邻的部落，任他们抢劫。分而治之总是有效的。公元前53年的夏天过去了，全面反叛仍没有发生。恺撒松了口气。前一年，整个冬季他都在忙于作战，这一年不用了。根据在拉文纳的规划，新的一年是他担任总督的最后一年，他可以衣锦还乡了。面对担心行省局势的同胞，恺撒再次宣布，高卢已被平定。
公元前52年1月，大雪下个不停，在山口处，雪积得特别厚。恺撒的军团驻扎在遥远的北方，同他们的将军失去了联系。恶劣的气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尽管有这么大的雪，高卢人之间的联络似乎没什么困难。在海拔较低的地区，军事联盟在迅速地形成。面对共同的敌人，一大批部落决心与命运抗争，消除了他们之间的不和，相互达成了协议。一个名叫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的显赫贵族是联盟的组织者，也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作为指挥官，他对纪律和细节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决心把那些摇摆不定者锻造为坚强的战士。”15这是连恺撒都尊敬的品质，也是罗马人的品质。韦辛格托里克斯痛恨入侵者，但他也认真地研究他们，尽力掌握他们成功的秘密。他命令每个部族交给他一定数量的军队，其实是在模仿罗马人管理与征税的方法。这种代理人的体系已扩散到高卢和高卢以外的地方。世界变小了，无论赢还是输，高卢人都不可能改变它。新联盟的形成既是出于绝望的抗争，也是罗马向世界扩张的结果。恺撒教高卢人懂得了什么是民族。现在，学生准备用他的成就来毁灭他。
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6年来，恺撒一直极力避免高卢出现部落结盟的局面。但事实上，联盟也给了他一个诱人的机会，使他能一劳永逸地粉碎抵抗。如他一贯表现的那样，恺撒直奔最危险的地方。韦辛格托里克斯的军队已集结在原罗马行省的边界处，威胁着共和国对阿尔卑斯山外所有高卢地区的统治。恺撒向着起义的中心全速前进。他得翻过积雪达两米深的山口，穿越大片敌人控制的区域。他的身边只有极少的随从。恺撒的大胆获得了回报，成功地跟他的部队会合了。现在，恺撒同意大利的联系也被切断了。罗马人正在挨饿，因为韦辛格托里克斯说服了他的联盟，宁愿烧掉粮草也不愿留给敌人。为获得粮食，恺撒攻下了一座城市，但在攻打另一座时被击退了。这是他做总督6年以来，第一次在正面战斗中失败。更多的部落受到鼓舞，把他们的命运交到韦辛格托里克斯手中。一些恺撒的副手开始绝望，建议他们的将军尽量打回安全的地方，保住那些能保住的，放弃高卢。
恺撒拒绝了。“那太丢脸了，太屈辱了”，16因而也是不可想象的。不管多么疲惫，多么担心，恺撒表面上一如既往地自信。他有一些特别卓越的品质：勇敢，追求成为最好的，争取一直是最好的。这些也正是共和国的精神中最动人、最有力的地方。难怪恺撒的部下都崇拜他。他们也是罗马人，与将军一起冒险令他们觉得自豪。他们已久经战阵，毫不畏惧所面临的危险。他们仍坚定地相信恺撒和他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韦辛格托里克斯当然不这么看。但在他企图一举击败对手时，恺撒沉重打击了他的骑兵，迫使他们后退。于是韦辛格托里克斯决定进一步积聚力量，暂时退到了小城阿莱西亚（Alesia）。它位于现在的第戎（Dijon）的北面，是个坚固的堡垒，尚未被攻克过。但恺撒不在乎以前怎么样，直接包围了它。一条由土木工事连成的战线修建起来，总长差不多15英里，将韦辛格托里克斯和他的人马围在了城里。阿莱西亚的粮草可以坚持30天，可30天过去了，包围圈依然存在。高卢人开始挨饿了。韦辛格托里克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战力，采取了冷酷的对策，将所有不能战斗的人赶出城去。女人和孩子、老人和生病的人出了城。然而，恺撒不许他们离开，甚至也不答应他们自贬为奴的请求。想着韦辛格托里克斯或许会在羞辱下让这些人返回阿莱西亚，他把难民赶到开阔地，任由他们挤成一团，掘食草根，逐渐地病死或冻死。
最终，恺撒早已准备应付的局面出现了。20万高卢人赶来解救他们的领袖。恺撒立刻命令再建一条战线，对着外面。高卢战士呼啸着，挥舞着刀剑杀过来，攻势一波接着一波。整整一天，罗马人坚守着他们的工事。夜幕降临后，战斗停了下来，但考验仍未结束。高卢人寻找对手的薄弱环节，试图突破罗马人的防御。他们找到了。城北有座小山俯瞰着工事，那里驻守着两个军团。从黎明开始，军事联盟加强了对那里的攻击。他们填平了壕沟，蜂拥着冲向栅栏；在罗马人的后面，韦辛格托里克斯的人马出城接应了。恺撒的军团被夹在中间，拼命地抵抗。双方都知道，决定性的时刻来临了。罗马人免强守住了战线。高卢人用钩子拖拉栅栏，随着塔楼的坍倒，他们发出了欢呼声。罗马人则调集人手填补缺口——他们也欢呼起来。在远处的山顶上，他们看到了一团红色：那是恺撒的斗篷。这一天，恺撒奔波于各个工事间，大声鼓励着军团士兵，不停地奔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终于，恺撒下令让最后的预备队出击。这些罗马骑兵从各处悄悄溜出来，在山上集结后猛冲下来，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下面的军团士兵也挥着刀剑猛刺，从工事中冲出来接应他们。现在轮到高卢人遭受钳形攻击了。一阵血腥的屠杀后，罗马人彻底取得了胜利。韦辛格托里克斯的人马听到了自己人在外线的哀号声，又退回了阿莱西亚。恺撒先是包围了比自己人数多的敌人，后又被更多的敌人包围了自己，但他把两边的敌人都打败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最辉煌的胜利。
第二天早晨，韦辛格托里克斯身着闪亮的铠甲从城里出来，跪在了征服者的脚下。恺撒没有对他客气，给他带上了锁链投进监牢。战争虽尚未结束，但已赢定了。胜利的代价极高。在阿莱西亚城和罗马人的栅栏间，女人和儿童的尸体密密麻麻，在它们上面又堆着战士的尸体。离阿莱西亚城数英里的地方，在军团外线工事的周围还有数不清的尸体，人与马的肢体可怕地混在一起，他们的肚皮鼓胀着，他们的血浇灌着泥泞的土地，浇灌着自由高卢的屠宰场。阿莱西亚还不是唯一发生战斗的地方。对高卢的征服总计导致100万人死亡，100万人成为奴隶，800座城市被毁——古人如是说。17
这些数字称得上种族灭绝了。不管精确的数字是多少——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它们是可信的18——这反映了恺撒的同时代人对高卢战争的看法，认为它是非常独特的，在恐怖和辉煌两方面都是如此。对罗马人来说，要检验一个男人的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他能经受何种程度的生死考验。从这种角度来看，恺撒证明他是共和国第一流的男人。他坚守着一个公民最严峻的责任：从不投降，从不放弃。如果代价是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他与罗马则能从中获得更大的荣誉。在阿莱西亚战争后的一年，恺撒严厉惩罚了另一座反抗的城市，剁下了每一双曾拿起武器反对他的手。他认为这足以警告其他人、其他城市，因为“他的仁慈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不会有人弄错这种严厉措施的意义。”19在罗马人中，他的确以仁慈闻名。然而，他更有名的是对荣誉的渴望，整个高卢及高卢外的地方不得不为此流血。
最终，恺撒的伟大任务完成了，和平实现了。共和国欠了恺撒很多。确实，随着他的任期临近结束，罗马为他准备了重大奖赏。感激的公民们的欢呼声？壮观的凯旋式？或是再次给他高级职位？无论如何，谁有理由拒绝把这些给予高卢的征服者恺撒呢？
在差不多离开了10年后，他准备回罗马了。
为大象哭泣
在罗马，还有一个人比恺撒更有名，更有钱。谁也不能遮蔽伟人庞培的光芒。对待恺撒，他像对待自己的门徒一样。当然，以罗马首席将军的姿态，庞培也为岳父的成就骄傲，但仅此而已。他从不认为恺撒能同自己竞争，更别提超过自己了。
有人极力想改变他的看法。公元前55年，克拉苏在为他的东方探险做准备，远在高卢的恺撒眼光已盯上了不列颠。此时，一个不速之客敲开了庞培家的门。此人正是加图。他刚刚度过艰难的几个月。1月，加图努力阻挡克拉苏和庞培第二次竞选执政官，被庞培的暴徒狠狠打了一顿。从此以后，加图继续无畏地、不知疲倦地战斗，徒劳地反对给两位执政官5年的指挥官任期。现在，庞培企图为恺撒也争取同样的任命。加图不顾自己的名声，跑来求他的对手重新考虑一下。难道他看不出他在用肩膀支撑一个怪物吗？总有一天，他会无力甩掉恺撒，无力承受他的分量。到那时，两人都会琅琅跄跄，都会跌倒，再也爬不起来。更有甚之，在这两个巨人的重压下，共和国还能幸存下来吗？
庞培没有理睬他。公元前55年，他对自己的权力和运气很有信心。他的建筑工已在大竞技场为那座剧场辛劳了许多年，如今总算可以拆掉脚手架了。展现在罗马人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是罗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坐落在一个美丽的花园内，不仅包括一个剧场，还有公共柱廊，一个元老院的议事厅，以及庞培为自己建的新房。这一切的上面是一座维纳斯神庙，最初庞培就是以此为由开工的。他希望神庙能保护大剧场免受嫉妒的对手们的破坏。
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很明智，整个建筑的确易于招受嫉恨。为了这座剧场，庞培毫不吝惜金钱。花园里，珍奇的花草开放出异国风情，提醒人们庞培征服东方的伟业。在大柱廊内，金丝壁毯挂在柱与柱之间，背景中则有水流从不绝的喷泉中涌出。众女神像衣袂飘飘，春光半露，害羞似的躲在角落里，添增着花园的旖旎氛围。一夜之间，这里成了罗马最浪漫的地方。所有的雕塑和绘画都是精品，由阿提库斯等见多识广的行家们亲自选定。庞培不想在这方面闹出笑话。然而，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雕塑却不是古代的作品，而是特别定制的一座庞培本人的塑像。塑像摆放在新的元老院，使得庞培甚至在缺席的时候，还能继续对所议事项产生影响。
作为这样一座奇观的赞助人，庞培有必要去追逐那些野蛮人以证明自己吗？是的。在分给他的西班牙行省，北部还有野蛮人需要驯服，但那不过是些小麻烦，不值得世界征服者费神。倒不是庞培想放弃他的指挥权，或是他的军团，而是他想通过副手们遥控管理西班牙。让克拉苏去打帕提亚人吧，让恺撒去打高卢人吧，庞培不要——他已经征服过三个大陆了。如今，他的剧院已经落成，他为共和国立下的汗马功劳可以在这里辉煌再现。伟人庞培不用跋涉在世界的尽头；在他的指挥下，世界的尽头将在罗马相接。
并且以残酷的方式相接。20多岁的时候，他是一个早熟的年轻小将，曾在打击利比亚人（Libyan）的间隙猎捕狮子。“即使非洲的野兽，”他宣称，“也要学会尊重罗马人的力量和勇气。”20在共和国的边界处，在远离军团那摇曳不定的营火的地方，黑夜中的狮子昂首阔步，就像它们在远古时代那样。它们是恐怖的原始象征，从来就是一种令人畏惧的猛兽。如今，在50多岁的时候，为庆祝剧院的完工，庞培下令把狮子带来。不光是狮子。舰队还为罗马带来了其他的国外猛兽，成为共和国走向世界的新象征。“步态优雅的老虎被装在金色的笼子里运来。它们吃人肉，喝人血，还有观众的掌声相伴。”21一个世纪后，在总结这个时代时，尼禄的颂词作者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这样写道。
之所以进口这些动物，庞培不仅是想娱乐罗马人，他还想教诲他们。这些猛兽没有被关进动物园，它们要参加格斗。通过人与动物的搏斗，庞培让公民们了解做世界的主人意味着什么。有时候，这种教诲令同胞们难以承受。当持矛的角斗士攻击空前数量的20头大象时，它们的哀号声折磨着观众们，以至于剧场中的每一个人都哭了。西塞罗也是观众中的一员，对此感到很困惑。他问道，为什么这种壮观的场景提供的快乐如此之少？
他分析了自己的情感。暴力不会令他觉得刺激，他已麻木了。无论是狮子攻击俘虏，还是俘虏用矛刺穿这种骄傲的庞然大物，它们几乎不能为一个文明人提供什么欢乐。令西塞罗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规模。一次就屠杀20头大象，西塞罗承认那是“从未有过的盛大表演”，22是共和国威力的空前展示。庞培用来自帝国各个角落的稀奇动物填充他的剧场，不仅有狮子、老虎、大象，还有豹子、山猫、犀牛、雄狼，更不用说神秘的赛弗斯（cephos）23——一种长着人形手脚的生物。它来自埃塞俄比亚，非常珍稀，此后再未在罗马出现过。尽管西塞罗很为罗马的成就自豪，尽管他是罗马世界使命的无与伦比的发言人，他心中的英雄表演的游戏还是让他厌倦和压抑：“如果你必须看一种景象，你就会看许多次。”24过量的乐趣和刺激令人麻木。西塞罗感受不到庞培想让他感受的感情。荣耀共和国的游戏最终只能荣耀游戏的主办人。环绕在剧院四周，谦卑地注视着杀戮场景的还有14座雕塑，每个代表庞培征服的一个民族。25鲜血和大理石一起创造了自我宣传的夸张场面，是共和国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一个人面前，罗马人从未感到自己如此渺小，而这个人还是个与他们一样的共和国公民。是不是正由于这一点，他们才对大象的苦难感愤之深超过了对持矛士技艺的钦佩？格斗结束时，他们不是雀跃欢呼——为“将军和他特意安排以荣耀他们的慷慨表演，相反，他们站了起来，满眼的泪水，大声诅咒着他。”26
当然，罗马人是善变的，愤恨庞培的情绪并没持续多久。但他们对庞培的威势和大方的怀疑留存了下来。庞培组织的表演发生于公元前55年9月。几周后，公民们走进了投票处。尽管——或者说正因为——新剧院建筑构成了投票处的可畏背景，他们仍断然表明了对剧院建造者的反感。上一年，庞培挫败了候选人多米提乌斯·阿诺巴布斯和加图。但在公元前54年，两人都当选了，阿诺巴布斯是执政官，加图是司法官。庞培支持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也选上了执政官。不过，虽然是卢卡的密谋者之一，他算不上一个可靠的盟友。阿庇乌斯是个冷静的人，也是个自私的人，只听从自己的命令。他或许没有建造一座剧院，但他有显赫的家世，而且认为那更有用。
这种结果让庞培完全认不清自己的位置。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是罗马的第一公民。他刚刚结束第二届执政官的任期；他是西班牙的总督，是那里军队的指挥官和将军；他的慷慨造就了罗马的奇观。然而，他越是想加强自己的权力，权力越是从他的指间溜走。每一次加固权力的努力都带来新的挫败。尽管他在方式上越来越无法无天，但庞培仍忠实于自己的梦想。执政官阿庇乌斯和多米提乌斯都以傲慢著称，对这个野心家的不稳定地位大加嘲讽。司法官加图的嘲讽更为冷酷。这个暴躁的、倔强的、卓越的人没有军团，也没有钱贿赂他的同胞。在级别上，他还比不了执政官，更不用说恺撒和庞培了。然而，他能支配的权力一点儿不比两人小。尽管元老们接受庞培的剧院作为议事处，或许还暗中听从来自高卢的指令，但他们仍和加图站在一起，认同他的原则和信念。多年以来，他似乎成了法律的化身，甚至共和国的化身。远在高卢的恺撒或许藐视加图的自命与自负，但庞培不会。在内心的最深处，他渴望获得加图的赞同。
获得这种赞同的希望与过去一样遥远。为了第二次当上执政官，庞培采用了残酷的行动，加图对此决不原谅。庞培的军队是很大的威胁，而他连一个军团也不愿放弃。不过，尽管还在继续恐吓现在的政府，庞培仍怀有得到它的认同的希望。对于像罗马这样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来说，孤独的状态是令人迷惑的，甚至就是不可理解的。只有亡命之徒或国王们真正懂得它的意义。因此，不管庞培多么粗野地冒犯了他的同僚，他仍想讨好他们。他曾那么久、那么衷心地被人爱戴，不可能不再渴望和需要它。
就在他艰难地重新向元老院示好时，他的个人生活——他一直感到幸福和适意的个人生活——突然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讽刺。公元前54年8月，爱妻朱丽亚要生产了。可她又一次流产了，还没能保住性命。她的丈夫和父亲悲痛欲绝。对恺撒而言，悲伤还跟危险的警报纠缠在一起。两人都深爱着朱丽亚，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坚固的纽带，经受得起任何紧张的政治局势的考验。现在，纽带消失了。恺撒一边忙于应付高卢的反叛，一边竭力避免在首都的地位遭到削弱。他需要庞培甚于庞培需要他，两人对此心知肚明。失去亲人的痛苦仍能把他们联系起来，但不可能一直如此。庞培的单身生活能持续多长时间？单身的庞培是无价之宝，迟早会被人盯上。再次走进婚姻后，庞培又会有新的活动空间。每念及此，他的前岳父寝食难安。
然而，庞培仍受着协议的约束。只要有克拉苏这个威胁存在，庞培就不愿招惹恺撒。把三巨头同盟结合起来的是恐惧，而不是彼此间的爱。没有一个能抗拒另外两个。因此，在分割共和国的地盘时，三个密谋者小心地将他们的权力基础纠结在一起。如此一来，他们不仅能对付共同的敌人，也戒备着自己的同伴。可是在朱丽亚去世一年后，公元前53年中期，从卡雷传来了克拉苏的死讯。这是恺撒受到的第二个沉重打击，但庞培不怎么难过。无论如何，对手的失败也是自己甜蜜的成功。让罗马人发抖去吧！帕提亚人的胜利提醒他们，共和国对东方野蛮人的统治并不是那么稳固。如果边壃的情况真的恶化了，庞培的同胞知道应该去找谁。不过，即使事实就是这样，帕提亚人不继续进攻叙利亚，庞培仍有理由放松自己，沉浸在兴奋中。在他的生命里，一个威胁被彻底拔除了，再不能遮蔽他、困扰他、折磨他。克拉苏不存在了。
突然之间，庞培显得诸事顺遂。丑闻侵蚀着元老院的道德权威。在一片群情激愤中，阿庇乌斯和多米提乌斯的执政官任期结束了。两人受控接受贿赂，操纵下届执政官的选举。四名候选人都受到了牵连。随着更多的肮脏交易被揭发，流言愈传愈烈，最后选举被延期了6个月。多米提乌斯尚担任着元老院发言人的职责。对他来说，这桩丑闻简直是一场灾难。西塞罗恶毒地指出，阿庇乌斯没什么名声好损失的，“但多米提乌斯完全成了一个不可信的人”。27在一片混乱中，似乎只有一个人能恢复秩序。庞培的应声虫乘机要求让庞培就任独裁官。加图当然咆哮着反对，没有人觉得奇怪。庞培也故作姿态，拒绝了这个提议。但窃窃私语并未平息，在元老院、在广场、在贫民窟，动荡的首都到处都能听见。共和国要瓦解了。罗马需要一个铁腕人物，只有庞培能胜任。庞培本人看起来很谦虚，平静地等待着时机。
这是最好的战略。随着危机的不断加深，共和国的气氛不仅恶化了，而且带上了血腥味。加图快发狂了，为了找到一个能与庞培抗衡的人物，他做出了惊人的选择。作为公元前52年执政官的候选人，他挑中了米洛，那个不安分的街头麻烦制造者，克洛狄乌斯的老对头。米洛曾是庞培的狂热支持者，后来丢脸地被伟人抛弃了。此时，他很高兴把命运押给加图和他的计划。庞培警告前门徒别掺和，但被拒绝了，便全力支持他的对手。不过，庞培的怒气远比不上米洛的死敌。三年来，克洛狄乌斯一直表现良好，试图把自己扮成一个理智和冷静的政治家。但是，让米洛当上执政官是不可容忍的。如戒了酒的前酒鬼再次拿起酒瓶，克洛狄乌斯回到了街头，召集了以前的暴徒。作为回应，米洛买下了角斗士学校。公元前53年末，罗马又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中。共和国也一样。四年中，选举第三次被推迟。这一次是因为主持的官员被一块砖头打昏了。一切公共活动都停止了，暴徒们手提棍棒，呼啸着穿过大街小巷。守法的公民瑟瑟发抖，蜷缩在他们所能找到的安全角落里。
就在局势看起来不可能更糟的时候，公元前52年1月18日，最糟的时刻到了。在阿庇安大道，克洛狄乌斯和米洛相遇了。双方相互奚落对方，米洛的一个角斗士投出标枪，刺中了克洛狄乌斯的肩膀。保镖们护送着受伤的头领进了一家小酒馆，米洛的人也跟过来，制服了他们。克洛狄乌斯被扔到大路上，很快死去了。在幸福女神的一个神殿旁，赤裸的尸体血肉模糊地躺在灰尘里，好像女神最终报复了他似的。
克洛狄乌斯的朋友当然不这么看。人们找到了他的尸体并带回了罗马。消息很快传遍首都。贫民窟响起了悲切的哭泣声。人群上了帕拉蒂尼山，聚集在他的家门口。富尔维娅展示了丈夫清洗后的尸体，详细指出了每一处伤口。愤怒的人群悲伤地嚎啕大哭。第二天，人民英雄的尸体被带下了帕拉蒂尼山，穿过广场，停放在讲坛上。在附近的元老院里，长凳被踢飞了，桌子被毁掉了，文档被抢走了。接着，在议事厅的地板上，人们摆放了大堆木材，将克洛狄乌斯的尸体抬了上去。一支火把被拿了过来。在30多年以前，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被毁，警示罗马人将有大灾难。如今，又一次，广场燃起了熊熊烈火。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下，克洛狄乌斯的支持者和他的谋杀者再次开战，血腥的程度创造了新的纪录。大火将元老院烧成一片灰烬，又蔓延到旁边的波尔恰大殿（BasilicaPorcia）。这里是罗马第一个长设法庭所在地，建造者不是别人，正是加图的祖先。在这幅蕴含着直接而慎重的象征意义的场景中，大殿灰飞烟灭。这个晚上，当克洛狄乌斯的支持者设宴纪念死去的领袖时，宴席其实是摆在已成灰烬的元老院的权威之上。
现在，庞培的时刻到了。看着祖先建造的廊柱大厅成了一堆废墟，甚至连加图也不得不接受庞培。什么都比无政府状态强。他仍无法认可独裁官，但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同意庞培担任唯一的执政官。自相矛盾的职务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危急性。元老们在庞培的剧院里碰头，根据比布卢斯的动议，提请伟人解救共和国。庞培以迅速采取军事行动回应了这一请求。于是，内战后，军队第一次开进了罗马。显然，克洛狄乌斯和米洛的人马不是庞培军团的对手。米洛本人很快被送上审判席。由于被指控的罪名是谋杀克洛狄乌斯，西塞罗跳出来为他辩护。借此时机，他希望他所发布的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在审判的最后一天，他的机会来了。那天早晨，他离开帕拉蒂尼山上的家去法庭。城市笼罩在一片怪异的、从未有过的寂静中。所有的商店都关着门。每个街角处都站着卫兵。庞培本人安坐在法庭旁，士兵在他身边围成了一堵墙，他们的头盔映射着阳光。这里是广场，罗马的中心地带。西塞罗被这个场面吓了一跳，丧失了勇气。一则资料告诉我们，他所发表的演讲“没有他一贯的坚定性”。28另一些人说，他结巴得说不出话来。米洛被判有罪，在那个星期被流放到马赛。还有许多暴徒头目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和平回到了罗马。
甚至连加图也承认庞培干得不错，虽然他一如既往地不愿表示感激。在庞培把他拉到一边，感谢他的支持时，加图严肃地反驳道，他不支持庞培，他支持的是罗马。“如果被问到了，他将很乐意私下提出他的忠告，如果没被问到，他也会当众说出来。”29庞培假装像挨了一记耳光，心里却很高兴。10年前从东方回来时，他便期待着这样的时刻。不管有多勉强，加图承认了他作为第一公民的地位。等了这么长时间，庞培总算同时拥有了权力和人们的尊重。
难怪庞培会拒绝恺撒的提亲。这一年，为给他找个合适的新娘，恺撒绞尽了脑汁，最后推荐的是自己的侄女奥克塔维娅（Octavia）。庞培并非想结束与恺撒的友谊，但也不愿不假思索地接受他的提亲。既然已重获元老院的敬意，他有了比恺撒所提更好的人选。庞培一直盯着那些最好人家（crèmedelacrème）的女儿，其中一个特别合他的意。小帕布琉斯·克拉苏死在卡雷后，他的妻子科尼利娅（Cornelia）成了寡妇。这是个美丽而优雅的女人，还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她父亲是昆图斯·凯西利乌斯·梅特卢斯·皮乌斯·西庇阿·奈西卡（QuintusCaeciliusMetellusPiusScipioNascia）。这个名号响亮地说出了他在家族中的位置。梅特卢斯·西庇阿是个堕落的小人物，除举办色情表演外，再无出名的地方。不过对庞培而言，这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他是梅特里家族的首领，而这个家族与许多重要的显贵有关联，击败汉尼拔、攻占迦太基的那些西庇阿们都是他们家族的祖先。科尼利娅自身的优点更是额外的奖赏。在扫荡罗马街道的间隙，庞培戴上了婚礼花冠。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而这一次，他的年龄是新娘的两倍。可想而知，会有人发出讥笑声，但庞培不在乎。不管怎样，他需要婚姻生活，需要从失去朱丽亚的悲痛中走出来。很快，幸福的一对变得如胶似漆。
躺在科尼利娅的怀抱里，庞培应该知道，美满的贵族生活也不过如此。更让他觉得甜蜜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加图——那个声称庞培配不上他侄女的加图——自己曾被科尼利娅的母亲抛弃过。久远的积怨深埋在人们心中。加图和梅特卢斯·西庇阿间没有什么好感可言。虽然如此，当庞培宣布罗马的紧急状态已结束，邀请岳父与他共同担任公元前52年剩余时间的执政官时，加图也无法反对。庞培的做法同宪法并不抵触。共和国生过病，现在已康复了。一切都像又回到了从前。
庞培的同胞们急于相信这一点。有些人一直对庞培的野心疑虑重重，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无上权威。看着庞培为他的色鬼岳父所做的一切，高傲的贵族们学会了掩饰他们的轻蔑。对于庞培所说的不符合宪法的任何东西，加图或许仍会赶快捂住耳朵，但总的来看，他第一次准备听听老对手说什么了。无论如何，远方还有恺撒。在高卢，在阿莱西亚的鲜血和烟雾中，庞培的伙伴仍寄望他的友谊。有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许多势不两立的利益集团期待同一个人的支持。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难怪西塞罗会惊异庞培的“能力和运气，它们使他获得了无人获得过的成就”。30然而，尽管庞培为自己的卓越地位洋洋自得，但是每个争取庞培的眷顾的派别都力图消灭别的派别，迫使庞培只跟自己站在一起。究竟谁在利用谁？现在还没有答案，但很快就会有——达到毁灭及以上的程度。
相互确保毁灭
庞培的大理石怪物完工了，但剧场建造艺术并未完工。野心勃勃的贵族们竞相发扬哗众取宠的洛可可式风格，仿佛建筑的根基不是石头，而是罗马人民的赞赏。库里奥曾是克洛狄乌斯少年时期的亲密伙伴。此时，他造出了最别致的一幢剧院。公元前53年，库里奥还在行省服务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为给父亲的葬礼增光添彩，库里奥在回罗马之前就有了一系列计划。他的剧院完工后，观众们兴奋地发现他们也成了表演的一部分。剧院包括两个舞台，两套观众席位，危险地在一个旋转轴上维持着平衡。两出戏同时上演；到中午表演结束时，巨大的机械曲柄将带动剧院旋转，两个舞台会被扣在一起，合并为一个。“角斗士在上面格斗。罗马人在他们的座位上旋转，其惊险程度甚至超过了台上的角斗士。”一个多世纪后，老普林尼对这种异想天开的设计大摇其头。“而这还不是最令人吃惊的！”他惊叹道，“最不可思议的是疯狂的罗马观众。他们心满意足地坐着，毫不在意那不牢靠的座位。”31
在对不祥迹象十分敏感的罗马，剧院会被看作孕育着危险的奇观吗？它极壮观，又极不稳固。就后来的世代而言，作为共和国的标志性建筑，库里奥圆形剧场是个明显的征兆。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才记得它。那些登上座位的观众们，他们其实冒着摔断脖子的风险。他们知道吗？或许吧。不过，即便真有这样的观众，相关的记录也没有留存下来。共和国的气氛的确焦躁不安，但算不上是末世性的。有必要做出改变吗？罗马的政治体系已存在了差不多500年。它赢得了惊人的霸权，没有一个国王能与之抗衡。它给了每个公民以确切的信心，知道自己不是臣民，不是奴隶，而是一个独立的人。罗马人不相信共和国会灭亡，正如他们不会把自己想象成埃及人或高卢人一样。他们或许会为众神的愤怒而焦虑，但他们不会担心那种不可能发生的事。
因此，尽管库里奥的剧场嘎嘎作响，没有人将它看作不断临近的大灾难。恰恰相反，选民们很快习惯了它的节奏。库里奥的剧场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父亲，也服务于他的野心。他盯上了保民官的职位。人们曾为庞培的大象落泪，但现在，让珍奇动物流血已成了时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库里奥也投身其中。他特别喜欢用豹子，这一点同凯利乌斯一样；后者不断要求行省提供这种猛兽。两人都很清楚，在选民面前摆阔有多么重要。如恺撒以前做过的那样，为一博前程，他们欠下了巨额债务。过去，这会给他们贴上小人物的标签，但如今，那是正在升起的明星的标志。
另一些久经考验的佼佼者也是如此。有那么一大批野心家、仇敌、阴谋家存在，共和国的风仍然狂暴不定。但库里奥和凯利乌斯都精于应付不断变换方向的潮流，懂得何时该坚持立场，何时该顺应新的风向。原则很少成为他们前进的障碍，两人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他们都认识到，对方是有用的盟友，虽然在克洛狄乌斯死后的那些危急日子里，在共和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两人曾站在对立的阵营中。库里奥是克洛狄乌斯的老盟友，对死去的朋友依然忠诚。他也成了寡妇富尔维娅的极大安慰，两人后来结了婚。另一边，凯利乌斯对克洛狄娅及其兄弟的仇怨仍在继续。公元前52年，在担任保民官时，他调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支持米洛。虽然如此，一年后，当凯利乌斯急缺豹子的时候，库里奥想也不想，悄悄把自己的20头转给了他。两面下注从来都是政治家惯用的聪明手法。
于是，在这个时期最重大、最难解决的问题上，事态显得更加微妙。可笑的是，正是凯利乌斯将它摆在了台面上。公元前52年中期，罗马人听说了恺撒在阿莱西亚的胜利。很久以来，这个城市一直为高卢的阴暗前景担忧。知道复仇的野蛮人军事联盟不可能扫荡南方了，罗马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元老院主持了投票表决，设定20天的感恩时间。保民官凯利乌斯又提出了补充法案，给予恺撒一项特别的权利——与10年前那次不同，允许他不回罗马，待在高卢参加执政官选举。另外9名凯利乌斯的保民官同事支持这个法案，使它成了法律。
然而，问题并未消除。相反，它在元老院造成了逐月扩大的裂痕，观点的对立显得越来越危险，最终把全体罗马公民牵扯进来，一起摇摇摆摆地站到了无尽深渊的边缘。危机的关键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恺撒可以从高卢直接第二次当上执政官，那么，在两个职务间，恺撒并没有一个无公职的时期。许多人觉得这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只有平民才可以被告上法庭。凯利乌斯的法案刚刚通过，加图便跳起来反对。他没有忘记恺撒在第一个执政官任期的罪行，也不打算原谅他。10年过去了，恺撒的敌人一直希望能够控告他。如今，这一天已临近，他们可不愿让猎物轻易溜掉。
很多人想调和这不可调和的事端。在提出法案时，凯利乌斯得到了西塞罗的鼓励。后者认为自己是恺撒和加图共同的朋友。当然，调和者中最重要的是庞培。在危机重重的几个月里，他成功平衡了老盟友和恺撒的老对手——谁会忘掉加图呢？——间的利益。如今，他赢得了渴望已久的无上权威，绝不希望被迫在支持者中的对立派别间做选择，从而毁掉自己的地位。可是，尽管他装聋作哑，困局依然在发展。在对恺撒的未来辩论时，双方都不肯让步，都认为自己绝对正确。
恺撒仍在高卢艰难跋涉，浴血奋战。对这位罗马人的总督来说，当前的事态简直是一种侮辱：他在前方作战，还不得不防备后方，以免被像加图这样留在罗马的小人暗算。10年来，他一直在为共和国的利益殚精竭虑，难道罗马打算用审判来报尝他？米洛的案例是前车之鉴：广场被严密保卫起来，辩护律师受到恐吓，匆忙地做出判决。一旦恺撒被判有罪，他的战绩对他没一点儿帮助。那些小人不曾策划过军团对敌人的伏击；不曾把军团鹰旗插在北方冰冷海水之外的地方；不曾在一次战斗中击败过两支庞大的野蛮人队伍。但他们会欢呼恺撒的流放，任他同瓦莱斯那样的人为伴度过余生，任他的梦想在马赛的阳光下消磨殆尽。
然而，恺撒越是吹嘘他那骄人的成就，他的敌人越是讨厌他。在恺撒的背后，军队无声地支持他的要求。跟着恺撒东征西讨那么多年，他的军团训练有素，久经战阵。通过非法征兵，军团也膨胀了很多。如果恺撒能以执政官的身份回罗马，他便可以强使一些法律通过，让他的老兵获得土地；他本人则有了一支后备武装力量，其规模甚至令庞培相形见绌。为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加图和他的盟友们愿尽一切努力。有关恺撒指挥权的辩论没完没了，占据了元老院的每一次会期。应该允许他保留几个军团？什么时候任命他的继任者？恺撒什么时候离开岗位？“你知道它的形式，”凯利乌斯慢吞吞地对西塞罗说，“需要对高卢做出一些决定。接着有人站起来抱怨，于是又有其他人站起来……周而复始。真是一个漫长的、精致的游戏。”32
尽管辩论经常显得神秘而晦涩，凯利乌斯厌倦的哈欠却是装出来的。在罗马，他对于野心和蠢行的分析非常敏锐，不比任何人差。凯利乌斯看出了危险的苗头，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已经不远了。没错，私人仇怨在共和国从来就没断过，事实上，它还成了政治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如今，仇怨的强烈敌对情绪扩散开来，突破了两个对立派别的身份界限。加图重复着他的老战术，轻蔑地拒绝一切和解的可能，尽量孤立他的敌人，以法律和共和国的名义反对恺撒，决心将他一劳永逸地击垮。恺撒则把巨额贿赂金撒进罗马，用他无穷的魅力讨好同胞们。大多数人仍然想保持中立。毕竟，这不是他们的争斗。然而，这场争斗的赌注太大了，他们不可能置身事外。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罗马人分成了两派。内战这个不祥的词又开始被人们小声传着。自从苏拉统治的那个黑暗时期以来，这个词还几乎没有人说过。
但是，也没有人真的相信它会发生。争取到庞培就赢得了争论，人们都这么期待着。伟人则举棋不定，竭力想控制住局势。他仍不愿疏远任何一方。对恺撒，他伸出一只手给予，又用另一只手收回。如凯利乌斯指出的那样，这种战略的问题在于“他不够狡猾，不会掩饰自己的真正想法。”33到了公元前51年夏，这些想法变得越来越清晰。加图的恐怖警告产生了作用。恺撒的底牌是他的军队。庞培认为那对自己也是威胁。荣誉感和自负一起，使得他固执己见，不愿再对恺撒让步。罗马最伟大的将军不能因高卢军团而睡不着觉。9月底，他终于发出了明确的指令，要恺撒在第二年春交出指挥权。这个时间离执政官选举还有几个月，加图或别的什么人可以充分地准备他们的控告。如果恺撒求助于一名保民官，否决这项命令，然后在继续掌握军队的情况下竞选执政官，那将会怎么样？庞培被这样问道。他回答的声音很轻，威胁的意味却毫不含糊：“你干吗不问，如果我的儿子举起棍棒反对我，那将会怎么样？”34
最终，两个老盟友的裂痕公开了。庞培曾是恺撒的女婿，如今，面对恺撒，他想拥有罗马父亲般的威势。高卢的征服者被看作不听话的孩子，还要受到惩罚。这不仅打击了恺撒的自尊心，也损害了他的利益，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可容忍的。但是，如果他想继续抗争，他需要新的盟友。他需要一个保民官，一个在勇气和精神方面的重量级人物，能够抵抗庞培支持的提议。恺撒知道，要是不能否决这个提议，他就完了。
随着公元前50年选举结果的公布，恺撒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新的保民官中，最有能力和魅力的不是别人，正是库里奥。他的剧院看来回报了他。自从恺撒担任执政官的那个夏天以来，在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为罗马人所喜爱。还在20来岁的时候，他就敢于面对执政官的威胁，从而在大街小巷赢得人们的欢呼。此后的9年里，两人的关系继续恶化。谁更害怕火暴的新保民官？大家都心知肚明。如今，人们都开始希望，恺撒不得不让步了吧？危机该解除了吧？
那个冬天很冷。在罗马，事态的发展似乎与人们预想的一样。城市冷漠到麻木的地步，令凯利乌斯很奇怪。更令人惊奇的是，保民官库里奥也没什么动静。凯利乌斯给西塞罗写了封信，有些遗憾地说：“冷极了。”但在信写到一半时，他的口气来了个大转弯：“刚才我说库里奥处事很冷静，现在我收回。他突然就变了。怎么回事？”35简直是难以置信，库里奥转向了他的老对手。人们都满有把握地以为，库里奥肯定会站在加图和宪法拥护者那一边。但事实恰恰相反，恺撒有了他想要的保民官。
出乎意料地反戈一击。凯利乌斯将他朋友的变脸归咎为不负责任。但后来，他又承认那样说是不公平的。还有人猜想，库里奥一定是被来自高卢的钱收买了。这有几分可能，但还解释不了整件事。事实上，保民官玩的是一个经典战术。通过迂回到加图的后方，库里奥想为恺撒做的正是恺撒曾为庞培做的——还想获得相应的回报。说不上什么原则性，但几个世纪来，激烈的政治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又有谁不是这么干的？加图？庞培？还是恺撒？在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中，伟大的人物努力寻求荣誉，打垮敌人。除了机会增多了，相互摧毁的能力更强了，一切都没有改变。在以后的时代里，罗马人哀叹着自由的丧失，对这悲剧性的事实看得更清楚了。“如今，”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中，佩特罗尼乌斯写道，“整个世界都在罗马人手里：海洋、陆地、星星的轨道。但他们还想要更多。”36想了，得到的就更多；得到的更多，想的就更多。在古代习俗或道德的界限内，满足如此之大的胃口几乎是不可能的。庞培和恺撒是罗马最伟大的征服者，也为自己赢得了前人想都想不到的资源。现在，这种可怕权力的后果已经变得很明显。两人都拥有摧毁共和国的能力，两人都不想这么做。然而，如果说遏制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逼迫着他们做最坏的打算。因此，恺撒招募了库里奥。赌注如此之高，权力在两人间的分布如此微妙，以至于恺撒希望仅凭着一位保民官的行动，就足以打破那种恐怖的平衡，足以在光荣的和平与无可挽回的灾难间做出选择。库里奥也是这么想的。
但他们的敌人仍决心和他们摊牌。由于库里奥否决了所有剥夺恺撒指挥权的企图，人们要求庞培出手，逼恺撒让步。庞培的反应是躲到了床上。无论他是不是在装病，意大利的确为此焦急万分。在每一个城镇，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杀牲作祭，替伟人庞培祈福。毫不奇怪，“病人”十分感激。到他终于从病房走出来时，他对自己的人望非常自信。他获得了所需要的信心，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一个紧张的支持者问他，如果恺撒采取极端做法，进军罗马，他有多少力量可以投入使用？庞培冷静地笑了，告诉他别担心。“我只需跺跺脚，整个意大利就会冒出千军万马。”37
但许多人不像他那么有把握。对凯利乌斯来说，恺撒的军队明显比庞培所能集聚的任何力量都要强。“和平时期，”他给西塞罗写信说，“在投身国内政治时，最重要的是站到正确的那一边——但在战争年代，站到最强一边是最重要的。”38并非只他一人有这种玩世不恭的判断。他的结论是，支持恺撒可以迅速获得权力。由此，急于成功的一代背离了合法的一方。元老院的资深政治家因职位和年龄而荣耀，与年轻一代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如今，在人人都在谈论着战争的氛围中，双方的相互厌恶有了些不祥的内容。
一场激烈的选举使它变得更加明显。竞选的两人一个是多米提乌斯·阿诺巴布斯，自大的现有体制的代表，另一个是年轻的马克·安东尼。在压抑的、看不清未来的夏天，霍腾修斯去世了，留下一座意大利最大的私人动物园、一万瓶酒和一个占卜官职位（augurate）。在共和国似乎面临大难的时刻，少一个占卜官怎么行？通过研究鸟儿的飞行姿态，或闪电的形状，或圣鸡的吃食习惯，罗马的行政官努力解释众神的意愿，找出平息众神怒气的最好方式。而这些要靠占卜官判断和确认。既然这个职位如此尊崇，多米提乌斯认为它理当由自己继承。他的年轻对手不同意。的确，人们还记得这个浪荡公子的种种不名誉的事：他同库里奥的暧昧关系，因为追求克洛狄乌斯的妻子而与他起的瓜葛。但那是狂野的少年时代的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服役高卢时，他为自己争得了荣誉。如今，在罗马，他被认为是恺撒最杰出的军官之一。多米提乌斯有元老院的大力支持，最有希望获胜。但安东尼在经过阿莱西亚和其他地方的历练之后，已习惯于同不利的形势抗争。他就是这么干的，也就这么赢得了一场著名的胜利，可与恺撒赢得大祭司的那次选举相提并论。他成了新占卜官。多米提乌斯恨得七窍生烟，而共和国的两派之间的裂痕又扩大了一点儿。
现在，政治生活中的每一次小战斗都有这样的效果。众多的公民无论是否关心这两派，都感到很绝望。“我喜欢库里奥，”西塞罗悲叹道，“我希望恺撒得到他应得的荣誉；至于庞培，我愿为他献出生命。无论如何，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共和国本身。”39但他及同他有一样想法的人又能做什么呢？呼吁和平的人越来越不招人待见。竞争的派别正在走向深渊。他们已头昏脑涨，辨不清方向。杀戮的欲望日渐增强。人们整天在谈论战争。
公元前50年12月，两位执政官之一的盖乌斯·马塞卢斯（GaiusMarcellus）带上他的全部随从，前往庞培位于阿尔班（Alban）山的别墅。他的执政官同事在这一年的年初属于反恺撒派，但现在也像库里奥一样，出于同样的动机，被说服改变了立场。马塞卢斯则轻蔑地拒绝了一切试探，对恺撒的敌意丝毫不变。如今，执政官任期只剩下几天了，他觉得有必要鼓动庞培赶快下定决心。在一大批元老和兴奋的群众的注视下，他递给他的英雄一把剑。“我们授命你对付恺撒，”他忧郁地拉长声音说，“并拯救共和国。”“我会这么做的，”庞培答道，“如果舍此再无他途。”40他接过了剑，也接过了驻扎在卡普亚的两个军团指挥权。他还开始征召更多的人。恺撒的支持者说，这些都是不合法的。的确很尴尬。恺撒带着第13军团，示威性地驻在拉文纳。库里奥把庞培的消息带给了他。他已结束保民官任期，不想留在罗马受审或受到什么更糟的惩罚。与此同时，在罗马，他的保民官职位被安东尼占据了。整个12月，安东尼发动了对庞培的猛烈攻击，否决了一切动议。僵局仍维持着，而形势更加紧张了。
然后，公元前49年1月1日，安东尼不顾两位新执政官——像马塞卢斯一样，都是顽固的反恺撒派——的反对，在元老院宣读了恺撒写的一封信。信是库里奥送来的。总督把自己说成和平的爱好者。在重复了一大堆自己的功绩后，他建议庞培和他同时放弃指挥权。元老院担心这封信对公众舆论产生影响，将它扣压了。接着，梅特卢斯·西庇阿站了起来，封堵了一切和解的可能。他定下一个日子，到那一天，恺撒必须交出军团，否则将被视为共和国的敌人。元老院立刻把他的动议付诸表决。只有两位元老反对：库里奥和凯利乌斯。保民官安东尼迅速否决了议案。
对元老院来说，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月7日宣布了紧急状态，庞培将军队开进罗马。保民官们受到警告，他们的安全不再有保证。一幅典型的戏剧性场面出现了：安东尼、库里奥和凯利乌斯化装成奴隶，藏在马车里，向北去了拉文纳。在那里，恺撒仍与他仅有的一个军团等待着。10日，他听说了庞培的紧急权力，立刻派出一支分遣队向南方进发，占领了距边境最近的一个意大利城镇。那天下午，部队出发后，恺撒洗了个澡，又举办了一场宴会，同客人们闲聊，仿佛对局势毫不在意。直到黄昏，他才起身离开，乘着一辆马车，沿着曲曲弯弯的小道连夜赶路，最终在卢比孔河岸边追上了部队。经过一阵犹豫后，他渡过了涨满水的河流，向着罗马而去。
此时，没人知道有着460年历史的共和国就要终结了。
10世界战争
闪电战
在高卢对阵野蛮人时，恺撒常常不计风险，屡屡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猛烈打击敌人。如今，既然人生豪赌已经开局，他打算对同胞们使用同样的战略。恺撒没有像庞培预想的那样，等待后续部队从高卢赶来与他会合，而是决定利用恐怖和突袭的效果。在卢比孔河那边，没有人反对他。恺撒的代理人一直忙于用贿赂软化意大利。恺撒一出现，边境城镇便为他打开了大门。通向罗马的道路轻易地对他开放了。此时，首都仍没有人来。恺撒仍继续向南。
成群的难民让罗马知道了闪电战的消息。他们的到来使得罗马也出现了大批难民。来自北方的入侵复活了共和国的古老恶梦。西塞罗怀着挥之不去的恐惧，不断关注着恺撒的进军日程，“我们谈论的是一位罗马人的将军，还是汉尼拔？”1然而，在意大利频频现身的还有其他鬼魂，来自不算遥远的历史。一些农民的土地在马略墓的附近。他们声称看到了冷峻的老将军从坟墓中出来。大竞技场的中心是苏拉的尸骨被焚烧的地方。在这里，人们也看到了他的鬼魂，还不停地说着“毁灭的预言”。2就在几天前，罗马还是那么兴奋，那么自信。庞培向他们保证过，打败恺撒是轻而易举的。如今，战争狂热消失了。元老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名字会不会出现在恺撒的公敌宣告名单上。他们围住了庞培，一个元老公开指责他欺骗了共和国，将它引向灾难。还有加图的密友法弗尼乌斯（Favonius），他讽刺地要求庞培跺跺脚，召唤出千军万马来。
但庞培决定放弃罗马，并向元老院发出了撤退的命令。他警告说，留下的人将被视为叛徒。他去了南方，对首都弃之不顾。最后通牒无可挽回地导致共和国的分裂。每一次内战都会在家庭和朋友间造成裂痕。但是，就忠诚而言，罗马社会一直都特别微妙，并鄙视那种非黑即白的区分。同以往一样，许多公民感到在恺撒和庞培间做选择是不可思议的。它对一部分人尤其残酷，大家都关注着他们。例如，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MarcusJuniusBrutus）会怎么做？他是个热诚、忠实而谨慎的人，与两边都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判断在人们心中特别有分量。那么，马尔库斯·布鲁图将如何选择？
有许多因素鼓励他加入恺撒的阵营。他的母亲塞维利娅是恺撒的亲密情人，甚至有传言说他是恺撒的儿子。无论是否属实，他名义上的父亲的确在第一次内战中死于庞培之手。人们都在揣测，认为他肯定会站在母亲一边，痛恨杀害她丈夫的那个人。但曾经是“少年屠夫”的庞培如今是共和国的英雄，而布鲁图是个非常正直的学者，无法背弃正义的事业。虽然同恺撒有密切的关系，但他更亲近加图，后者既是他的叔叔，也是他的岳父。布鲁图遵照庞培的命令，离开了罗马。经过一夜的踌躇和内心的煎熬，绝大部分元老也都这么做了，只有极少数留了下来。在这个城市，行政官员从来没有如此少过。恺撒渡过卢比孔河还不到一星期，整个世界就天翻地覆了。
当然，庞培争辩说，放弃首都有充分的军事理由——而且的确有。尽管如此，它仍是一个悲剧性的重大错误。共和国不是抽象的概念，它的生命力蕴藏在罗马的街道和公共场所，蕴藏在古老的庙宇冒出的烟雾中，蕴藏在一年年的选举节律中。被连根拔起后，共和国还能了解众神的意愿吗？罗马人的愿望还能被众神了解吗？逃离首都的元老院与绝大多数公民中断了联系。他们不可能跟着庞培撤退。曾经，一种分享的共同体感将最穷的公民都与共和国的理想联结在一起。如今，这种共同体感被丢弃了。难怪在离开祖先的房屋时，显贵们非常担心抢劫者和发自贫民窟的怒火。
如果像庞培保证的那样，战事会很快结束，那还没有什么。只是局势已很明显，要是说谁能迅速取得胜利，那只能是恺撒。在庞培向意大利南方撤退时，追击者也加快了步伐。看起来，庞培招来保卫共和国的军团要重温斯巴达克的命运，被围困在半岛的脚踝处了。只有一个办法能避免重蹈覆辙，即离开意大利。元老院开始想象那不可想象的事：在亚平宁半岛之外的地方召集元老议事。行省分配给了几个重要领袖：加图得到了西西里，叙利亚分给梅特卢斯·西庇阿，给庞培的是西班牙。这样，共和国命运的主宰者将不在给了他们身份和地位的城市统治，而是将去远方的邪恶野蛮人中间，像军阀那样统治。他们权力的后盾将是武力——只是武力。可那样的话，他们与恺撒有什么区别？无论哪边最后取胜，共和国将如何重建？
最认同现有体制的那些人也被这些问题折磨着。加图思考着他的灾难性豪赌的结果，为每一次战斗哀痛哭泣，无论是胜是负。显然，这并不能给他的追随者以道德上的安慰。至于中立派，他们不认为共和国被摧毁是出于正当的理由，心里更是没着落。西塞罗驯顺地服从了庞培的命令，但离开罗马后完全没了方向，变得近乎歇斯底里。几周来，他什么也没做，只是不断给阿提库斯写一封封哀怨的信，问他该怎么做，该去哪里，该支持谁。他把恺撒的追随者看作凶手，把庞培看作无能的罪犯。西塞罗不是军人，他清楚地看到了放弃首都造成的灾难，认为这导致他失去了一切最爱的东西，从他的房产到共和国本身。“我们像乞丐一样，携着妻儿游荡，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个每年大病一次的人身上。我们甚至不是被赶出首都的，我们是被召唤着离开城市的。”3带着难以愈合的伤口，西塞罗总是这么痛苦，这么烦恼。他了解其他元老即将知道的一件事：逃亡中的公民不再是公民。
放弃罗马后，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阻止恺撒前进。抵抗恺撒的一次尝试已经失败。多米提乌斯·阿诺巴布斯对恺撒和庞培一样地痛恨，直接拒绝了撤退的命令。这不是因为什么了不得的战略眼光，更多是由于愚蠢和固执。在恺撒扫荡意大利中部的时候，多米提乌斯决定在枢纽城镇考菲尼姆逼住他。40年前，起义的意大利人把这里当作首都。那场伟大的斗争还没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虽然意大利人已经获得了公民权，但在面对罗马时，许多人仍觉得自己可以置身事外。共和国的事业对他们没什么意义，恺撒就不同了。不管怎么说，他是马略的继承人。马略则是意大利人的伟大保护者。他还是庞培的敌人，而庞培是苏拉的门徒。久远的仇恨复活了，毁掉了多米提乌斯的抵抗成果。无论如何，考菲尼姆不愿为多米提乌斯而牺牲自己。恺撒刚刚出现在城墙下，它便请求投降。看着恺撒现在拥有的五个精锐军团，多米提乌斯拼凑的部队很快同意了。派去的使节及投降的意图受到恺撒的热烈欢迎。多米提乌斯很愤怒，却没有办法。
被自己的军官拖到恺撒面前后，他请求一死。恺撒不答应，把他放了。看起来很仁慈，但对一位公民来说，没有比欠人一命更丢人的了。多米提乌斯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考菲尼姆。如果两人调换一下位置，多米提乌斯肯定会把恺撒处死。指责恺撒的大度只是一种谋略，虽说对他是不公平的，但那的确符合恺撒当前的利益。它不仅满足了那种难以言喻的优越感，还有助于让各处的中立派安心，让他们知道恺撒不是第二个苏拉。即使最顽固的敌人，只要他们肯低头，恺撒仍会饶恕。他没有在广场公布公敌名单的计划。
人们对此欢欣鼓舞。几乎没人有多米提乌斯的那种骄傲。因征服者的宽大为怀，城镇的居民和多米提乌斯拼凑的部队一片欢腾。“宽恕考菲尼姆”的消息很快传开了。现在，大规模的抵抗活动结束了。意大利站在庞培一边，出人意料地去解救他的可能也不存在了。随着多米提乌斯的人马转到敌人的阵营，共和国更没有什么军队了。唯一的堡垒是布林迪西，那个著名的港口，通往东方的门户。庞培就待在那里，拼命地收集船只，准备渡海去希腊。他知道，他不能冒险同恺撒正面对阵，至少现在不能；而恺撒知道，只要拿下了布林迪西，战争就结束了。
于是，两边展开了与时间的生死竞赛。离开考菲尼姆后，恺撒高速奔向南方。途中传来消息：在两位执政官的率领下，一半敌军已登船起航，另一半由庞培指挥，仍挤成一团等在港口，等待舰队从希腊返航。恺撒到达布林迪西外围后，立刻组织人马划着平底船，去建一道封锁港口的堤坝。庞培的应对措施是在商船甲板上建造三层塔楼，将它们派出港口打击恺撒的工程师。战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持续着，两军奋力向对方投掷石块、木头和火把。最后，在堤坝尚未建成时，有船只在海面浮现，那是庞培的舰队从希腊回来了。它们冲进港口，成功地停在了码头。总算可以从布林迪西撤离了。撤退行动以庞培惯有的效率进行着。夜色渐深的时候，舰队的船桨划开了港口的海水。听着城中的支持者的警告，恺撒命令部下向城墙猛攻。等到他们进到城里时，已经太晚了。借助攻城设施，他们越过了港口的瓶颈，但庞培的船只已消失在黑夜中。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此时，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才过去两个半月。
黎明时分，港口海面上一片空空荡荡，庞培的舰队已无影无踪。罗马人的未来不在他们的城市中，不在意大利。远远超出寂静的地平线之外，决定未来之处在远离广场、元老院和投票处的野蛮人国度。
共和国摇摇欲坠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感到了震动。
庞培的庆功宴
与罗马不同，在东方，人们熟悉的是国王。他们不理解精致的共和制，除了君主制，不知道别的政府形式。在有些地方，人们甚至把统治者像神一样崇拜。很自然，罗马人觉得这种迷信是可笑的。尽管如此，东方行省的总督们也被抬升到了万神殿：对他们的赞美随着香料的烟雾飘荡在空中，他们的肖像摆进了奇怪神明的殿堂里。在共和国，伟大成就的每一次夸示都难免遭遇人们的嫉妒和怀疑，因此，东方的做法令总督们心醉神迷。当然，那也是危险的。他们在罗马的对手们急于谴责国王般排场的每一丝迹象。“记住，你是一个人。”4一个奴隶曾这样在庞培的耳边警告他。当时，这位东方的征服者正在享受他在罗马的第三次凯旋式，沉浸在神一般的幸福中。这句忠告对共和国的未来健康如此重要，庞培的敌人当然不会像那个奴隶一样，将它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是如此地妒忌庞培，以至于运用一切手段反对他，最终把他送到了恺撒的枪口下。如今，同一批敌人成了他流亡中的伙伴。他们在萨洛尼卡（Thessalonica）乱成一团，面对庞培神一般的荣耀，不得不吞下自己种的苦果。不管怎样，他们需要借助他的名声才能回家。
幸运的是，这位新生代亚历山大的威名依然存在。尽管他把东方诸行省的军团几乎搜罗一空，但现在，他仍能像国王一样，传唤那些他扶持或认可的各地统治者。君王们急切地来到他身边，其热情表明，将广大的东方变成罗马奶牛的正是庞培，而不是共和国。在希腊，大批稀奇古怪的辅助军队加入了公民士兵组成的军团，率领他们的人有着同样稀奇古怪的名字：加拉提亚的迪奥塔卢斯（DeiotarusofGalatia），卡帕多细亚的阿里欧巴赞内斯（AriobarzanesofCappadocia），科马基内的安提奥库斯（AntiochusofCommagene）。毫不奇怪，有这些大老爷们聚集在萨洛尼卡附近的训练营里，庞培看起来不像罗马总督，倒像一个东方的王中之王。
多米提乌斯就是这么嘲笑他的。考菲尼姆的失败一点儿也没改进他的性情。虽然是侮辱性的冒犯，但还有几分道理。伟人庞培的身上很早就显露出一些东方风格。带着讽刺意味，西塞罗有时在背后亲切地称他为“萨姆西色拉姆斯（Sampsiceramus）”。这个粗俗、押韵的名字是用于波斯独裁君王的。如今，烦恼、忧伤的西塞罗待在坎帕尼亚，再看不出它有什么好笑。在他看来，这位罗马人的英雄越来越像米特拉达特斯了。他对阿提库斯透露，庞培曾把击败恺撒的战略计划告诉他。那是一个可怕的计划。他要占领行省，切断粮食的供应，让意大利挨饿。然后是大屠杀。“从一开始，庞培的计划就是掠夺整个世界，所有的海洋，驱赶野蛮人的国王为他效命，将武装的野蛮人送上我们意大利的海岸，以及动员庞大的军队。”5这里，在共和国最雄辩的代言人笔下，传出的是存在已有一个世纪的预言的回声。在罗马的臣民中，西塞罗想象的内容流传得极广。西比尔不是说过，意大利将被自己的儿子们强奸吗？米特拉达特斯不是说过，东方将出现一位统治世界的伟大君王吗？难怪听说庞培的打算后，留在意大利的人们都吓得发抖，更加深切地怀念共和国。
不过，对一个军阀的恐惧并不支持对另一个的幻想。的确，恺撒是个宣传天才，极其成功地消除了人们的恐惧，让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血腥报复的计划。他也尽力把自己的权力与受到欺骗和背叛的人民捆绑在一块儿。然而，这些并不能抹去一个事实：他犯下了最骇人听闻的叛国罪。3月底，恺撒来到罗马时，首都的反应沉闷而冷淡。不管他给人们许下多少粮食，罗马人都不感激。留下来的元老们更不领情。在恺撒正式召集他们前来听自己的辩解时，几乎没有人露面。
对着受命出现的极少元老，恺撒要求支配罗马的应急储备的权力。他说，无论如何，现在没有高卢人入侵的危险。除了他这个高卢的征服者，谁更有资格掌管这笔财富呢？元老们既胆怯又不安，准备让步了。这时，保民官凯西利乌斯·梅特卢斯（CaeciliusMetellus）站了出来，否决了这一要求。恺撒失去了耐心，不再大言炎炎地保护人民的权利。军队开进了广场，萨杜恩（Saturn）神庙被强行打开，公共财富被恺撒攫取在手。固执的梅特卢斯仍试图阻止这渎圣行为，令恺撒大发雷霆。他警告说，如果保民官不让开，他将被砍翻在地。9年来，恺撒已习惯于人们服从自己的每一道命令，现在也没有时间和心情改变指挥风格。梅特卢斯让到了一边，恺撒拿到了钱。
在首都沮丧地过了两周后，他很高兴回到军队中。如往常一样，他急于发起新的攻势。西班牙的庞培派军团很活跃，那里有战斗等着他。在后方，他留下听话的司法官马尔库斯·雷必达（MarcusLepidus）管理倔强的首都。元老院被彻底甩在一边。尽管雷必达有着高贵的血统，还是个当选的执政官，但这些无法掩盖恺撒任命的不合法性。自然地，罗马人很不满意，可恺撒置之不理。他虽然在乎表面上的合法性，但实质性的权力更重要。
对那些视法律为自由屏障、传统守护者的人来说，现今的一切都乱透了。一个高尚的公民应该怎么做？没有人知道。旧路线图会把人引向绝路。在内战中的共和国，人们像进了迷宫一样没了方向感，熟悉的大路会突然变成羊肠小道，亲切的路标变成一堆乱石。例如，西塞罗最终鼓起勇气，逃进了庞培的军营，却依然找不到方向。加图曾把他叫到一边，说他不应该跟着出来，如果他“留在家里保持中立，对他的国家和朋友会更有用”。6庞培也发现，西塞罗对战争的唯一贡献是失败主义的妙语。他公开表示，西塞罗应该到敌人那边去。但西塞罗就那么闷闷不乐地坐着，毫无生气。
不过，绝望是富有学者的特权，一般公民不可能“奢侈”到沉浸于此的地步。大部分人都忙于从这个混乱时代寻求生活的秩序。对罗马人来说，没有比失去同伴、失去共同体感更令人沮丧的了。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们愿做任何事情。可是，在一场内战中，他们能向谁付出自己的忠诚呢？不是他的城市，不是祖先的祭坛，不是共和国，因为交战的双方都声称拥有它们。但他可以寄希望于一位将军的运气，在将军的军队中找到伙伴，在将军的名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高卢的军团之所以愿意渡过卢比孔河，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历了9年的战争，与他们在军营中结下的友谊、形成的效忠关系相比，遥远的广场传统算得了什么？与他们的将军比起来，共和国又算得了什么？在激发军队热诚的献身精神方面，没有人能超过恺撒。虽说战争有种种不确定之处，但这一点可能是造就其丰功伟业的最明确素质了。公元前49年夏，恺撒去西班牙攻击3支庞培的老兵队伍。他激励军团忍耐着那种筋疲力竭的感觉，忍受着战争的苦难，最终在几个月内消灭了对手。以这样的钢铁之师为后盾，难怪恺撒敢于嘲弄其他人的意志力，包括别的公民和公民之外的人。西塞罗后来对他说，“在上天为我们设定的界限内，你的精神永远无法满足。”7但那些追随其明星的人同样如此：恺撒夸口说他的军团“能把上天打败。”8
这里，在恺撒和他的军队的灵魂交融中，新秩序初显端倪。相互忠诚的纽带为罗马社会提供了组织结构，内战时期依然如此，但逐渐消除了原有的精致与复杂。罗马人一直在矛盾对立的义务间纠缠不清。这是公民生活的特色。与之相比，听到军号就冲锋的军队秩序显然简单多了。可是，要把那些义务甩在一边也不容易。它们关联着几个世纪的禁忌与传统，锻造了罗马人对荣誉的热望，并使这种热望服务于自己的城市。没有它们就没有共和国，古老的习俗和法律遗产就会永远地丢失。事实上，在内战初期的几个月里，这种灾难性后果的苗头已经显现。政治生活虽在维持，但不过是恐怖地复制着自己。说服的艺术越来越多地被放弃，暴力与恐吓渐渐取而代之。行政官员不再依靠选票实现自己的抱负，现在，他们靠的是公民的鲜血。
摆脱了麻烦的传统惯例的约束和禁忌，许多热切的恺撒追随者兴奋无比，感到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他们可以取得无比的成就。其中的一些走得太快太远，结果为此付出了代价。库里奥仍和过去一样大胆鲁莽，领着两个军团在非洲作战。战败时，他羞于逃命，同部下们死在一起。他们紧紧围在库里奥身边，以至于尸体没有倒下，像田地里捆绑着的谷物那样站立着。凯利乌斯的结局很凄惨。他依然醉心于阴谋，在政治上走回了老路，企图用喀提林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债务。被赶出罗马后，他在乡间发动了一场亲庞培的暴动，最后被抓住杀掉了——很丢脸的结局。当初逃向恺撒的三个朋友中，只剩安东尼一个没有跌跤。这倒不是因为踏实稳健，而是别的事占据了他的心神。恺撒留下他指挥在意大利的军队，他却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同元老们欣赏女演员的表演，还当众吐酒、扮演酒神狄俄尼索斯——当时宴会中很受欢迎的小把戏——驾着战车冲击狮群。恺撒容忍了他的粗野行为，因为他是个天生的战士，有热情，有冲劲，有刚强的意志。安东尼擢升很快，他也胜任他的职务。公元前48年初，恺撒冒着严寒渡过亚得里亚海，与庞培正面对阵。安东尼躲过风暴和庞培的舰队，带着另外四个军团增援恺撒。两大对手这边猛攻一阵，那边佯攻一阵，杀得天昏地暗。安东尼总是出现在最激烈的前线，不知疲倦地冲杀，成为两边最引人注目、被谈论最多的人。
这种巨大的、邪恶的精力似乎感染了恺撒的所有士兵。如死神一样，他们能靠敌人的鲜血维持自己的力量。恺撒的老对头马尔库斯·比布卢斯指挥着庞培的亚得里亚海舰队，“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他也露天睡在船上，事必躬亲，竭尽全力对付敌人”。9但恺撒依然突破了他的封锁。被击垮的比布卢斯因发烧不治而亡。在随后的消耗战中，庞培努力困饿敌人。恺撒军团掘起草根，烘烤成面包。他们把这种面包投给对方，以显示抵抗的决心。难怪庞培的部下“惧怕敌人的凶猛和坚韧，仿佛他们不是人，而是某种野兽”。10他们的将军也是如此。当部下把恺撒士兵烘烤的面包拿给庞培看后，他下令封锁这个消息。
但私下里，庞培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老吃草根谁都受不了，恺撒的人也不行。在加图——他依然为每一个公民的死悲伤，不管是哪一边的——的支持下，庞培耐心等着恺撒的军团崩溃。这个战略似乎成功了。公元前48年7月，在两军间的一块空地上，恺撒的军队受挫。他放弃了亚得里亚海岸的阵地，突然向东方进发。回意大利的道路对庞培开放了。如果他是西塞罗预言的独裁者，现在正是机会。然而，他没有入侵意大利，也放弃了在海岸的阵地，只留下加图指挥的一小队人马，自己向东追击恺撒。尽管对手东转西转，忽南忽北，庞培一直紧随其后，来到了希腊北部的巴尔干荒原。这儿离法萨卢斯（Pharsalus）不远，是一块平坦开阔的空地，适于野战。恺撒急于投入决战，将军团开到了庞培营帐附近。庞培不肯出战。无论是钱粮的供应还是当地人心的向背，优势都在庞培一边，他耗得下去。每天恺撒都向对方搦战，每天庞培都待在军营不出战。
但他的军事顾问团不耐烦了。庞培阵营中的元老们想赶快行动，赶快消灭恺撒和他的军队。他们的大将军怎么了？为什么不出战？由于10多年来对庞培的怀疑和憎恶，“他们抱怨庞培着迷于指挥权，喜欢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以前的执政官和司法官。”11庞培的对手不无同情地写道。恺撒没这些麻烦，可以不受阻挠地发布命令，不必担心有人讥笑他。但不论恺撒找什么理由，最重要的在于他不是像共和国的捍卫者（champion）那样战斗。庞培是。他非常看重这个称号。他的同事们仍和过去一样，嫉妒妄自尊大的人。他们要求庞培顺从多数人的意愿，展示他的能力，一劳永逸地击败恺撒。庞培勉强同意了。他发布了命令，准备第二天的战斗。庞培把他和共和国的未来押在了一次战役上，以此证明自己是个好公民。
那天晚上，元老们开始准备庆功宴，用月桂枝装点营帐，还争论由谁接替恺撒出任大祭司的问题。庞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进了大竞技场里的剧院，沿着阶梯上到维纳斯神庙。在那里，他接受罗马人的欢呼和掌声，将战利品献给女神。庞培惊醒了，出了一身冷汗。这个梦可能会让其他人高兴，庞培却记起来，恺撒的家世正是从维纳斯传下来的。他担心他的荣誉正在溜走，一去不回，成为对手的荣誉。
噩梦被证实了。第二天上午，战斗开始了。尽管庞培的人马是敌人的两倍，被击退的却是他们。恺撒的人接到命令，不许投出标枪，要把它们用作矛，刺向敌人骑兵的脸部。他们都是贵族，很在乎自己的脸。这个战术是恺撒发明的，他自己就曾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庞培的骑兵掉头跑了。接着，他的弓箭手和装备很差的投石手被砍倒了。多米提乌斯领着庞培的左翼，在部队溃散时被杀了。恺撒的人马迂回到了庞培的战线，从后面发起攻击。中午时分，战斗结束了。晚上，恺撒坐进庞培的营帐，使用庞培的银制餐具，享用了庞培的厨师准备的庆功大菜。
夜色渐深，星光闪烁在酷热的8月之夜。恺撒起身回到了战场上。周围全是死去的罗马人，伤兵的哀号回荡在法库卢斯平原。“他们希望这样，”12巡视着这个屠宰场，痛苦、悲伤的恺撒说道。他错了。没有人想要屠杀。这是一场悲剧，而悲剧还没有结束。恺撒对庞培的胜利是毁灭性的，但共和国的问题并没有离解决更近一点儿。罗马和世界落入征服者手中——看起来是这样。他将怎么做？他能做什么？在这场大灾难后，恺撒将如何重建？重建什么？
对庞培残余的军队，他展示了自己众所周知的仁慈。在那些肯接受的人中，最令恺撒高兴的是马尔库斯·布鲁图。战斗结束后，恺撒很担心旧情人儿子的安全，特意派出人去找他。毫发无损的布鲁图被找回后，恺撒接纳他成为自己最亲近的顾问。这既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也有策略的考虑。布鲁图是个广受尊敬的人。恺撒希望他的加入能鼓励其他人效仿，使更顽固的对手也开始寻求类似的和解。结果还不算很让人失望，西塞罗就认为结束战争比什么都强。这种观点几乎让他送了命。他不在法萨卢斯，而是和加图一起留在了亚得里亚海岸。由于加图的干预，他才没被忠于庞培的人杀掉。当然，加图想也不会想投降的事。他同他那支小部队乘船去了非洲。仅此就足以使战争持续下去。为表明不屈服的决心，他宣布不再剃须理发，不再躺下吃饭。对一个罗马人而言，这的确是个冷酷的决定。
当然，还有庞培。法萨卢斯战役之后，他从军营的后面逃走，到了爱琴海海岸。那些想领到恺撒赏金的人觉察到他的踪迹，但他设法躲了过去，乘船去了米蒂利尼。这里有他在罗马建的剧院的蓝本。此前，他把妻子科尼利娅留在了米蒂利尼。首次尝到失败滋味的庞培需要安慰，只有妻子能给他这种安慰。科尼利娅没让他失望。她的色鬼父亲或许有辱先人名声，但在听到法萨卢斯的消息后，科尼利娅知道该做什么。一阵神魂颠倒，一阵泪水淋漓，一段米蒂利尼街道上的奔跑后，科尼利娅来到了丈夫的怀抱。妻子严厉地教训了他，正告他永不放弃希望的重要性，使庞培这个久经沙场的古典英雄受到极大震动。他几乎相信了这些：一场战斗失败了，但东方没有失去，战斗还没结束。的确，在法萨卢斯，许多欠庞培人情的国王不是被杀就是投降了，但不是全部。其中一个国王特别重要，拥有地中海最富裕、粮草和船只最多的国家。而且，他还只是个孩子，他的姐姐觊觎王位，发动了叛乱，使这个国家很容易落入东方主人之手——或者说，庞培希望如此。他发布了命令，他的小舰队向南方驶去。法萨卢斯之后不到一个月，庞培的船停在了埃及的平坦海岸。
他向国王派去了使者。在沙滩海湾摇晃了几天后，公元前48年9月28日，庞培看到一只小鱼船划过浅浅的海湾，直向他的船而来。来人用拉丁语对他欢呼，再用希腊语欢呼，然后邀请他上渔船。庞培拥抱了科尼利娅，与她吻别后上了船。小船朝着海岸划时，他试图跟船上的人交谈，但没人理他。庞培不安地向岸上看去，看到了国王托勒密（Ptolemy）十三世。这个男孩儿戴着王冠，穿着紫袍，等在那里。庞培放心了。在感觉船底碰到了沙子时，庞培站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罗马叛徒突然拔出剑，刺穿了他的背。更多的剑刺了过来，鲜血喷涌而出。“庞培忍耐着，用双手掀起长袍遮住了脸，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虚弱地发出一声呻吟。”13伟人庞培就这么死了。
科尼利娅站在甲板上，目睹了这一切。就在不久前，庞培还是罗马共和国最伟大的人。如今，埃及人割下他的头，任他赤裸的身体像垃圾一样倒在岸边。科尼利娅和船上的水手毫无办法，什么都做不了，还得赶快掉头逃往外海。留下的只有一个庞培的人，他跟主人一起上了渔船。现在，他在岸上为主人准备火葬用的柴堆。根据普鲁塔克的离奇说法，在做这件事时，碰巧有一个老战士、一个参加过庞培的第一次战斗的老兵也来了，两人共同完成了他们虔诚的任务。尸体焚烧后，一个石堆堆了起来，作为火葬地的标志，但沙子很快覆盖了它。那个地方再也找不到了。什么都没留下来，只有裸露的、无边无际的沙子，荒凉、平坦的沙滩一直延伸很远很远。
大都会的女王
尼罗河三角洲一直险恶无比，地势低又没什么特色，到埃及的水手们老是找不到路。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指引他们，那就是在离海岸很远的地方，晚间南方天空中的一点儿闪烁的光芒。白天时，他们看出那不是星星，而是一个巨大的灯塔，老远就看得见。法罗斯岛灯塔（Pharos）是希腊人建造的最高的建筑物，由于旅游小饰物的广泛流传，也最容易辨认。大灯塔是一个视觉与工程奇观，是一个特大城市——地球上最棒的地方——的完美标志。
连罗马来的旅行者都不得不承认，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是个特别的地方。在庞培被杀三天后，恺撒的船划过了法罗斯岛，来到了这个比罗马更大、14更国际化、更美丽的城市。如果说破旧的、迷宫般的罗马城简单粗陋，代表着共和国的朴实美德，亚历山大里亚则象征着一位国王的成就。当然，不是所有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坟墓像护身符一样，立在他建造的这座城市中。格珊状的街道旁有雄伟的柱廊，静静聆听着孤寂的海涛声。它们是这位马其顿征服者于3个世纪前设计的。曾经，这里只有一片沙地，空中只有沼泽地的群鸟盘旋。如今，一个精巧的人造庞然大物绵延伸展在海边。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有编号地址的城市。它的银行润滑着东西方的贸易，世界各地的货物在它的码头装卸。它的图书馆拥有70万卷藏书，其雄心壮志是囊括人们写出的每一本书。它甚至还有自动售货机和自动门。亚历山大里亚的一切都是顶呱呱的。西塞罗虽然常把罗马之外的地方称作“可怜的乡下”，15亚历山大里亚却是个例外，是个能与罗马竞争世界中心的城市。“是的，”他承认，“我梦想着去亚历山大里亚，梦想很久了。”16
他不是唯一一个为它着迷的罗马人。埃及的富庶无处能比，哪位总督征服了亚历山大里亚，他就掌握了地中海的摇钱树。长期以来，这一前景毒化了已经很污浊的罗马政治空气，人们为此无休止地进行着幕后活动，爆出一桩桩贿赂丑闻。然而，无论克拉苏还是庞培都没能获任埃及指挥官。依据不成文的规则，太诱人的奖赏也是遥不可及的奖赏。在大多数公民看来，让埃及的王朝管理自己更安全，更有利可图。这个连续的王朝非常适合扮演共和国傀儡的角色：它很稳定地替它的保护者压榨自己的臣民，同时又很虚弱，对罗马构不成一星半点的威胁。这是希腊人的最后一个独立王国，原来由亚历山大的一名将军建立，曾经在东方称王称霸，如今只能屈辱地勉强维持着。
也只能这样。在海涛声中看着庞培被杀的有一位是托勒密——叫这个名字的埃及君主早已习惯忍受一切侮辱，愿意为保持权力而胡作非为。在东方，所有的希腊王朝都很贪婪、堕落，沉溺于声色享乐。托勒密自不例外，还增添了传自埃及法老的一项新特征：毫无顾忌的乱伦。近亲繁殖的后果十分恶劣，不仅体现在宫廷密谋的血腥嗜杀，而且，即使以当时的王权标准来看，王朝的衰败也是极其突出的。罗马人公开把托勒密王朝看作一个怪物，一有机会便说个不停，甚至认为这是共和主义者的责任。如果国王肥胖而虚弱，来访的总督会兴致勃勃地和他一起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街道上行走，看着他在自己精致的袍子里摇摇晃晃，大汗淋漓地勉强跟着。还有其他生动的方式表达罗马人的轻蔑。加图在治理塞浦路斯期间，有位托勒密国王前来访问。刚好，他正拉肚子。众目睽睽下，加图就坐在马桶上会见国王。
就在埃及进行着争夺王位的生死之战时，恺撒来了，只带了不到4000人。与其说是缺少军队，倒不如说他在故意显示自己满不在乎的态度。踏上海岸时，他对托勒密家族的轻视更加明显了。在港口，庞培的人头被当作礼物交给了他，恺撒大哭起来。不管对手的死令他私下里感到多么轻松，他很为女婿的命运难过，尤其在发现这桩罪行的背景之后。
看起来，伟人庞培成了一个阴谋集团的牺牲品，包括托勒密王朝的几个主要大臣，一个太监，一个雇佣兵，一个学者。在恺撒心目中，没有比这种非罗马人的密谋更可恶的了。而那位谋杀的策划者、那个叫波提纽斯（Pothinus）的太监还等待着他的感激，满有把握地期待恺撒会支持国王反对他的姐姐。然而，在亚历山大里亚诡谲的气氛中，恺撒很快像国王那样发号施令起来。他住哪里呢？当然是王宫。它是个庞大的设防建筑群，几个世纪来一扩再扩，几乎占据了城市的三分之一——顶呱呱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又一明证。在这个堡垒中，恺撒提出了惊人的财政要求，还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解决托勒密跟他姐姐的内战，但不是作为支持者，而是以仲裁人的身份。他命令姐弟俩解散各自的军队，到亚历山大里亚来见他。托勒密没有解散军队，但是在波提纽斯的劝说下，他回到了王宫。他的姐姐克娄巴特拉（Cleopatra）进不了首都，只能徘徊在托勒密的战线外。
一天晚上，亚历山大里亚的夜色一点点儿加深，一艘小船悄悄靠近了王宫旁边的栈桥。一个西西里商人爬了出来，肩上扛着包裹着的一卷地毯。地毯在恺撒面前被铺开的时候，妖媚的克娄巴特拉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如女王所预料的，恺撒很高兴看到这戏剧性的一幕。引人注目从来不是她的难题。从硬币上的形象来看，她骨瘦如柴，还长着鹰钩鼻。虽然可能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美丽，但她有着惊人的诱惑力。“性感和迷人的谈吐，以及她魅力十足地说的和做的每一件事，令人对她无法抗拒，”17普鲁塔克写道。读着克娄巴特拉的故事，谁能怀疑这一点呢？她赋有的魔力极为独特，远不止四处留情一事。对克娄巴特拉来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托勒密家族的女性总是比男性更可怕：聪明，无情，野心勃勃，意志坚强。这些品质在克娄巴特拉身上显露无遗。就此而言，她正是恺撒欣赏的那种类型的女人。无论如何，在度过10多年的军旅生活之后，有这样的聪明女人做伴是件难得的乐事。当然，年龄也是优势，她才21岁。当晚，恺撒和她睡在了一起。
发现姐姐的秘密后，托勒密勃然大怒。他在街道上跳脚大叫，把王冠扔进了垃圾里，喊他的臣民保护他。亚历山大里亚的居民骚动起来。由于恺撒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他在这座城市里并不受欢迎。当托勒密要民众攻击罗马人时，后者很踊跃。可恨的外国人被包围在王宫里，恺撒的处境危险了。他不得不同意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共掌王权，还把塞浦路斯割让给他们。即便如此，他也无法摆脱窘境。围困持续了几周，托勒密全部两万多军队也加入进来。看着形势变得很绝望，恺撒束手无策。身陷埃及王宫，周围是奸诈的太监和乱伦的王族，恺撒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在法罗斯灯塔照不到的遥远地方，共和国自身也在打仗——而恺撒甚至无法送一封信到罗马。
接下来的5个月里，如一幕滑稽戏，恺撒重演了他上次战役的艰苦胜利。在火烧港口的埃及舰队时，喜欢书的恺撒无意间点燃了堆放着珍贵图书的仓库；18为能上法罗斯岛，他不得不跳下船，将斗篷留给敌人。尽管有这些尴尬，他总算成功脱离了王宫和港口。恺撒用别的方式找回了权威。他处死了波提纽斯这个阴谋策划者，还让克娄巴特拉怀了孕——这正是“生产”国王的做法，胜过了庞培曾有的成就。公元前47年春，增援部队赶到了埃及。在恺撒的呵护下，女王的腹部明显隆起。慌乱的托勒密逃出亚历山大里亚后，在一身金色铠甲的拖累下，淹死在尼罗河中。对克娄巴特拉来说，这桩意外来得正好，她的王位再无争议，而恺撒的胜利也更加稳固。
代价呢？看起来赢得很惊险。通讯重新建立起来，恺撒和各处的部下恢复了联系，但传来的消息远不能让人安心。这个在亚历山大里亚命悬一线的人葬送了他在法萨卢斯一战后的优势。在意大利，安东尼的管理引起普遍的憎恨；在亚洲，米特拉达特斯的儿子法纳西斯（Pharnaces）国王侵入了本都，证明跟他父亲一样难缠；在非洲，梅特卢斯·西庇阿和加图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西班牙，庞培的人正在酝酿新的暴乱。东、南、西、北全线告急，一场世界大战等着他。尽管哪个地方都急需恺撒去治理，他仍在埃及又逗留了两个月。共和国危急万状，罗马人的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恺撒以他的无情野心挑动了内战，此时却懒洋洋地依偎在情人身边。
难怪罗马人对克娄巴特拉的魅力畏如蛇蝎。她能让一个以精力无限著称的公民变得懒散，引诱他远离自己的职责，对看来正遭神谴的罗马不闻不问。这实在配得上用伟大的诗歌来赞颂。还有下流的小曲。恺撒的性欲是个令他的部下乐不可支的话题：“看好你的妻子，”他们唱道，“我们的指挥官是个危险的家伙。虽然他很勇敢，可他跟任何会动的东西睡觉。”19不可避免地，还有一些笑话唱的是有关他和尼科米德斯的旧传言。甚至在曾跟随将军度过最艰苦岁月的那些人看来，旺盛的性欲也会把他弄得萎靡不振。依照共和国的道德标准，恺撒尽管伟大，尽管身心都很坚强，他的行为仍是不可原谅的。在罗马，公民一旦犯错便很难弥补。长袍上若有了污点，谁都看得见。
正是有了这种顾虑，罗马人才成其为罗马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写道，习俗是“塑造日常行为的思维模式”。20它为共和国公民一致接受，提供了罗马走向辉煌的稳固基础。可是，亚历山大里亚发生的算什么事啊！这个城市建在浅浅的沙地上，没有牢固的地基。难怪在罗马人眼里，它那么像妓女。没有传统便没有廉耻心，没有廉耻心便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一个民族的传统若是枯竭了，所有可恶的、堕落的习性都会滋生出来，托勒密家族就是最好的例子。刚刚送走一个兄弟，克娄巴特拉便嫁给了另一个。女王挺着沉重的肚子，把10岁的弟弟变成丈夫，令克洛狄娅的一切恶行黯然失色。虽然她是个希腊人，虽然希腊文化也哺育了罗马人，但克娄巴特拉跟罗马人一点儿都不相像。对恺撒这样不惧犯禁乃至喜欢犯禁的人来说，女王体现了一种综合的魅力。
克娄巴特拉是一段愉快的插曲，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提供了让一个罗马行政官放松警惕的机会。与此同时，恺撒也没有忘记自己和罗马的前途。思考着这些，亚历山大里亚的所见所闻令他感慨良多。就像它的女王，这个城市也让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图书馆和神庙都是希腊式的——的确，它是希腊世界的首都。然而，当风向发生变化、不再有来自海洋的凉爽时，城市里弥漫的是南部炎热沙漠吹来的沙尘。古老、广袤的埃及内地是无法忽略的，由于它的存在，亚历山大里亚显现出梦幻般的混合风格。在宽阔的首都街道上，装饰品不仅有希腊雕塑家四肢匀称的精美杰作，还包括掠自尼罗河沿岸的各种形象：斯芬克司、兽头神像、带着神秘微笑的法老。然而，城里还有一些角落完全没有神像，很令人吃惊，在罗马人眼中也异乎寻常。除了希腊人和埃及人，亚历山大里亚也住着大批犹太人，比耶路撒冷还多。他们完全占据了城里五个行政区中的一个；虽然读的托拉（Torah）是希腊语译本，他们仍顽强地抵制了同化。犹太人进他们的会堂（synagogue），叙利亚人住在宙斯神像的旁边，而他们又都在一座抢来的方尖碑的阴影中。这就是大都市的风貌。
罗马的未来也会是这样吗？许多公民很是不安，生怕野蛮人的文化侵蚀他们的城市。统治阶层尤其厌恶外国的影响，担心共和国会因此变得虚弱。世界的主人？好的。世界的城市？没门儿。元老院的罗马宣言如是说。出于这种考虑，犹太人和巴比伦的占星家不断受到驱逐，埃及的神明也不许扎根罗马。甚至在恺撒南渡卢比孔河前几个月的紧张气氛中，一位执政官还有功夫拿起斧头，跑去拆除伊希斯（Isis）神庙。然而，犹太人和占星家总能想办法回来；圣母和天空的女王、伟大的女神伊希斯也有大批忠诚的信徒，不是那么容易从城里赶走的。执政官之所以亲自动手，正是因为找不到人手。罗马在变。一股股的移民潮接踵而来，元老院能挡住的没有几个。新的语言、新的习俗、新的宗教：它们是共和国获取霸权的后果。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来的却未必是它想要的。
由于长期不在罗马，也由于他向来不畏惧那些同胞们难以想象的东西，对这些变化，恺撒看得比别人更清楚。或许因为他见得多了。很小的时候，他就与犹太人为邻，还曾以家族的名义庇护过他们。罗马来了这么多移民，他丝毫不感到恐慌，相反，移民的到来令他很自豪。作为法萨卢斯的赢家，他现在有能力保护各个民族的人了。在整个东方，雕塑家们都在忙于除去铭文中庞培的名字，换上恺撒的。当然，没有共和国的位置。在一个又一个城市，维纳斯的后代被欢呼为活着的神。在以弗所（Ephesus），他被看作救世主。甚至以恺撒的明智也难以抗拒那种陶醉的滋味。这不仅令人浮想联翩，还给了恺撒一些启发。很明显，考虑到共和国的那种宪政机制，救世主的角色是不易被接受的。如果恺撒想要灵感，他可以到别处去找。难怪他逗留在亚历山大里亚，迟迟不去；难怪他觉得克娄巴特拉魅力非凡。在这个年轻的埃及女王身上，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一丝模糊的、扭曲的认识。
公元前47年的晚春时节，这幸福的一对在尼罗河上做了一番巡游。它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的旅行。不管罗马人觉得亚历山大里亚多么奇特，它总还不是完全陌生的。城里的公民同罗马人一样，为他们享有的自由骄傲。表面上，亚历山大里亚是个自由的城市，就女王和她的希腊同胞的关系来说，她被认为是平等的一群人中的第一个。源于希腊古典时期的公民传统仍为人们所珍视，虽然它已变得很朦胧，克娄巴特拉也不能视若不见。一旦离开首都，随着游船轻轻划过金字塔和卡纳克神庙（Karnak）塔门，她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现在，她庄重扮演的是法老的角色，是第一个讲埃及语的希腊国王。与弟弟作战时，她向外省的土著人求助，而不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寻求支持。她不仅是古老神明的虔诚信徒，还是其中的一员，一个肉身的神明，天空女王的化身。
克娄巴特拉一身而二任：亚历山大里亚的第一公民和新伊希斯。对恺撒来说，既能跟一位女神上床，遥远的共和国的种种顾虑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一刻，它们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微不足道。据说，如果不是士兵们开始抱怨，他会陪着情人一直到埃塞俄比亚。这不过是些下流的传言，但它道出了一个危险的事实。恺撒旅行的前方的确是未知区域。首先，内战仍在进行，恺撒于5月底中断了尼罗河之行，率领军团去参加新的战斗了。胜利后又如何呢？在陪伴克娄巴特拉的时候，恺撒想了很久，想的内容将决定以后的许多事。或许，不仅是他自己的未来，也包括罗马和罗马之外的世界的未来。
反加图
公元前46年4月。太阳落到了尤蒂卡（Utica）城的那一边。在海岸以南20英里处，已成废墟的迦太基城正笼罩在一层薄暮中。远处的非洲海面上，满载着逃亡者的船只星星点点。夜已来临。很快，恺撒就要来了。他在埃及和亚洲的时候，梅特卢斯·西庇阿召集了一支部队，但如今已惨遭屠戮。尽管兵力远不及对手，恺撒还是打了个大胜仗。非洲落入了恺撒之手，尤蒂卡根本无力抵抗他。城防负责人加图很清楚，共和国没救了。
他为西庇阿的残兵败将准备了撤离的船只，自己却不肯走。那不是加图的作风。晚上，照着自己在法萨卢斯定的规矩，他坐着用餐，没有流露一点儿慌乱的神色，也没提过恺撒的名字。他喝着葡萄酒，谈的是哲学。加图特别强调，只有善良的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一位客人引经据典地反对他的论点，令加图很光火，连他的话都不肯听完。这是加图稍显不安的唯一证据。看到大家沉默不语，他马上转移了话题。加图不想让人看出他的情绪，或是猜出他的计划。
回卧室看了一会儿书后，他挥刀刺向自己。随从发现他倒在地上时，他还没有断气。在包扎伤口的一阵忙乱中，他推开医生，搅动自己的肠子，很快死去了。恺撒进入尤蒂卡时，全城一片哀悼的气氛。如对庞培一样，看着这个与自己长期为敌的人躺在那里，恺撒很悲痛。在海边举行的葬礼上，他致了悼词：“我嫉妒你已死去，正如你嫉妒我有饶恕你的机会一样。”21恺撒的确不喜欢加图设计的壮丽结局。作为罗马人炽烈自由信念的代表，没有谁比加图更有资格。如果恺撒有机会饶恕他，那将毁掉他对共和国理想绝不妥协的坚定立场。然而，血淋淋的英雄主义最终确证了他的一以贯之。死后的加图依然是恺撒最顽强的敌人。
鲜血、荣誉、自由，加图的自杀升华了这些罗马人珍爱的主题。精于动员民众的恺撒对此一目了然。公元前46年7月底回到罗马后，他认为是忘记死去的敌人的时候了。加图的死虽然悲壮，他却决心造出更壮观的场景。一番准备后，他于9月邀请公民同胞们参加庆功盛宴。这些年来，罗马人餍足了夸张的场面，但恺撒安排的娱乐活动的盛大组织与景象推翻了报酬递减率。长颈鹿，不列颠式战车，丝质的华盖，人工湖上的角斗，所有这些都取得了让观众目瞪口呆的预定效果。连庞培提供的表演都没有可与此相比的。他也没有像恺撒这样，连续获得四次凯旋式。
作为外国的敌人，高卢人、埃及人、亚洲人、非洲人被链子串起来，在欢呼的人群前游行。恺撒用这种方式在公民同胞面前庆祝胜利。即便清楚这样做很可耻，他也无法克制自己洋洋得意的情绪。在与克娄巴特拉从埃及出逃到取得非洲胜利之间，他抽出时间打败了法纳西斯国王。为夸示自己获胜的迅速，他说出了那个著名的短句：“我来了，我见了，我赢了。”22现在，它被写在大牌子上，随着游行队伍走过罗马。恺撒要借此跟庞培一比高下，因为打败法纳西斯的父亲米特拉达特斯主要是庞培的功劳。在追随恺撒战车的人群中，如果说那些见多识广的公民知道他意指的对手，他们对另一位对手的反应却绝不合征服者的心意。恺撒打败了庞培，但没有打败加图。这个事实让恺撒罕有地在宣传活动中出了丑。在第四次凯旋式上，明显为庆贺对非洲的胜利，他下令装饰一辆象征加图自杀的花车，跟着游行队伍走过罗马。他想表达一个观点：加图和一切与他为敌的公民是非洲人的奴隶，已经作为共谋者被消灭了。观众们不同意。看到花车时，他们哭了。即使是恺撒的怒火也无法灭杀加图的影响。
但共和国被他牢牢控制了。元老院惊异于他的辉煌成就，敬畏他的巨大权力，已心烦意乱地认可了他的胜利。为此，元老院亵渎了他们珍视的传统。二者的矛盾处令共和主义者十分痛苦。恺撒曾两次获得独裁官职务，一次在公元前49年底，为期11天，当时他正匆忙地准备执政官选举；另一次在公元前48年10月，为期1年。如今，在公元前46年春，他第三次得到这个职务，时间是史无前例的10年。他已经是执政官了，此时还获得了任命共和国所有行政官的权力，并滑稽可笑地被授予罗马的“圣贤（PerfectofMorals）”称号。甚至在苏拉当政的时候，权力也不曾如此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不过，苏拉的前例也给人带来一点儿希望。10年的独裁官任期的确令人难以忍受，但还好不是终身制。重药治重症，其有效性以前有先例。无论如何，谁能否认共和国现在病得很厉害呢？
甚至还有人对治病者肩负的重任表示同情。“我们是他的奴隶，”西塞罗写道，“他是时代的奴隶。”23没有人了解恺撒对共和国的计划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如何治疗内战给共和国造成的创伤。然而，渐渐地，人们有了些模糊的希望，觉得要说有谁能把共和国带出危机，这个人非恺撒莫属。他的宽厚仁慈和出色才干众所周知。也没人有足够的威望对抗他：庞培、多米提乌斯和加图都已死去，连西庇阿也在非洲海岸的风暴中丧了命。庞培的儿子格尼涅斯（Gnaeus）和塞克斯图斯（Sextus）虽然还活着，但他们是怀着邪恶野心的年轻人。公元前46年冬，他们成功地在西班牙发动了危险的叛乱。当恺撒急匆匆离开罗马赶去镇压时，甚至那些庞培以前的追随者都希望他好运。比如在卡雷有上佳表现的卡修斯·朗吉努斯，他的态度就很典型。恺撒于法萨卢斯饶恕他以前，卡修斯是庞培手下的优秀海军指挥官。“我宁愿要这位熟悉的、仁慈的主人，”同西塞罗谈论恺撒在西班牙的进展时，他说，“也不愿要一位嗜血的新主人。”24
朗吉努斯的话里含着一丝苦涩。不管多么通情达理，主人毕竟是主人。绝大多数公民很高兴能在内战中幸存下来，没工夫计较太多。但在恺撒的同辈中，嫉妒、无力感、屈辱感四处弥散着。宁死不做奴隶：罗马人一小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他们或许会服从一个独裁者，感激他，羡慕他，但永远消除不了那种耻辱感。“对于接受恺撒赏钱的自由人来说，他施舍的能力令人气恼难耐。”25当然，由于发生在尤蒂卡的事，这种感觉更为鲜明。
加图仍让罗马人难以忘怀。他的一些同伴依顺了恺撒，还为此受到了奖赏。对他们而言，加图的死是无声的谴责。最突出的是加图的侄子布鲁图。起初，他从哲学角度出发，批评叔叔的自杀。后来，叔叔的前例渐渐使他很不安。布鲁图是个热诚、高尚的人，羞于被看作恺撒的同谋者。他仍相信恺撒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因此，他觉得支持这位独裁者与忠于加图的英灵并不冲突。为使之更显明白，他跟妻子离了婚，另娶了加图的女儿鲍西娅（Porcia）。由于鲍西娅的前夫是马尔库斯·比布卢斯，不难想象，恺撒对这桩婚事不会很高兴。借此，布鲁图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这还不算完。为将叔叔之名列入不朽，他着手写一篇讣告。他请罗马最伟大的作家西塞罗也写一篇。后者受宠若惊，犹豫了一阵后，又是羞愧又是自负地答应了。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英勇战斗过，接受恺撒的宽恕更证明他是墙头草。面对众人的轻蔑，西塞罗依然想扮演共和主义价值观最无畏的鼓吹者的角色。但现实是另一种状况，自从他同恺撒和解以来，不断遭遇的嘲弄将他的自以为是击得粉碎。如今，借公开称赞尤蒂卡的烈士，西塞罗又壮着胆子抛头露面了。他写道，加图是极少数比他的名声更伟大的人。这一定位很尖锐，矛头不仅指向了独裁者，还暗贬了屈服于他的那些人，包括作者自己。
尽管远在西班牙，被烟尘和鲜血养肥了的苍蝇包围着，恺撒仍很关注罗马的动向。读着西塞罗和布鲁图的文章，他怒不可遏。刚刚赢得决定性的一场战役，稍稍空闲下来，恺撒便撰文大骂起来。他写道，加图算什么英雄？他是一个卑鄙的酒鬼，一个不识时务的疯子，简直不值一提。这篇名为《反加图》的文章在罗马散发后，人们读得兴高采烈，不知道他们认为谁更配得上这些骂名。恺撒的攻击不仅无损于加图的名声，反倒将它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恺撒感到灰心丧气。还在西班牙战争期间，已有迹象显示他的耐心快耗尽了。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恺撒不再仁慈，根本不把叛乱者看作公民。他们的尸体被用作修建堡垒的材料，他们的脑袋被挂在柱子上。庞培的小儿子塞克斯图斯设法逃脱了恺撒的报复，但大儿子格涅乌斯被抓住杀掉了，他的头被作为战利品展示。这些场景只适合高卢人。不过，即使恺撒已变得嗜血，他也不肯为军队的野蛮行径负责。错误在于对手的奸诈和愚蠢。命运之神已把罗马人交到他的手中。如果他们不支持恺撒进行包扎疗伤，四溅的鲜血也无法平息神的怒火。罗马和它的世界将陷入一片黑暗，野蛮的行为将四处蔓延。
面对着破解这一预言的需要，西塞罗或布鲁图应该做些什么呢？共和国应该做些什么呢？恺撒的同胞们仍把传统看得极其神圣，恺撒对它却越来越不耐烦。不过，他也没有急于回罗马咨询元老院，或将他的措施提交给人民，而是逗留在行省中，为老兵建殖民地，授予当地有身份的人以公民权。罗马的贵族们很震惊。有笑话说，高卢人已经脱下他们发臭的裤子，穿上了长袍，开始打听怎样才能进元老院。当然，仇外心理一直是罗马人的特权。毋庸置疑，正是最为共和国的自由骄傲的那些人最势利。恺撒蔑视他们，不再管传统主义者怎么想了。
事实上，他对传统本身兴趣也不大。虽然他的政策带来共和国运作上的实际困难，但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如果意大利的公民去罗马投票都很不现实，海外行省就更不可能了。恺撒对此置之不理。他已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打下了基础，顺便也为自己的世界威望打下基础。每授予一个土著人公民权，每建立一个殖民地，他的新秩序便多了一片瓦、一块砖。罗马贵族久已惯于豢养被保护人。如今，恺撒的保护范围将延伸至天涯海角。在一个变小了的世界里，远方的叙利亚人、西班牙人、非洲人和高卢人，他们不用再对摇摆不定的共和国表忠心，以后他们的忠诚将献给一个人。作为这幅前景的标志，恺撒颁布了他对迦太基和科林斯的计划。它们已被复仇的军团夷平。恺撒命令重建两座城市，作为世界和平的新时代及其保护人的纪念碑。尤蒂卡将永远留在新的迦太基殖民地的阴影下，未来将在过去的废墟上建起来。住在罗马的公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他们不仅是世界的主人，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不过，恺撒也没有忽略他的城市，对罗马也有宏大的规划。建一座图书馆；卡匹托尔山上，将有一个可与庞培那座竞争的新剧院；将在马修斯校场建造世界最大的神庙。由于台伯河阻碍了建筑计划，恺撒甚至决定将它改道。这再好不过地显示了他令人惊异的巨大权力：不仅想建什么都成，想在哪建都成；如神动动小手指就能改变山川景观一样，恺撒还想改变城市的地形。很明显，10年的独裁官任期将给罗马的外貌留下永久的印记。这个城市的古老自由一直借助众多的临时建筑得以表达，如今将发生重大改观，将变得像希腊的城市一样。
尤其是像亚历山大里亚。在恺撒选择请进家门的客人时，这种迹象已有显露。公元前46年9月，克娄巴特拉一阵风似的来到罗马，正赶上情人的凯旋式。她住进了恺撒位于台伯河畔的豪宅。对于罗马人的共和主义情感，克娄巴特拉丝毫不加考虑，从头到尾扮演着埃及女王的角色。她不仅带来了丈夫弟弟和太监随从，游行队伍里还有一个继承人，一个1岁的小王子。已婚的恺撒拒绝承认这个私生子，但克娄巴特拉毫不畏缩，炫耀般地给小王子取名恺撒里昂（Caesarion）。罗马人又有丑闻传了。很自然，上门的那些人都看呆了。对于这个或那个客人值不值得敬重，克娄巴特拉早有估计，明显地表现在她的接待方式上：比如，西塞罗认为她很可恶，她也不客气地冷落对方。女王眼里只有一个人。公元前45年8月，恺撒终于回到了意大利。克娄巴特拉急匆匆地去迎接他。26两人快活地度起假来，直到10月才回罗马。
他发现城市里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们相信，恺撒计划将帝国首都迁到亚历山大里亚。还有传言说他想娶克娄巴特拉，虽然他已有了一位妻子。恺撒没有去辟谣，反倒在维纳斯神庙为情人塑了一座金质雕像。这是空前的、令人震惊的荣誉。由于维纳斯女神同伊希斯神非常相像，恺撒的行为似乎预示了一件可怕的事。在共和国的心脏地带，如果克娄巴特拉象征着一位女神，她的情人把自己又当成了什么？而且，为什么建筑工在恺撒豪宅前造了一座人形山墙，好像他家是神庙一样？安东尼真的被任命为他的大祭司了吗？对自己的打算，恺撒根本不想隐瞒。
女神新娘和自我神化：他知道同胞们会大吃一惊。也有人不觉奇怪，尤其是在东方。罗马顺从了恺撒，但还有地方没顺从罗马。最顽固的是帕提亚。利用共和国内战的机会，它的骑兵越过了叙利亚边界。对帕提亚，共和国还有卡雷的账没算，还有被俘的军团等着解救，这些责任值得独裁者关注。然而，恺撒刚回到罗马。如果立刻就策划新的战争，这个城市会感到自己被忽略了，甚至被抛弃了。似乎共和国的问题已令他厌倦了，似乎罗马只是个小舞台，不够他施展手脚。在东方，人们会欣赏这一点，已经把恺撒看成了神。在东方，血肉之躯可以变成神明，人可以像王中之王那样统治。他们的这种传统比共和国的历史早得多。
罗马人感到焦躁不安。公元前45年底，元老院宣布，恺撒以后将被尊称为“神圣的尤利乌斯（divusIulius）”。至此，如果他准备打破最后的禁忌，为自己戴上王冠，谁又会怀疑呢？有一些迹象支持这个可怕的猜测。公元前44年初，恺撒开始穿一双高帮红鞋——据传说，那是从前的意大利国王穿过的。一座他的塑像上曾神秘地出现一顶王冠。后来，当王冠被撤掉时，恺撒勃然大怒。公众的疑惧不断增长。恺撒似乎也意识到他走得太远了。2月15日，他穿着紫色长袍，戴一顶金质的花冠，做作地拒绝了安东尼献上的王冠。当时是一个节日，罗马城里到处是人群。安东尼再次献上时，“整个广场回响着呻吟声”。27恺撒再次拒绝了。他这一次拒绝得非常坚决，显然不想再有第三次。或许，如果人群发出的是欢呼声，他可能就接受了。恺撒知道，罗马人绝不会容忍一个尤利乌斯国王。说到底，他也不在乎这个名分。怎样才算伟大，标准是相对的，民族与民族间不一样。正如克娄巴特拉既是埃及人的法老，又是希腊人的马其顿女王，恺撒也可以既是亚洲的活神，又是罗马人的独裁者。为什么要放弃共和国，冒犯同胞们的感情呢？据说，恺撒曾指出，共和国已经“既没有外表也没有实质，只剩下名义了”。28如果切实地掌握了权力，它的形式如何有什么关系呢？与苏拉不同，恺撒根本不打算放弃权力。
在安东尼献王冠的几天前，元老院已正式任命他为终身独裁官。29这项要命的措施一出，盼着恺撒将共和国交还公民的最后一线希望也不存在了。可是，罗马人在乎吗？恺撒认为答案是“不”。他给人民带来了游戏、福利与和平。恺撒让元老院噤若寒蝉，不是通过直接的威胁，而是撤换：“不合法的暴君总比内战要好。”30这是加图最忠诚的崇拜者法弗尼乌斯（Favonius）的观点，也是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了解这一点后，恺撒嘲弄了同僚们的愤恨之情。他解散了自己多达两千人的卫队，行走在广场时，身边只有法定人数的侍从队。密探告诉恺撒，传闻有针对他的暗杀计划，催促他赶快铲除阴谋者。恺撒直截了当地打消了他们的焦虑。“他说，他宁愿死去，也不愿生活在恐惧中。”31
他也不准备在罗马待很长时间。按原定日程，他将于3月18日出发，去帕提亚。有占卜官警告他，15日要特别小心，但恺撒从不拿迷信当一回事。只是在私下谈话时，他才流露出一点儿对死亡的暗示。就任终身独裁官刚好一个月的14日，他与雷必达共进晚餐。后者是公元前49年投靠他的显贵，如今是他的副手，正式称号是“骑兵统率”。恺撒把他当朋友对待，摈退了卫兵。“什么是最愉快的死法？”雷必达问道。恺撒的回答是：“毫无防备的那一种。”32有防备就会害怕，害怕就会丧失勇气。那天晚上，恺撒的妻子被噩梦惊醒，求他第二天不要去元老院。恺撒笑了。早晨，恺撒在轿子里看到了让他当心3月15日的那个占卜官。“你让我小心的这一天到了，”恺撒笑着说，“我还活着。”“是的，”那人的回答既快又坚定，“它到了，但还没过去。”33
那天，元老院在庞培建的大议事厅集会。旁边剧院里正在进行角斗的游戏。下轿的时候，恺撒听到了观众因血腥搏杀而发出的尖叫声。但它们将很快被发自议事厅门廊处的声音淹没，甚至被发自议事厅的声音淹没。庞培的塑像依然摆放在元老们开会的地方。法萨卢斯之后，人们急急忙忙推倒了它，但恺撒大度地命令将它恢复原样，将所有庞培的塑像恢复原样。一项投资，西塞罗讥讽道，以免将来他的也被推倒。这很恶毒，也很不公平。恺撒没有理由担心以后他的塑像的命运。走进议事厅时，元老们站起来向他致敬。有什么好担心的？甚至当他们中的一群人请示后走近他时，恺撒也不担心。他们拥挤在他那豪华的椅子周围，争相亲吻他，把他推倒了。突然，他感到长袍被从肩上扯了下来。“哎呀，”他惊骇地叫道，“这是暴力侵犯！”34与此同时，喉咙处传来钻心的疼痛。恺撒扭过头，看见一把匕首，已被他的血染红了。
大约有60人挤在他身边，人人袍内藏着匕首。每个人恺撒都认识。有些是他宽恕的以前的敌人，但更多的是他的朋友，35其中一些是他在高卢时的部下，包括德西莫斯·布鲁图（DecimusBrutus），消灭威尼斯人的那个舰队指挥官。最令人难过的背叛者是个跟恺撒关系更密切的人，他的一击让恺撒不再动弹，停止了绝望的抵抗。透过混乱的人群，恺撒看到一把匕首插在肋部，正被另一个布鲁图紧握着。他是马尔库斯·布鲁图，据传是恺撒的私生子。“还有你，我的孩子？”36他低声说，然后就倒在了地上。他把头埋在长袍的丝带中，不想让人看到他死去时的痛苦。他的血染红了庞培塑像的基座。恺撒死了，倒在老对手的阴影中。
不过，如果谁从这里看出了什么象征意义，那只是假象。恺撒不是死于派别斗争。虽然阴谋的两位领导之一是卡修斯·郎吉努斯，曾经是庞培手下的军官。卡修斯建议不仅谋杀恺撒，也要杀掉安东尼和雷必达，把独裁官的党羽一网打尽。他的意见被否定了。布鲁图是另一位领导，代表着这次密谋的良心。对郎吉努斯的主张，他听也不愿听。他说，他们是要执行一项死刑判决，而不是政治斗争中的一次肮脏行动。布鲁图的意见占了上风。他是个备受尊敬的人，有资格做共和国的发言人和报复者。
起初，国王是统治者。最后一个国王是暴君。一个叫布鲁图的人把他赶出城市，设立了执政官和自由共和国的所有制度。465年后的今天，他的后代、另一位布鲁图打倒了另一位暴君。他领着同谋们走出了庞培的宏伟建筑，兴奋地跌跌撞撞跑过大校场，跑向广场，骄傲地高举着带血的匕首。在公民集会的地方，他宣布了好消息：恺撒死了；自由恢复了；共和国得救了。
仿佛是在嘲笑他，广场上的人们发出了尖叫声。庞培剧院的观众们骚动起来，在恐慌中乱作一团。空中升起了一缕缕烟；商店被砸毁，抢劫者已开始行动。远处，罗马的犹太人最先表示了哀悼。恺撒一直是他们的保护者。然而，在其他地方，听到这个消息后，人们的反应是一片沉默。他们不是跑到广场向解放者欢呼，相反，他们急忙跑回家去，紧紧把门关上。
共和国得救了。但现在，共和国是什么？寂静的城市听不到任何回答。
11共和国之死
最后的抵抗
寒来暑往，四季不断更替着，无论有没有危机。鲜花盛开的春天是时尚阶层离城休假的时间，公元前44年的4月也不例外。恺撒被杀后的几个星期，罗马渐渐人去城空。能把这个恐慌的城市甩在身后，那些锁好房屋出门的人一定觉得很宽慰吧。可是，在乡村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西塞罗去了罗马南部他最喜欢的一处别墅，发现那儿到处是建筑工人。于是，他继续往南，去那不勒斯湾。在那里，他也很快被土地测量员包围了。他在普特里的零售业已有不稳的迹象，有两间商铺倒闭了。“连老鼠都搬出去了，”西塞罗叹道，“更不用说那些承租人了。”然而，这位地主从苏格拉底身上找到了灵感，故作姿态地表示对自己产业遇到的麻烦不以为意：“永生的众神啊，这些俗事与我有何干呢？”1
哲学能提供的安慰是有限的。在其他时间里，西塞罗承认他的心情无法平静。“过去的时代，”他抱怨说，“让我的消化不良越来越严重。”260多岁的西塞罗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场失败。不仅是政治生活，最近几年，他的家庭也出现了问题。首先，在无数次争吵后，西塞罗跟共度了30多年时光的妻子离了婚。然后，他和自己富裕的被监护人好上了。她才10多岁。人们嘲笑他一大把年纪还娶一个处女，他则下流地反驳道，她的处女时代就要结束了。她也不会一直是新娘。婚礼才过几周，女儿图利娅死于产后综合征。西塞罗伤心欲绝。他的新婚妻子从一个可人儿变得让他无法忍受，被打发回了娘家。西塞罗独自体会着悲痛的滋味。图利娅既热情又聪明，是父亲最贴心的人。她走了，留下西塞罗倍感凄凉。朋友们难过地看着他如此自伤自怜，试图唤起他作为公民的责任感。但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话语，如今只能加深他的绝望感。西塞罗对一个前来安慰他的朋友解释道：“以前，当我在公共生活遭遇挫折时，家是避风港。可现在，家庭出现这样的不幸，我无法在国家事务中找到慰藉。我要远离广场和家。”3透过西塞罗的悲伤来看，共和国同他的女儿有几分相像：一个那么年轻的女人，如女神一样被人深爱着……并且死去了。
然后就到了3月15日。布鲁图举起沾着恺撒鲜血的匕首，高喊着西塞罗的名字，庆贺自由的恢复。西塞罗既惊骇又高兴，欢呼共谋者为英雄，把杀死恺撒的行为称为一项光荣的伟业。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西塞罗不久就心烦意乱地感到，可能连个开端都说不上。布鲁图和卡修斯打倒了恺撒，却没想要摧毁他建立的政权。相反，谋杀者和恺撒的心腹订立了尴尬的和平协议。结果，他们一天天地失去了主动。在亲恺撒人士的威胁下，布鲁图和卡修斯被迫离开了罗马。西塞罗曾催促他们采取更无情、更坚决的措施，此时批评他们的战略是“荒唐的”。据说，共谋者之所以没让他参与计划，主要是担心他因年事已高而变得胆怯了。现在，这个老人以恰切的话回击了他们。他抱怨说，面对消除暴政、恢复共和国的神圣任务，共谋者有“成年人的勇气，看得却只有孩子那么远”。4
即使在深深的绝望中，精明老政治家的角色仍是他所喜爱的。谁能否认他有这个权利呢？对年轻一代人来说，这个来自阿尔皮努姆的暴发户几乎成了偶像、传统的化身，以及那个伟大人物辈出的时代的活化石。甚至恺撒派的人对他也很有兴趣，虽然他对谋杀持肯定态度。在普特里郊外度假时，一个特别的年轻人前来拜访，向西塞罗致敬。这个年轻人长着一头金发，眼睛很明亮，年龄还不到18岁。他是盖乌斯·屋大维（GaiusOctavius），独裁官的甥孙。一个月前，他还在巴尔干半岛，与准备去征服帕提亚的军队在一起。听到恺撒被杀的消息后，他立刻乘船赶往布林迪西。根据恺撒的遗嘱，他已被正式收养，名字也应改为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养父的老兵簇拥着他。耳边回响着他们的欢呼声，屋大维离开布林迪西去罗马。他不是直接往首都赶，而是中途先去了那不勒斯湾。在那些度假别墅中，他请教了许多恺撒派的重量级人物，拜访了西塞罗。这一次，令人尊敬的共和主义者表现出对奉承的免疫力，没显出对屋大维有什么兴趣。无论如何，作为恺撒的继承人，追缉杀害养父的凶手是他的神圣责任。这样一个复仇者怎么可能是好公民？“不可能，”西塞罗轻蔑地说。5他用年轻人原来的名字屋大维称呼他，而不是屋大维更喜欢的尤利乌斯·恺撒。6对西塞罗而言，尤利乌斯·恺撒有一个就够了。
尽管如此，他对屋大维也没有太多的戒心。离开普特里时，除了名字的一点儿魔力和继承全部遗产的决心外，这个年轻人一无所有。在罗马这样的政治角斗场，那些都算不上决定性的资格。而且，对恺撒派的头面人物来说，它们甚至还是令人恼火的，更别提恺撒的敌人了。虽然独裁官提名屋大维做自己的法定继承人，但还有很多其他人——如那些身居高位、手握实权的人——他们的眼睛也贪婪地盯着死去的主人留下的遗产。既然恺撒走了，罗马的大人物们的野心又有了自由的表现空间，但不是用布鲁图和卡修斯预想的那种方式。“自由恢复了，”西塞罗心情复杂地写道，“但共和国没有。”7
他接着写道，那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前景令人恐惧。被内战毒化了的旧规则、旧传统，是不是未经修复就已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罗马离一种扭曲的、鲜血浸透的新秩序不远了。在这种秩序中，行政官不如军队重要，合法的方式比不上直接的暴力威胁。公元前44年夏，它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军事巨头们不停地走访恺撒安置老兵的那些殖民地，讨好它们，贿赂它们。连布鲁图和卡修斯也加入了。毫不奇怪，恺撒的老兵对他们的反应很冷淡。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两人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意大利已经不安全了。他们悄悄地溜走了。据说，他们去了东方，但人们不敢肯定。他们曾自封为解放者，如今却不得不开始逃亡生活，痛苦地承认了他们的失败。
对那些打算拥戴他们为领袖的人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在布鲁图和卡修斯离开后，留在最需要的地方——在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面前，在这个给了共和国以自由的城市里——保卫共和国，这要有更大的勇气。如今，谁应该站出来？人们的眼睛看向了西塞罗。但惊恐的他已从罗马消失了。犹豫很长时间后，他决定去雅典。他的儿子说是在那里读书，实际上已成了学校最出名的酒鬼。焦虑的父亲急于将儿子带回正路。但他的船刚刚出发，就被恶劣天气赶回了港口。等待风暴平息的时候，西塞罗知道了罗马人对自己的看法。“好嘛！抛弃了你的国家！”8一向冷静的阿提库斯也在信中这样写道。西塞罗又是羞愧又是自负，总算鼓起了一点儿勇气。当然，他也意识到，坚持立场是自己的责任，他应该抵制那些军方人士。于是，行李又被捡了出来，西塞罗掉头赶往罗马。
虽然算不上不顾一切，这也是他一生最勇敢的决定。即将开始的是一场生死之战，西塞罗没有军团，有的是无人可及的演讲才能、老到的政治技巧，以及他的声望。罗马人用欢呼声迎接他。西塞罗与恺撒派的高层人士建立了联系，希望把他们拉进恢复宪法的大业中来。他有两个特别的目标：奥卢斯·希尔提乌斯（AulusHirtius）和维比乌斯·潘萨（VibiusPansa）。两人是恺撒的著名军官，已被独裁官定为公元前43年的执政官候选人。当然，在西塞罗看来，不经过选民就事先分配行政官职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过，现在是危机时期，西塞罗不准备追究。按乱世的标准来说，他们两个还算谦虚，甚至还向西塞罗请教公开演讲的学问。的确，西塞罗已排除了一些不适合担当执政官的人，其中最危险的是马克·安东尼。他是当时的执政官，掌握着一支军队和恺撒的财富。
依照西塞罗的看法，勇敢、大方、有魅力是安东尼最吸引人的地方，但这些性格特征让现任执政官更危险。说到对女人的口味，在追求富尔维娅多年后，安东尼终于将克洛狄乌斯的骄傲寡妇追到了手。西塞罗觉得，这个家伙既好色又爱炫耀，跟克洛狄乌斯一样是害群之马。还有更可憎的一个幽灵，站在安东尼身旁。“我的命运怎么总是这样，”西塞罗沉思道，“在过去20年里，共和国的敌人也是我个人的敌人？”9无疑，喀提林的阴影无声地嘲笑着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公元前44年，西塞罗的自负甚至超过了他以前担任执政官的时期。谴责安东尼的时候，他是在向国家领袖宣战，而不是如喀提林那样，面对的是公开的叛乱者。但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安东尼是同喀提林一样的怪物，不把它的头砍下来，共和国不可能复原。西塞罗自封为法律的代言人，此时开始做打垮安东尼的准备工作。
与以前投身的许多次战役一样，伟大的演说家对安东尼的攻击激昂慷慨，冠冕堂皇。借着在元老院发表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演说，西塞罗试图让同胞们从绝望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唤起他们内心最深处的理想，唤醒他们对过去的回忆，指示他们未来的方向。“活着并非只是有呼吸。奴隶没有真正的生命。所有其他民族都可以忍受奴役状态，但我们的城市不行。”演讲歌颂了罗马人的自由，高度肯定了共和国历史上的英雄主义，表达了对荣光褪色的愤怒。“恢复自由是一项光荣的事业，为之献身胜过畏缩不前。”10
古代先贤不乏前例。西塞罗以生命作赌注，最终证明自己未偏离他毕生护卫的理想。然而，演讲涉及的还有其他一些古老传统。共和国公共生活中的党派斗争一向很激烈，政治辩论的特征是不留情面。在攻击安东尼时，西塞罗将讲演技巧发挥到了极致。激昂的战斗号令伴随着凶狠的人身攻击，贯穿全部演讲的还有一条线索，即对醉鬼安东尼的讽刺：呕吐物中有一堆堆的肉食，追求男孩子，调戏女人。恶毒、满怀仇恨、不公平——不过，公民的言论自由正是自由共和国的一个标志。西塞罗已压抑了太长时间。如今，在最后的挽歌中，他讲来全无顾忌；在生命最后一段旅程，他上升到了另一种境界。
正如大风中点火把需要引火物，西塞罗也需要一番幕后政治活动。那种活动早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要让恺撒派的军人反对彼此，反对安东尼，就像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对立的贵族们互相攻击一样。希尔提乌斯和潘萨早对安东尼起了疑心，但西塞罗不满足于只有两位执政官候选人，他还想召集更多的重要人物。几个月前，他曾慢待过屋大维，现在可没有人会这么做了。
对这位年轻的恺撒，众神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赞赏态度。屋大维首次进入罗马那天，天气晴朗，天空中没有云彩，但太阳周围出现了彩虹，仿佛是他的冠冕。三个月后，又发生了更惊人的现象。为纪念被谋杀的父亲，屋大维安排了一场表演，期间有彗星划过罗马上空。兴奋的观众欢呼起来，看作是恺撒灵魂的降临。私下里，屋大维把彗星当成自己前程的证明，但他对观众们的意见公开表示赞同。他应该如此。即使对恺撒的继承人而言，成为神的儿子也非常荣耀。“你，年轻人，你的一切都来自你的名字，”11安东尼讽刺道。如果说屋大维有些奇妙的好运气，他利用遗产的技巧也可圈可点，连讨好大众的老手安东尼都被比了下去。人们要求他交出恺撒的财产，支付已答应给民众的那部分。安东尼很不情愿。屋大维则抓住时机，冷静地拍卖了自己的一些房产，垫付了那部分钱。
他得到的回报是民心，不仅是城市的民众，也包括恺撒的老兵。他与安东尼竞争支持者，很快拥有了一支3000人的私家武装——当然，完全不合法。靠着这支武装，他占据了广场。虽然面对安东尼的一支更大的部队时，他不得不退下来，但屋大维仍是安东尼的眼中钉。
此时已到年底，安东尼的任期即将结束。为确保权力基础不失，执政官去了北方，渡过卢比孔河到了高卢。他宣布自己是行省总督。然而，曾参与谋杀恺撒的德西莫斯·布鲁图挡在他的前面，也声称拥有那个职位。他堵在摩德纳城（Modena），比比看谁熬得过冬天。安东尼则继续前进，将德西莫斯困在城里。内战再次爆发。在恺撒的两个前副手斗得难分难解时，恺撒的继承人躲在后面，成了一个动向不明的危险分子。他会投到哪一边？他的野心有多大？
屋大维说，他只向西塞罗吐露过心事。第一次会面后，他不停地讨好西塞罗。后者仍怀疑他的动机，痛苦地抵制着让他代表自己的诱惑。一方面，如他哀怨地向阿提库斯说的，“看看他的名字，他的年龄！”12这个年轻人请教个没完，称他为“父亲”，坚持说自己及其追随者拥护共和国。西塞罗能相信他吗？另一方面，西塞罗思索着糟透了的危机局面：还会变得更糟吗？到12月，北方战争的消息传来，西塞罗终于下定了决心。20日，他在坐得满满的元老院发表演讲，继续攻击执政官安东尼，要求给予屋大维——“是的，还是个年轻人，几乎是个孩子”13——为了虚伪的公共荣誉而招募一支私家军队的权利。可以理解，有些元老对这项提议表示惊讶，西塞罗则说共和国应该信任屋大维。“我可以担保，元老们！我发誓保证这一点！”西塞罗完全清楚，他保证得太多了。私下里，他并非不看好屋大维。这个年轻人多次坐在他的旁边，汲取他的智慧和共和国的古老理想。谁说得清他能走多远呢？不管西塞罗教得怎样，如果屋大维证明他是扶不上墙的烂泥，等时机成熟的时候，西塞罗有别的办法对付他。“应该吹捧这个年轻人，荣耀他，把他吹到天上去。”14换句话说，就像恺撒那样。
这正是评论西塞罗作风的轻率妙语，过去曾陷他于难堪的境地。这个笑话传遍了罗马，屋大维也听说了。对此，西塞罗只好尴尬地耸耸肩。无论如何，屋大维不过是他编织的联盟的一环，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环。公元前43年4月，罗马人的两位执政官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和维比乌斯·潘萨终于开始对付安东尼了。屋大维作为他们的副手，率着两个军团出发了。接连发生了两场战斗，安东尼被打败了，不得不退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胜利的消息传到期待着的罗马，似乎确证了西塞罗高风险、高赌注的政策。如过去担任执政官的岁月，西塞罗又被欢呼为国家的拯救者。安东尼被正式宣布为公敌。共和国似乎得救了。
然而，又有使者来到罗马，带来残酷的、令人痛苦的消息。两位执政官都死了，一个死于战场，一个因重伤不治而之。毫不奇怪，屋大维不愿与德西莫斯·布鲁图有任何联系。安东尼迷惑不解地逃走了。沿着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海岸，他进了恺撒前副手马尔库斯·雷必达的行省。这位“骑兵统率”有7个军团，兵强马壮。随着安东尼的接近，它们的动向变得举足轻重。在给元老院的信中，雷必达重申了他的忠诚，可他的军队全是恺撒的老兵，逼迫统率改变了决心。5月30日，在两支军队联欢数日后，安东尼和雷必达订立了协议，正式结为联盟。德西莫斯·布鲁图的人马比他们少得多，试图逃走，但被一位高卢酋长出卖后杀掉了。元老院的军队迅速烟消云散。几周前安东尼还在逃命，现在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如今，只有年轻的屋大维挡在他通向罗马的路上。
屋大维将何去何从？首都传播着各种流言，焦急地等待着。它不用等太久。7月底，屋大维的一个百人队长突然出现在元老院。在元老面前，他要求把空缺的执政官职位给他的将军。元老院拒绝了。百人队长将斗篷撩到一边，手按剑柄。“如果你们不让他做执政官，”他警告道，“那么，它会。”15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另一个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屋大维已有了8个军团，而且没有人对抗他。西塞罗的希望全破灭了，痛苦地和元老们一起迎接屋大维。他绝望地为屋大维准备了新的建议、新的计划。“然而屋大维没有理他，只是嘲弄地说，西塞罗是朋友中最后一个来欢迎他的。”16
西塞罗被允许——或者被命令——离开罗马，去了他最喜欢的乡间别墅。那里的建筑工程已经完成，主人毁灭了的政治生涯却无法修复。它完了，还有许多别的将同它一起完结。在绝望的沉默中，西塞罗看着他的门徒不断取得胜利。8月19日，不到20岁的屋大维正式当选为执政官。接着，在将杀害恺撒的人定名为叛徒后，他离开罗马往北方进发，迎向安东尼和雷必达南下的军队。现在，恺撒派领袖们是整个帝国西部的主人。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在麦迪纳（Medina）附近一条河流中的小岛上，安东尼和屋大维见了面，互相拥抱，互相亲吻脸颊。他们的军队分别列队在河的两岸。与雷必达一起，他们坐下来瓜分世界，宣告了共和国的死亡。
当然，他们用熟悉的、似是而非的字句掩盖真实意图。他们说那不是共和国的讣闻，而是共和国秩序的重建方案。事实上，他们正在对它执行死刑。作为小岛会议的结果，三人执政建立起来。与以前的庞培、恺撒、克拉苏不同，它不是那种松散和不稳定的联盟。这一次的三人执政是正式建立起来的，将拥有强大的权力。在五年的时间里，三人享有整个帝国的总督权力，可以按他们的心意通过或否决法律，无须咨询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军事法律将适用于神圣的罗马。这实际终结了罗马人400多年的自由权利。
共和国之死将用鲜血来确认。三巨头同盟不认同死去的领袖的仁慈政策，追溯到更早的一位独裁官那里寻求灵感。宣告公敌的做法恢复了。在罗马，这一点早有冷酷的、无可置疑的征兆：狗像狼一样嚎叫；狼从广场跑过；天空发出巨大的叫喊声，还伴随着武器碰撞声和马蹄声。三巨头同盟进城的几天内，公敌名单上的人数不断攀升。关于要把谁列入名单，三人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他们要支付超过60个军团的军饷，急需钱，这是影响决定的最主要因素。和苏拉时期一样，财富结出了死亡之果。一些流亡在外的人也进了名单，比如在阳光下享受着不义之财的瓦莱斯也被杀了，据说是因为他的“科林斯青铜器”。17一些人因为派别原因被杀，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新政权的反对者。还有一些成了个人恩怨的牺牲品。最显无情的是，为证明对三人执政的忠诚，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每人抛弃了一个他们本来会救的人。于是，安东尼同意将他的叔叔列上，雷必达牺牲了一个兄弟。屋大维写的是他曾称为“父亲”的那个人。
虽然如此，西塞罗仍有机会逃脱。他比那些追求赏金的人先得到公敌宣告的消息。与往常一样，他吓得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没有出海去找布鲁图和卡修斯——他们在东方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相反，他手忙脚乱地从一个别墅逃到另一个别墅，就像他以前流亡时那样。加图曾对他说，噩梦比死亡更糟。最终被发现后，西塞罗从轿子中伸出头来，迎向刀剑。这是角斗士的动作，西塞罗一直很钦佩他们。在所有重大的、危急的政治斗争中失利后，西塞罗坚定地接受了他的命运。他像他希望的那样英勇死去了：作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烈士。
他的敌人们也知道。那些追求赏金的人砍下了他的头和手，送到了罗马。富尔维娅——克洛迪乌斯的寡妇，现在是安东尼的妻子——急急忙忙地跑出来，心满意足地看着它们。她拿起那可怖的战利品，对着西塞罗的头吐痰，猛扯他的舌头，用发簪在上面刺。祸害够以后，她才允许拿到广场展示。曾写过伟大的反安东尼演讲词的手也被钉在柱子上。他的舌头受过针刺，如今沉默了；但在罗马人的眼里，它依然雄辩滔滔。西塞罗曾是共和国无与伦比的政治演说家。而现在，演讲和自由政治的时代结束了。
胜者全得
三人执政建立一年后，在马其顿腓利比（Philippi）郊外，自由共和国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一支恺撒派军队已经困在巴尔干一处平原上，粮草短缺，但它成功地引诱敌人进行了决战。布鲁图和卡修斯祭出东方军团，控制了海洋，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如庞培在法萨卢斯一样，他们完全可以跟敌人耗下去。然而，他们选择了战斗。在罗马史上两场规模空前的战役中，卡修斯和布鲁图先后倒在自己的剑下。死于屠杀的还有另外一些著名人物：一个卢库勒斯，一个霍腾修斯，一个加图。最后这位丢掉头盔，冲入恺撒派军中，显然想效法他的父亲，宁死不受奴役。他的姐姐也一样。在罗马，高贵的鲍西娅等待着腓利比的消息。听说弟弟和丈夫布鲁图都死了，她挣脱怕她做傻事的朋友们，冲向火盆，吞下了燃烧着的煤块。虽然是女人，鲍西娅骨子里也是罗马人。
在一个没了自由的国家，这有什么意义呢？旧日的定义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并不表示自由高于一切，高于生命。尽管死得很有英雄气概，但没有多少人效仿鲍西娅。如今，腓利比尘埃已定，最执着于共和国理想的那些人都死了。他们中出自贵族家庭的比例极高。这些人的死造成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古老家族的后代身上凝聚着城市的历史。一幢豪宅的毁灭总是被公众视为可哀痛的事。整整一代贵族灰飞烟灭，无论死在追求赏金的人之手，还是在马其顿的尘土和苍蝇中，对共和国都是生死攸关的大灾难。罗马失去的不只是四溅的鲜血，不仅是一条条生命。
胜利的三巨头同盟中，安东尼有着最鲜明的感受。在他成长的年代，自由仍有实质而非仅是口号。如今，它的死亡令他悲痛。在腓利比的战场上，他找到布鲁图的尸体，恭敬地用斗篷包裹起来火化，将骨灰送给塞维利娅。他的权位已经巩固，不必再用血腥之事玷污它。作为三巨头同盟的一员，他没有回悲声一片的意大利，而是留在东方，扮起伟人庞培的角色。随着从希腊向亚洲的不断推进，很明显，他的乐趣所在与传统的共和国总督们没什么两样：狠狠地盘剥希腊人，同时表现得像是个希腊文化的爱慕者；扶植地方王公；与帕提亚人作战。这些熟悉的做法令顽固的共和主义者颇感安慰。布鲁图部队的残余分子退求其次，转向了安东尼。渐渐地，合法的事业在东方失去了人力基础。
如果说自由的共和国还有恢复的希望，那只能是在罗马。然而，罗马掌握在看来是它最凶恶的敌人手中。冷酷的屋大维心里想着复仇，被腓利比的战败者痛斥为自由的谋杀者。战场上，这些用锁链串在一起的共和主义俘虏走过征服者，热情地向安东尼致敬，对年轻的恺撒却只有诅咒和嘲笑。腓利比后的几年里，屋大维的名声也没好到哪里去。雷必达被两位同事发配到了非洲。安东尼在东方作威作福。于是，最易招人记恨的任务落到最年轻的三巨头同盟成员头上：为归来的老兵寻找土地。30万经过战争洗礼的士兵等待安置，屋大维拖延不起。在高效率地实施安置计划的过程中，他无法避免社会革命给乡村带来的苦难。尊重私有财产一直是共和国的基石之一。如今，随着共和国的倾覆，委员会（commissar）可以随意抵押它们。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得不到一点儿补偿。他们或是进了奴隶的工棚，或是做了盗匪。像在斯巴达克时代一样，意大利成了强盗的世界。武装匪徒肆意横行，甚至敢于抢劫城镇。痛苦与绝望四处蔓延。乡村陷入无政府状态，农业歉收，罗马人开始挨饿。
饥荒由于另一种熟悉的灾祸而更显严重。20年前，庞培荡平了海盗。如今，他们又回来了，首领是庞培的儿子。在西班牙，塞克斯图斯逃脱了恺撒的报复，乘乱占据了西西里，拥有250艘舰船。随着对航线攻击的加剧，他扼住了罗马的咽喉。公民们因饥饿而日渐消瘦，城市的“皮”也被一层层剥下。商店都用木板封死了，神庙遭抢，大会堂的金子被洗劫一空。眼目所见，一切繁华的景象都让位给战争的需要。甚至在美丽的拜厄，屋大维的工匠们也举起了锤子。在不远处的卢克林湖，原来养殖牡蛎的地方建起了海军船坞，称得上时代变迁的见证。历史消退了；沿着一条熟悉的线索，英雄史诗成了一场拙劣的模仿剧。又一次，一个庞培在同一个恺撒作战。比起巨人般的父亲来，他们倒像是龌龊的贼。一个是海盗，一个是强盗，的确适合扮演抢劫失去自由的城市的将军。
不过，虽然塞克斯图斯给国家带来了苦难，是个不容忽视的危险分子，但他还不是恺撒派最致命的威胁。更大的危险存在于三巨头同盟自身，其后果将震动整个罗马世界：正如前三巨头同盟最终相互撕咬至死，后三巨头同盟看起来也要步其后尘了。公元前41年，屋大维刚从腓利比回来没几个月，就差点儿发生这种事。安东尼还在东方时，好斗的妻子富尔维娅在意大利挑起一场叛乱。屋大维残酷地迅速应对，勉强将它镇压下去。说到报复富尔维娅本人，屋大维只限于就她慕男狂的话题做些笔墨文章。他在意大利的地位尚不稳固，不敢激怒安东尼。富尔维娅获准去东方找她丈夫了。
巧合的是，她在见到丈夫前死了。公元前40年9月，在紧张的停战气氛中，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代表在布林迪西见了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人间的协议重获认定。为巩固他们的约定，屋大维将他深爱的姐姐屋大维娅嫁给了那个鳏夫。两人瓜分了帝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明确。只有塞克斯图斯和雷必达还是障碍，但他们将很快被从游戏场清除。
公元前36年9月，屋大维最终消灭了塞克斯图斯的舰队。后者逃往东方，被安东尼的人处死了。与此同时，雷必达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被撇在一边的不满，屋大维则问也不问安东尼，正式剥夺了他三巨头同盟成员的资格。年轻的恺撒比他的养父更牢固地掌握了罗马，不在乎安东尼必然会抗议。虽然才27岁，他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不仅是罗马，不仅是意大利，半个世界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但他和安东尼的统治仍是独裁式的。在期满之后，三巨头协议立即于公元前37年被续签，除了给罗马人带来了一些苦难外，它没有什么先例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以前，共和国只在其他民族那里认识到那种无助感。如今，它自己就很绝望。早在公元前44年，恺撒刚刚遇刺，他的一个朋友便警告说，共和国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样的天才都没有办法，别的人又能做什么？”18罗马人遭受着野蛮的蹂躏，不知何处是尽头。传统原则一去不返，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们呢？
共和国公民是如此绝望和没有方向感，难怪他们会产生一些奇异的幻想：
西比尔的诗歌预言过王的时代，
现在，它来了。
时间孕育的伟大循环又开始了。
圣洁的正义和黄金时代回来了，
上天送来了他的长子。
这个男孩出生了，黑铁一代将过去，
黄金一代将布满世界。19
这些诗行写于公元前40年，正是意大利的苦难时期。作者是P.维吉利乌斯·马洛（P.VergiliusMaro）——维吉尔——来自肥沃的波河（RiverPo）盆地，那儿的土地委员会活动极为猖獗。维吉尔的其他一些诗歌描绘了失地农民的痛苦。在对乌托邦景象的憧憬中，人们体会到深深的无奈。席卷罗马人的灾难如此深重，他们还能以什么聊以蔚藉呢？先知渴望在希腊人和犹太人中早已有之，如今在罗马人中也产生了。“西比尔的诗歌”：这不是藏在卡匹托尔山上的那些书中的诗句。它们不包括如何平息神愤的建议，不包括恢复共和国和平的计划。它们只是一些梦想，再没有别的了。
对独裁者而言，梦想也有它们的用途。不管维吉尔诗歌中来自上天的弥赛亚婴儿是谁，在现实中，救世主只有两个候选人——两人中，不是屋大维，倒是安东尼给人们更多有关传统的联想。东方因罗马内战而流尽了鲜血，对一个新时代的渴望甚至超过了意大利。在希腊人、埃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中，幻象和启示依然贯穿他们的想象。米特拉达特斯是个先例，展示了一个军事强人能如何利用人们的希望。从前，只有罗马的敌人这么做过。将自己扮成东方预言中的救世主？在共和国的公民看来，没有比这更可怕的罪行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有总督到东方去，听着自己被欢呼为神，模仿亚历山大，送出一顶顶王冠。他们总是担心会沉溺于此，不知它把人引向何方。元老院不允许他们堕落，罗马人民也不允许。但现在共和国已死，安东尼是三巨头之一，不必对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负责。最终，诱惑来自一个伟大、迷人的女王。
克娄巴特拉曾藏在一卷地毯中，迷住了恺撒。对安东尼，她一开始就用夸张的景观讨好他。女王很了解他，知道他爱出风头，知道他的嗜好，知道他曾装扮酒神狄俄尼索斯。如何讨取他的欢心，女王已有所打算。公元前41年，安东尼在东方不断获得进展，克娄巴特拉离开埃及去见他。她的船桨是用银子打造的，船楼包裹着金子，她的随从穿得像丘比特，侍女像海中仙女（seanymph），她自己则打扮成爱情女神阿弗洛狄忒（Aphrodite）。虽然是安东尼不知羞耻地传唤她来的，但在惊骇的当地人的注视下，她进了他的官邸，很快掌握了局势。当然，她没那么愚蠢，不会一直停留在世人瞩目的焦点，她让安东尼充分地表现自己。“人们到处在说，为了亚洲的利益，阿弗洛狄忒和狄俄尼索斯一起欢宴。”20没有什么比这个角色更能满足安东尼的想象了，他也找不到更好的床上伴侣了。正如人们所预想的，克娄巴特拉成了他的情人，两人快乐地在亚历山大里亚度过了冬天。罗马的主妇非常信任埃及的避孕术，但同世界领袖睡在床上时，克娄巴特拉没工夫摆弄那些鳄鱼卵做的子宫帽。如恺撒一样，安东尼也让她怀了孕。她为恺撒生了一个儿子，跟安东尼她干得更好。阿弗洛狄忒为狄俄尼索斯生了双胞胎。
在父亲看来，这里有一种危险的诱惑在萌发：王系传承是最致命的终极忌讳。难怪安东尼转身离去。与他痴迷于克娄巴特拉的传闻不符，安东尼整整四年没见情人。美丽、聪慧、忠贞的屋大维娅足以补偿他。住在雅典时，安东尼经常和聪明的新娘一起参加讲座，扮演着模范丈夫。然而，即使有屋大维娅相伴，他也忘不了克娄巴特拉为他打开的窗口。可怕的故事流传着：安东尼在狄俄尼索斯的神庙里狂欢，披着漂亮的豹皮，打扮得像神一样；在去帕台农神庙的游行队伍中，他在前面引领举着火把的人群；喝醉后他纠缠雅典娜女神，说要跟她结婚。太不像罗马人的做派了。或许在不断的重复中，传言有夸大之处。但在雅典，或在安东尼的其他臣民中，这些算不上什么丑闻。恰恰相反，东方人相信统治者就是神。
到了公元前36年，安东尼和屋大维担任着罗马世界的两位主人，彼此相安无事。但是，权力基础的不同传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他们的统治。两人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塑造权力的合法性，而不仅仅依靠武力。在这方面，屋大维有一个重要的优势。两人都是罗马人，但他拥有罗马。击败塞克斯图斯后，屋大维回到首都，人们第一次热诚地欢迎他。虽然失去了自由，公民们仍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如今，为感谢屋大维带来了和平，他们授予征服者一项神圣特权——保民官的不可侵犯性，用这种古老权利向他表示敬意。只有恢复了共和国，这项特权才有意义。屋大维接受了，成为他愿参与这一事业的标志。当然，它什么也不能保证，罗马人也不再相信种种花言巧语。可是，随着塞克斯图斯舰队的覆灭，雷必达可耻地遭到流放，屋大维可以着手推进和平进程了。税收取消了，粮食供应恢复了，向农村派去了官员，以重建那里的秩序。内战时期的有关文件被大张旗鼓地销毁了。年度行政官也重新承担起他们的责任。过去的种种做法似乎都将再现于未来。
当然，不会在所有的方面。屋大维不会放弃三人执政的权力，安东尼也一样。由于远离罗马，恢复共和国的压力不是那么大，安东尼的野心沿着另一条路径发展。自亚历山大以来的近300年里，世界帝国的梦想先是纠缠着希腊人，后来共和国也加入了。另一方面，对它的怀疑从未平息过，甚至像庞培、恺撒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安东尼自不例外——他挣脱了一个马其顿女王，成为一位端庄的罗马妇女的丈夫。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安东尼在东方享受着从不曾有公民拥有过的大权，越来越怀念女王的魅力。最终，他的自尊自大膨胀开来，再无力抵制那种诱惑。屋大维娅尽管对丈夫十分忠诚，仍被送回了罗马。与此同时，阿弗洛狄忒再度受到新狄俄尼索斯的召唤。
这一次，安东尼没了回头路。丑闻在罗马引起轩然大波。自插足东方事务以来，共和国最史上最引起道德恐慌的事便是公民被东方人同化。如果有关报告可信的话，安东尼已经变得太像东方人了，令人惊恐的做法几乎没有下限。他使用金质夜壶，在蚊帐中游行，甚至还按摩情人的脚！罗马的每一个政治家对这些报告都很熟悉。太奢侈了！太衰弱了！太奴性了！安东尼坦率得叫人吃惊，对人们的反应不屑一顾。“我跟女王睡觉怎么了？”他对屋大维抱怨道，“我在哪里勃起关他们屁事？”21
然而，安东尼并不真诚，他触怒公民的不仅仅是关于性的问题。不是说它们无关紧要，虽然诽谤克娄巴特拉是妓女只是罗马人厌女症的体现。她的敌人有理由害怕她，不相信她的诱惑力。如那些残忍的家伙所宣称的，问题不在于她身体的吸引力，她有更邪恶、更危险的“媚力”。当克娄巴特拉对安东尼耳语时，她的甜言蜜语传递的不是肉欲，而是神和世界帝国的许诺。
安东尼为这些梦想所迷惑，开始涉足连恺撒都畏惧的领域。他曾抵制过建立王朝的野心，如今则大肆夸耀起来。他承认了克娄巴特拉替他生的孩子，夸张地给了两个孩子具有挑衅性的称号：亚历山大·赫利俄斯（AlexanderHelios），“太阳”，以及克娄巴特拉·塞勒涅（CleopatraSelene），“月亮”。这是些有着王朝意味的僭号，如果说亚历山大里亚还能接受的话，罗马人则异常愤怒。安东尼在乎吗？看着他陶醉在奴性的希腊人和东方人的欢呼声中，他的同胞公民们疑惑地皱着眉头。就在人们觉得安东尼不可能走得更远的时候，他和克娄巴特拉的惊人表演拉开了帷幕。
公元前34年，亚历山大里亚的民众受到邀请，观看眩目的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典礼。罗马三巨头之一，新狄俄尼索斯安东尼主持庆典。他的身边站着克娄巴特拉，马其顿人的女王和埃及人的法老。她穿着光彩夺目的长衣，像天空的主人伊希斯神一样。在他们的面前，克娄巴特拉分别同恺撒和安东尼生的孩子一字排开，都穿着奇丽的民族服装。在亚历山大里亚居民看来，这些王子和公主如救世主般，象征着宇宙的和谐。长久的期盼就要变成现实。小亚历山大打扮得像波斯人的王中之王，帕提亚及其以远的土地许给了他。许给别的孩子的要谦虚一点儿，尚在安东尼的控制范围之内。虽然其中一些属于共和国的行省，属于罗马人，但这一事实似乎无碍于安东尼的慷慨。某种意义上，原因可能在于安东尼根本就不是个大方的人。他并非真的想把罗马行省的管理权交给孩子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典礼对他而言只是一场表演，没有更多的意义。对别人则不同。在整个东方，他发行的银币在人们的钱袋里叮当作响，透露出他想传达的信息。他的头像在一边，克娄巴特拉在另一边：一个是罗马人，一个是希腊人；一个是三巨头同盟之一，一个是女王。新的时代悄然降临，罗马人的统治融入了西比尔的预言：在世界皇帝和女皇的主持下，东方与西方神奇地结合起来，一切差别都消失了。
当然，亚历山大里亚的美味在共和国看来是毒药。罗马仍住着许多安东尼的朋友，他们感到极度震惊。安东尼意识到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遇到了大麻烦，赶快给元老院写了封信。以冠冕堂皇但含糊其辞的方式，他提出愿意放弃三巨头同盟的权力，恢复共和国。太晚了，有人已经盗去了共和主义的旗帜。东方梦过多地占据了他的心思。如今，安东尼定定神，看到罗马出现了令他窘迫的景象。恺撒的继承人，那个冒险家和恐怖分子，大张旗鼓地把自己打扮成了共和国的英雄，传统和人民古老自由的保护者。不仅是打扮，他还有招有势地表演起来。
的确，没有人真的相信小恺撒是共和主义者，他的面具也不时地滑落下来。公元前32年，为吓唬都是安东尼支持者的两位执政官，屋大维带着卫兵进了元老院，让他们示威性地站到执政官的旁边。力量的炫耀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屋大维政权的反对者逃之夭夭。两位执政官去东方找安东尼了，在有300人的元老中，1/3的元老跟着他们。虽然有许多元老是安东尼的人，但也有一些是为了更原则性的理由出走的。他们拒绝接受一位恺撒做共和国的保护者，比如说，离开的执政官有一个是多米提乌斯·阿诺巴布斯（DomitiusAhenobarbus），尤利乌斯·恺撒的老对头的儿子。不可避免地，安东尼的阵营里还有加图的孙子。
他们竟然愿意当一位女王的廷臣！屋大维对他们的选择嗤之以鼻。事实上，只要有机会，多米提乌斯总不忘表现对克娄巴特拉的轻蔑，不断要求安东尼打发她回埃及。另一方面，屋大维一向擅长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拳。公元前32年夏，根据一个告密者提供的线索，他无视神圣的传统，带人闯入安东尼存放遗嘱的维斯塔神庙，从维斯塔贞女手中抢走了文件。屋大维急切地浏览一番，果然发现了期待看到的惊人内容。他板着脸向元老院公布了遗嘱：承认恺撒里昂是婚生的；克娄巴特拉的孩子们获赠大量遗产；安东尼死后将葬在克娄巴特拉身边。这太令人吃惊了，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即便有许多屋大维宣传的因素，它也不全是编造。公元前32年，安东尼抛弃了屋大维娅，正式确定了与克娄巴特拉的关系。在绝大多数罗马人看来，这是对共和国核心原则与价值的背叛。共和国虽已死去，这些价值依然为罗马人所珍爱，违背者依然为罗马人深切痛恨，甚至被认为不配做一名公民。那是罗马人最恐惧的事。这个民族已不再自由，因此，他们很高兴有机会嘲弄安东尼不像个男人，成了一个外国女王的奴隶。最后一次，罗马人同心协力准备战争，想象着共和国与他们的美德还没有完全毁灭。
许多年以后，屋大维吹嘘道，“整个意大利自发地向我表忠心，要求我率领他们投入战争。高卢、西班牙、非洲、西西里、撒丁（Sardinia）等行省同样表示跟我在一起。”22半个世界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公民投票，刻意地做了一次胜过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普世主义展示，其依据不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罗马共和国自身的传统。此时的屋大维是不容置疑的独裁者，又是他的城市最古老理念的代表。他以双重身份投身战场，并证明二者的结合所向披靡。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两支罗马军队第三次在巴尔干迎头相向，而恺撒又一次胜利了。公元前31年的整个夏天，安东尼被封锁在希腊东海岸，一系列战斗消耗着他的舰队，军队又受到疾病的折磨。甚至连多米提乌斯也失去了斗志，成了逃兵。最后，在失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时，安东尼决定孤注一掷。9月2日，他命令舰队强行突破，经亚克兴角（CapeofActium）进入外海。在碧蓝的海湾中，两支庞大的舰队都没有什么动作，面对面对峙很长时间。下午，克娄巴特拉的海军突然行动起来，猛地在屋大维的舰队中冲出一道缝隙，脱离了战场。安东尼放弃巨大的旗舰，换了一条较快的船，跟着冲了出去。他舰队的大部分留在了后面，军队也一样。他们很快投降了。这场短暂而丢脸的战斗后，安东尼和新伊希斯神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以后的几天里，海浪不断地把金色和紫色的服饰冲到岸边。
一年后，屋大维做好了最后一击的准备。7月30日，他的军团逼近了亚历山大里亚。第二天晚上，夜色渐渐加深的时候，城中出现了游行队伍，看不见的音乐家们发出响彻云霄的喧闹声。“人们想着这奇怪的事，意识到狄俄尼索斯抛弃了他最喜欢的人，抛弃了经常模仿他的安东尼。”23第二天，亚历山大里亚陷落了。安东尼拙劣地重复了加图的自杀方式，死在情人怀里。克娄巴特拉了解到屋大维的计划，后者准备给她锁上镣铐，在凯旋式上示众。9天后，她追着安东尼去了。与法老的身份相称，她让眼镜蛇咬死了自己。埃及人认为，这种蛇毒能使人不朽。对欲想成为世界皇帝和女皇的人来说，它算得上是一种多元文化的结束方式。
克娄巴特拉因她带给罗马的恐惧而带来自己王朝的终结。她与尤利乌斯·恺撒生的恺撒里昂被悄悄处死了，托勒密家族被正式废黜。在整个埃及的神庙中，工匠们忙着雕刻新国王屋大维的肖象。此后，这个国家不再是独立王国，甚至也不是罗马人的行省，它成了一块私人领地——尽管新法老喜欢别的说法。后来，屋大维这样吹嘘他的仁慈：“如果外国人不惹麻烦，我乐意保全而不是消灭他们。”24自迦太基以来，亚历山大里亚是罗马将军攻下的最大城市。它的命运不同于前者。屋大维一心一意追寻着权力，既冷酷无情又玩世不恭。亚历山大里亚太富庶，是一棵令人舍不得毁灭的摇钱树。城市里，甚至连克娄巴特拉的塑像都保存下来了。
当然，这种仁慈是胜利者的特权，是他伟业与权力的证明。屋大维再没有对手，整个世界落入他的手中，杀戮和野蛮行径已不适合他的目标。“我不认为它是仁慈，”差不多一个世纪后，塞涅卡（Seneca）写道：“那不过是残忍的力量耗尽了。”25但是，即使屋大维筋疲力竭了，他也不会表现出来。参观亚历山大的坟墓时，他不小心敲掉了尸体的鼻子。以类似的方式，他“敲掉”了征服者的名声。屋大维信誓旦旦地说，最重大的挑战不是赢取一个帝国，而是管理它。这番话的权威性在于，那正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挑战。饶恕而不再屠杀；保持和平而不再战斗；恢复而不再破坏。
无论如何，起航回家的时候，屋大维乐于这样断言。
共和国恢复
公元前27年1月15日，人们在元老院急切地期盼着什么，三三两两地交头接耳。看来，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声明将要发布。种种迹象早有所显露；元老院的一些领袖人物不仅听到了风声，而且知道该如何反应。在等待执政官发表演讲的时候，他们预想着如何使自己显得很吃惊，怎样做出合适的回答。
元老院的嘈杂声突然降了下来。35岁的执政官轻轻站了起来。国家的拯救者、小恺撒示意大家不要讲话。他如往常一样镇定，语气冷淡，每一句话都意味深长。他宣布，内战结束了，给予他的特权尽管得到了一致赞同，但仍是不合宪法的，没有必要继续保留。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共和国已被解救。度过历史上最恶劣、最危险的危机之后，权力应该交回适合保有它的地方：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他坐下来后，不安的声音渐渐增大。元老院的领袖们开始抗议。没有恺撒的努力，罗马人就完了，为什么现在要放弃他们？是的，他宣布要恢复宪法，元老院很高兴。然而，为什么共和国的传统重获生机，恺撒就不能再担任国家的保护人？难道他想让人民永远深陷无政府和内战状态？没有他，这些就是罗马人逃不掉的命运！
为使共和国免受灾难，听听另一个建议好吗？恺撒已经宣布，他的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行为和荣誉都是错误的；很好，那么像对待以前的执政官一样，给他一个行省好了——它应该包括西班牙、高卢、叙利亚、塞浦路斯和埃及——就一个行省，不能再少了——掌握20来个军团。时间定为10年吧，也不算太长；恺撒的父亲，伟大的尤利乌斯不就担任了10年的高卢总督吗?并非没有先例。这样的话，共和国将会繁荣兴旺，恺撒也兑现了他对罗马的责任，都是让众神满意的事。元老院响起一片附和的声音。
连这样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屋大维成什么了？既然共和国需要，那么，作为公民的义务，他宣布，他将承担起他的责任。元老院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恺撒如此高风亮节，配得上特殊的奖赏。人们一致投票赞同，在他房前门柱上缠绕月桂枝，门上镶嵌公民冠。元老院将放置一个金质盾牌，上面列明他勇敢、仁慈、公正、有责任感的品质，全是罗马人珍重的美德。还有最后一项荣誉，新颖而超凡脱俗，但很适合他。人们同意，恺撒今后将被称为“奥古斯都（Augustus）”。
对生来叫盖乌斯·屋大维的这个人来说，它胜过了以前种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号，象征他一生事业的顶峰。19岁时，他成了恺撒；两年后，他看上了养父的正式神号，叫自己迪维·弗利维（DiviFilius），意为“神之子”。尽管特别，但看来神是赞同的，因为神之子恺撒不断取得更大的成就。如今，作为“奥古斯都”，他与芸芸众生进一步区别开来。有了这个称号，他就像升入了云端，可以藐视一切世俗权力。“这表明他不仅仅是个凡人。只有最神圣的、最荣耀的事物才能被称作‘庄严的（august）’”。26
包括罗马城本身。所有公民都非常熟悉一个说法：这个城市是“凭着庄严的预兆建立的。”27由于屋大维变成了奥古斯都，他就把这个说法据为己有了。重建罗马是他一生的使命；每一次公民们提到他的名字时，他们便想到了那个说法。这种讨巧的下意识关联是经过仔细盘算的。屋大维曾考虑过另一个更显而易见的名字“罗慕路斯”，后来又放弃了。罗马的创建者是一位国王，杀过自己的弟弟。两样都不是什么好事。屋大维的权威已经无可争议，那些能让人联想到获得过程的记忆还是统统压制下去为好。10年前，恭顺的元老院为他打造过80尊银质塑像，现在已全部销毁了。有关他生平的正式纪念物中，从腓利比到亚克兴角的一段是空白。当然，最突出的是“屋大维”这个名字被埋葬了。奥古斯都·恺撒完全了解改头换面的重要性。
因为他了解罗马人。奥古斯都与他们共同拥有最深沉的梦想和愿望，这一点使他赢得了世界。作为共和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强人，他以病理学家般的犀利眼光看出，恶意的毁谤败坏了城市的高贵理念。对此，他从未错过利用的机会。“永远勇敢作战，行事永远比别人高尚。”波西德尼乌斯引用权威的荷马警句，曾如此教导庞培。然而，英雄时代过去了，勇敢作战、行事比别人高尚的愿望也消失在罗马的废墟中。赌注已变得太高，野心家掌握的资源太多，他们使用的方法太可怕、太有破坏性，结果将共和国及其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传统体制消亡了，公民们不再有共同的前提假设和边界限制，罗马成了追求赏金者毫无顾忌的秀场，只有那些最残酷毒辣的家伙才能胜出。屋大维19岁就进了秀场；从一开始，他的目标就是控制整个国家。如今，这个目标实现了，对手们或已死去，或已被驯服，人民则疲惫不堪，无力挑战他的权威。奥古斯都面临着重大抉择。他可以继续践踏城市的传统，以军事强人的剑为后盾行使权力，像他的父亲和安东尼那样的“神”一样；他也可以扮成传统的继承者。通过变成“奥古斯都”，他表明了自己的选择。他将与元老院合作而不是对抗。他将拿古训教导同胞：野心如果不是用作追求普遍利益的工具，那就是犯罪。作为“罗慕路斯的人民最好的保护者”，28他将恢复公民权利的理念，使人们再不过分地追求荣誉，从而不再被贬入奴役状态，不再遭受内战的荼毒。
这体现出一种强力秩序的惺惺作态，不过，罗慕路斯的人民已经无力计较了。现在，公民们相信他们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
匆匆流逝的时间像吸血蚂蝗一样，
有什么不曾被它败坏呢？
我们的父辈过得比他们的父辈差，
我们过得比我们的父辈差——不久，
我们也会有孩子，他们的生活将更加恶化。29
这种悲观主义远不是厌战情绪所能解释的。过去，他们确切地知道做一名罗马人意味着什么。如今，曾经确定的东西动摇了，惶惑不安的人民渴望着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尊严，对荣誉的热情追求，对军事的热切爱好。自治权欺骗了他们。共和国不仅丧失了自由，还丧失了它的灵魂——或者说，罗马人害怕这样。
这是一项挑战，同时也意味着机遇，因为奥古斯都鼓励他们争取其对立面的实现。这一点做到后，他的政权基础也就巩固了。如果一位公民不仅给同胞们带来和平，还恢复了他们的习俗，他们的过去与自豪感就真是“庄严的”了。但是，他不可能仅靠立法完成这些，“若没有传统激励他们，法律有什么用呢？”30只有法令不足以复活共和国。罗马人民必须配合奥古斯都的努力，必须证明他们的决心，从而奠定这项政策真诚而伟大的根基。新的时代将成为罗马人面前的道德任务，如他们在走向辉煌的历程中经常面对的那样。奥古斯都曾说过，他只要他的成就与声望配得上的权威。如今，他号召同胞们和他一起投身恢复共和国的伟业。简单地说，他鼓励他们重新成为公民。
和传统做法一样，这项计划要靠战败者的钱来支持，奥古斯都的梦想建立在克娄巴特拉的废墟上。公元前29年，屋大维从东方回到罗马，带来了托勒密家族的巨额财富。这笔钱立刻派上了用场。在意大利，在各行省，他买下了大片地产，从而不必再重复他年轻时犯下的罪行，用没收的土地安置老兵。那种做法造成了极大的苦难和不安，沉重地摧残了罗马人的自我形象。奥古斯都用天文数字般的花费补偿了以前做的恶。“保证每位公民的财产权”成了新政权的一个口号，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无论从道德上、社会上还是经济上看，罗马人都认为保障财产权是好的。对那些获得财产退赔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新黄金时代的开始：“田地重新被耕种，人们尊重神圣的传统，免受焦虑的煎熬。”31
喜欢这个黄金时代的人也要承担义务。不同于西比尔描述过的乌托邦，新时代并非不需劳作，没有危险。伊甸园并不存在，新时代要培育吃苦耐劳的公民。花了那么多托勒密的财富，奥古斯都当然不想同胞们像女人气的东方人那样吃饱等饿。怀着所有罗马改革者都有的古老梦想，他期望复活古代农人的粗犷美德，为共和国找回根基。这正是罗马神话的一部分，深深打动了他们：既是对美好过去思乡般的怀恋，同时造就勇毅坚定的精神，造就一代刚强的罗马人，依靠他们把共和国的原则传播到天涯海角。“严峻的贫困状态和艰苦的劳作可以征服一切。”32屋大维在东方击败克娄巴特拉、结束内战的时候，维吉尔如此写道。再没有对懒惰无为的伊甸园的幻想，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野心，更大的挑战。罗马人认为值得为此奋斗。在共和国，荣誉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通向一个无限目标的途径。对公民是这样，对罗马也同样如此。它的存在就是一场斗争，就是抗拒灾难的发生。在经历了内战的一代人看来，这是历史给他们的安慰。大乱之后是大治。混乱年代过去了，文明秩序该回来了。
无论如何，恺撒·奥古斯都不正是一个流亡者的后代吗？很久以前，还没有罗马城的时候，埃涅阿斯（Aeneas）王子逃离了战火纷飞的特洛伊。他是维纳斯的孙子，朱利安家族的祖先。带着一支小小的舰队，他来到意大利，朱庇特神许诺他在这里开创新生活。从埃涅阿斯和他带来的特洛伊人开始，罗马人逐渐繁衍壮大。他们灵魂中依然保有某些流浪者的精神，永不满足于已经有的，总是尽力争取更多。这是共和国公民的命运。由此，奥古斯都和他的使命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历史光泽。
罗马人的开端暗含着他们的结束。公元前29年，屋大维从东方回来，着手推动他的复兴计划。同一年，以埃涅阿斯为主题，维吉尔写了一首诗。它将成为罗马人的伟大史诗，往上追溯至最早的根，向下写到最近的历史。现在与过去难分难解，后世的大人物顽固地纠缠对特洛伊英雄的想象：恺撒·奥古斯都当然是“神的儿子，复活了过去的黄金时代”，33其他人也各有其位：喀提林“在复仇之神前颤抖着”，加图“把公正带给法律”。34埃涅阿斯在非洲海岸遭遇船难后，无视神赋予他对罗马的责任，与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嬉闹荒唐。读者则不禁联想起发生在特洛伊人后代身上的事：尤利乌斯·恺撒和安东尼；迦太基渐渐淡出，亚历山大里亚取而代之；狄多被另一个要命的女王克娄巴特拉取代。这个去了那个又来，相互重叠着又再分开。最终，埃涅阿斯乘船进了台伯河，在岸边的田野上放牧起牛群。一千年后，那儿成了奥古斯都的罗马广场。
尽管发生过这么多次内战，罗马人骨子里仍是保守的，想到过去还在影响着现实，他们振奋不已。然而，凭着自己的卓越成就，奥古斯都不但改变了现在，还把光辉投射到过去。他声称将为罗马人找回失去的道德优越感，激荡着他们最深沉的愿望，激发着一位维吉尔的想象力。罗马的景观再次变得神圣起来，再次成为受到神话鼓舞的地方。另一方面，它们也服务于一些更实际的目标。比如说，它们鼓励老兵待在土地上，不再一次次聚集到罗马来，让他们安于自己的命运，任刀剑在牲口棚里落满灰尘。在广袤的乡村，大规模的农场也留存下来。成群的奴隶在那里劳作，为另一种梦想提供了基础。
什么是幸福？——别像古人那样忙碌，
用你的牛群耕种古老的土地，
不要透支你的精力，
没有听到凄厉的军号声气血翻涌的士兵，
不用面对咆哮的大海瑟瑟发抖。35
这是维吉尔的朋友贺拉斯（Horace）的诗句。带着一丝讽刺口吻，贺拉斯完全清楚，他对美好生活的设想与农村现实没什么关系。不过，这无碍于他对乡村的向往。内战中，贺拉斯效力于失败的一方，在腓利比不光彩地当过逃兵。回到意大利后，他发现父亲的农场被没收了。如他的政治立场一样，他对别墅和田园生活的梦想都源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有些自我解嘲的意味。奥古斯都不在意贺拉斯年轻时的轻率举止，仍愿向他示好，愿意为他的梦想投资。还在新政权忙于为支持者分割安东尼派的庞大家产时，他就资助了贺拉斯，让他在罗马郊外过起田园生活，有花园、喷泉和小树林。贺拉斯很敏感，很有独立性，不可能被收买为吹鼓手。不过，奥古斯都也没想把他或维吉尔变成赤裸裸的吹鼓手。许多世代以来，如何在自私自利和传统理想间做出选择，罗马的头面人物一直很头疼。但奥古斯都两者把握得都很好，他是罗马竞技场上的天才。
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像超级明星一样，可以选择自己想扮演的角色。尽管不愿这么说，但奥古斯都不想被人谋杀在元老院。他竭力争取不敢直面现实的公民同胞们的自愿合作，事事用共和国传统装扮自己，拒绝担任任何过去未曾有过的行政官职，还经常不担任任何官职。权威比职位更重要。正是这种神秘的东西给卡图卢斯和加图带来了声望。“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拥有许多特质。在这种意义上，”西塞罗有一次说，“加图是第一公民。”36第一公民——元首（princeps）：奥古斯都暗示人们，除了这个，别的称号他都不喜欢。尤利乌斯·恺撒的儿子想做加图的继承人。
他如愿以偿。奥古斯都的演技真不是自吹出来的。如果没有出众的演戏天分，一个人怎么可能扮演那么多角色，还演得那么成功？在他的指环印章上，元首字样显现在一个斯芬克司的形象中。这是一条线索：对同胞们来说，他的一生都是一个谜。许多公民喜欢吹嘘自己的权力，自抬身价。罗马人很熟悉这种人。奥古斯都与他们不同。对国家控制得越严密，他越不愿夸耀。当然，共和国本身就是充满悖论的，奥古斯都对此有会于心，像变色龙一样将悖论融合在他的性格中。公民生活既含混又充满张力，既自相矛盾又精细入微。这些都被奥古斯都吸收进自己的性格和扮演的角色中。在一种王权悖论中，他本人似乎已化作了共和国。
75岁高龄时，奥古斯都生了最后一场病。他问朋友们，“在人生的滑稽剧中”，37他的表演是否充分？他掌管国家最高权力超过了4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使罗马和它的世界免于内战；除了法律所许可的，他没有加给自己任何特别的职位；军团驻扎在森林中、沙漠里，在生活着野蛮人的边疆地带，而不是在他周围。即将死去的时候，他平静地躺在床上，没有倒在敌人的塑像下，身上没有刀伤剑伤。每个公民都期待这样的死法。没错，他一生都演得很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塑造成了唯一的明星。
公元14年夏，他死在诺拉。一个世纪前，苏拉就是从这里出发向罗马进军的。为防止尸体腐烂，元老们连夜将其护送到了首都。在马修斯大校场的大堆木材上，像苏拉那样，人们把奥古斯都火葬了。如果老独裁官天上有灵，他会发现此后的做法与他知道的大有不同。人们恭敬地将恺撒·奥古斯都的骨灰收集起来，安放在他的陵墓中。陵墓占地极广，单独建在一个园子里。据说，在规模及其环绕形式的设计上，人们从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受到很多启发。以前，马修斯大校场是罗马年轻人的训练场，如今，它成了展示元首美德的地方。陵墓南方是庞培的剧院。以恢弘的气度，恺撒的儿子将恺撒大敌的名字和战利品保留了下来。为表现他的宽和，在原来共和国公民练习使用武器和集结做战争准备的地方，一座和平祭坛竖立起来。为昭显他的慷慨善行，公元前26年，一条一英里的美丽柱廊完工了，长度超过庞培的大剧院。在那里，奥古斯都展览这个城市从未见过的壮观景象，很快成了罗马人的主要娱乐场所。它的正式用途是作为投票处的奥维里（Ovile），在原来的木质围栏上夸张地用大理石接续起来。实际上，它很少用于投票。在从前罗马人选举行政官员的地方，角斗士们相互搏杀，像长达90英尺的大蟒蛇那样的稀奇动物在公开展示。没有安排表演节目的日子里，公民们聚集在这里进行豪华购物。
共和国早已死去，如今，人们也不再留恋它。“粗陋简朴是以前的事，今天的罗马是金子打造的，享用着被征服地区的财富。”38罗马人失去了自由，换来了世界征服者的荣耀。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他们的军团继续展现着旧有的军事优势，继续屠杀着野蛮人，将边界推向更远的地方。对马修斯大校场的消费者而言，那只是遥远边区的喧闹声。战争不再烦扰他们，道德、责任、对过去的记忆也一样。甚至上天也不再发出警告。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困惑地注意到，“从来没有人报告或记录过什么异兆。”39其实，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看着罗马和平、悠闲的景象，众神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太多的自由会结出奴役之果”，40西塞罗悲痛地总结道。作为自由共和国的最后一代人，谁能说它不正确呢？然而，奴役的结果又是什么？这需要一代新人、一个新的时代来证明。
大事年表
*以下年份如无特别说明，均指公元前。*
753年罗马建城。
509年君主制覆灭，共和国建立。
390年高卢人攻陷罗马。
367年平民担任执政官的法律限制被取消。
343-340年第一次萨谟奈战争。
321年罗马人于考迪内山口落败。
290年罗马人完成对萨谟奈的征服。
264-241年第一次迦太基战争。
219-118年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开始。汉尼拔穿越阿尔卑斯山，从南高卢向罗马进军。
216年坎尼之战。
202年汉尼拔在非洲被击败。
148年马其顿成为罗马的行省。
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被毁。
133年提比略·格拉古就任保民官，同年被杀。帕加马的阿特卢斯三世在遗嘱中将他的王国献给罗马。
123年盖约·格拉古首次就任保民官（开始于124年10月24日）。系统的征税制度在帕加马建立。
122年盖约·格拉古再次就任保民官。
121年盖约·格拉古被杀。
118年高卢南部成立一个行省，以护卫通往西班牙的陆上交通。卢库勒斯可能生于本年。
115年克拉苏出生。
112年米特拉达特斯六世自立为本都国王。
107年马略首任执政官。他取消了参军的财产资格限制。
106年庞培和西塞罗出生。
104-100年马略连任执政官。多次击退北方蛮族入侵。
100年恺撒出生。
93年克洛狄乌斯出生。
92年鲁提利乌斯·卢福斯被控敲诈勒索，遭流放。
91年反罗马的意大利起义爆发。
90年忠于罗马的意大利人获公民权。
89年苏拉在萨谟奈作战，并结束意大利人起义。米特拉达特斯入侵罗马在亚洲的行省。
88年苏拉就任执政官。在保民官苏尔皮基乌斯·卢福斯的帮助下，马略夺得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指挥官一职。苏拉进军罗马。苏尔皮基乌斯被处死，马略逃亡。在亚洲，米特拉达特斯屠杀80000罗马人和意大利人。
87年秦纳就任执政官。苏拉去了希腊，指挥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斜眼庞培去世。马略回到罗马，重掌大权。
86年秦纳再任执政官。马略去世。苏拉占领雅典。
85年秦纳再任执政官。苏拉与米特拉达特斯签订和平协议。
84年秦纳再任执政官。他被暴徒杀害。
83年在希腊，克拉苏加入苏拉军。苏拉渡海回到意大利。庞培加入苏拉军。克里内门之战。公共别墅里对萨谟奈俘虏的屠杀。
82年罗马城的政治迫害。恺撒东躲西藏。
81年苏拉成为独裁者。他进行了重要的体制改革，包括对保民官权力的限制。西塞罗的第一桩案件。
80年苏拉就任执政官。恺撒去亚洲服役。
79年苏拉放弃公职。西塞罗去亚洲作为期两年的旅行。
78年卡图卢斯就任执政官。苏拉去世。
77年庞培在西班牙担任指挥官。
75年西塞罗就任会计官。米特拉达特斯向罗马宣战。
74年卢库勒斯就任执政官。米特拉达特斯第二次入侵亚洲行省。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受命指挥围剿海盗的军队。
73年斯巴达克领导奴隶起义。卢库勒斯将米特拉达特斯赶出亚洲。
72年克拉苏受命指挥对斯巴达克的战争。庞培结束在西班牙的战争。卢库勒斯在本都击败米特拉达特斯。海盗击败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将其赶离克里特岛。
71年斯巴达克战败身亡。庞培回到意大利。卢库勒斯完成对本都的征服。米特拉达特斯在亚美尼亚的提格拉涅斯王子处避难。
70年庞培和克拉苏担任执政官。保民官被苏拉废除的权力得以恢复。起诉瓦莱斯。
69年提格拉诺塞塔战役及其陷落。
68年卢库勒斯军内乱。克娄巴特拉出生。
67年庞培扫清海盗。
66年庞培取代卢库勒斯，成为东方总督。西塞罗担任司法官。
65年西塞罗担任市政官。
64年庞培将叙利亚变成罗马的新行省。加图担任会计官。
63年西塞罗担任执政官。恺撒成为大祭司。卢库勒斯庆祝胜利。庞培攻占耶路撒冷。米特拉达特斯去世。喀提林阴谋；失败后，主犯被杀。喀提林在意大利北部纠集一支军队。屋大维出生。
62年恺撒担任司法官。喀提林兵败身亡。庞培回到意大利。克洛狄乌斯亵渎幸福女神的祭礼。
61年恺撒成为西班牙行政长官。克洛狄乌斯受审和无罪开释。庞培的第三个凯旋式。
60年恺撒回到罗马。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建立非正式联盟。
59年恺撒和比布卢斯就任执政官。“第一个三巨头同盟”。庞培娶恺撒的女儿朱丽亚。克洛狄乌斯成了平民，并当选保民官。
58年恺撒对赫尔维西亚人开战。克洛狄乌斯担任保民官。西塞罗离开罗马开始流亡。加图去了塞浦路斯。
57年恺撒对比利其人开战。克洛狄乌斯和米洛的人马开始巷战。西塞罗结束流亡。
56年凯利乌斯受审和无罪开释。卢卡会议，三巨头同盟延续。加图离开塞浦路斯，回到罗马。
55年庞培和克拉苏就任执政官。庞培装饰他的石头剧院。恺撒渡过莱茵河，带着一支队伍去了不列颠岛。
54年多米提乌斯和阿庇乌斯就任执政官。加图担任司法官。克拉苏去了叙利亚。恺撒二征不列颠。庞培的妻子朱丽亚去世。
53年卡雷之战，克拉苏战死。
52年克洛狄乌斯被杀；米洛被判有罪。庞培担任唯一的执政官，直到8月。庞培娶西庇阿的女儿科尼利娅。凯利乌斯担任保民官。韦辛格托里克斯领导高卢人起义，反抗恺撒。在阿莱西亚被击败后投降。
50年库里奥担任保民官。霍腾修斯去世。执政官马塞卢斯召唤庞培“拯救共和国”。
49年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元老院撤离罗马。多米提乌斯在考菲尼姆投降。庞培离开意大利去希腊。库里奥在非洲兵败身亡。恺撒在西班牙击败庞培军，获选独裁官。
48年米洛和凯利乌斯去世。法萨卢斯之战。庞培被杀。恺撒身陷亚历山大里亚。
47年恺撒和克娄巴特拉巡游尼罗河。恺撒里昂出生。恺撒击败米特拉达特斯的儿子法纳西斯，返回意大利，然后渡海去非洲。
46年恺撒击败西庇阿。加图自杀，西庇阿淹死。恺撒获得第四次凯旋式。克娄巴特拉来到罗马。恺撒去西班牙。
45年恺撒击败庞培的儿子们，回到罗马。发表《反加图》。
44年恺撒获任终身独裁官。安东尼担任执政官。3月15日，恺撒被暗杀。屋大维来到罗马。布鲁图和卡修斯去东方。西塞罗发表一系列反安东尼的演讲。
43年希尔提乌斯和潘萨就任执政官。他们在同安东尼的战斗中被杀。第二个三巨头同盟：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屋大维首任执政官。政治放逐。西塞罗之死。
42年恺撒被神化。腓利比之战：布鲁图和卡修斯自杀。
41年安东尼会见克娄巴特拉；两人在亚历山大里亚过冬。意大利的土地没收。屋大维和富尔维娅的战争。
40年逃离意大利后，富尔维娅去世。安东尼和屋大维达成和平，娶了后者的姐姐屋大维娅。克娄巴特拉生双胞胎。
37年安东尼娶克娄巴特拉。
36年三巨头同盟中，雷必达被安东尼和屋大维撇开。塞克斯图斯·庞培被击败，逃往东方。
35年塞克斯图斯·庞培被处死。
34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安东尼将王国和行省分配给儿子们。
32年安东尼抛弃屋大维娅。屋大维搜出安东尼的遗嘱，交给元老院。
31年亚克兴角之战。
30年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自杀。屋大维占领亚历山大里亚，处死恺撒里昂。托勒密王朝在埃及的统治终结。
29年维吉尔开始创作史诗《埃涅伊德》（Aeneid）。
27年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称号。共和国“恢复”。
19年维吉尔去世。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
注释
如无特别交代，相关作者的引文均出自下列著作：
阿庇安，《内战史》（TheCivilWars）；
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对西塞罗五篇演说的评论》(CommentariesofFiveSpeechesbyCicero)；
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Gellius），《阿提卡之夜》（TheAtticNights）；
卡修斯·狄奥（CassiusDio），《罗马史》（TheRomanHistory）；
卡图卢斯（Catullus），《诗篇》（Poems）；
狄奥多如斯·西库卢斯（DiodorusSiculus），《史集》（TheLibraryofHistory）；
福楼如斯（Florus），《罗马史纲要》(TheEpitomeofRomanHistory)；
李维，《罗马史》(TheHistoryofRome)；
卢坎（Lucan），《法萨利亚》(ThePharsalia)；
卢克莱修（Lucretius），《物性论》(OntheNatureofThings)；
迈克罗比乌斯（Macrobius），《农神节》(TheSaturnalia)；
奥罗西乌斯（Orosius），《反异教徒史》(TheHistoryagainstthePagans)；
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萨梯里恩》（TheSatyricon）；
普林尼，《自然史》(TheNaturalHistory)；
波里比乌斯，《历史》（TheHistories）；
普里琉斯·塞卢斯（PubliliusSyrus），《格言集》(Maxims)；
昆体良（Quintilian），《雄辩术原理》(TheEducationofanOrator)；
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志》（TheGeography）；
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Maximus），《良言善行》(MemorableDeedsandSayings)；
瓦雷乌斯·帕特库卢斯（VelleiusPaterculus），《罗马史》（TheRomanHistories）。
序言
1.引用时人们通常写作拉丁语“aleaiactaest”。事实上，这句话出自雅典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剧中恺撒说的是希腊语。参见普鲁塔克，《庞培》，60，及《恺撒》，32。
2.霍布斯，《利维坦》，第29章。
3.希特勒，《桌边谈话》，休·特雷弗-罗珀（HughTrevorRoper）作序，牛津1988年，第10页。
4.出自对休斯-哈利特（HughesHallett）所著《克娄巴特拉：历史，梦想与扭曲》一书的评论，《纽约时报》1990年。
5.尼可罗·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的十卷罗马史》，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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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萨鲁斯特，《喀提林》，8。
7.维里乌斯·佩特库鲁斯，2.36。
1自相矛盾的共和国
1.根据共和国晚期博学的瓦罗（Varro）的说法，西比尔造访的是罗马的第五位国王，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克斯（TarquinusPriscus）。
2.起初，执政官被称作praetors（司法官）。早期罗马史晦暗不清，类似的含混之处比比皆是。
3.波里比乌斯，6.56。
4.西塞罗，《论马米利安法》，19-21。
5.波里比乌斯，10.15。
6.埃尼乌斯（Ennius）。引自西塞罗，《论共和国》，5.1。
7.李维，40.5。
8.西塞罗，《论土地法》，2.96。
9.维特鲁维（Vitruvius），《建筑十书》，6.1.10。
10.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2.10-11。
11.参见布伦特（Brunt），《意大利人》，第618页。
12.贺拉斯，《颂歌》，3.29.12。
13.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ofHalicarnassus），《古罗马史》，3.43。
14.贺拉斯，《书信集》，2.2.72-5。
15.斯特拉波，5.3.8。
16.普里琉斯·塞卢斯，31。
17.判断的依据是有关丧葬的文字材料，如今我们能看到的文字证据只有这些。
18.对于平民第一次罢工的地点，皮索（Piso）与李维看法不同。前者认为在埃文蒂尼山，李维认为在靠近圣山（SacredMount）的地方。
19.李维，4.4。
20.萨鲁斯特，《喀提林》，1.7。
21.波里比乌斯，6.11。
22.西塞罗，《普兰西乌斯（Plancius）辩词》，11。
23.西塞罗，《穆莱纳（Murena）辩词》，36。
24.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几乎可以肯定，担任公职有财产资格限制。
2西比尔的诅咒
1.西比尔预言书，3.464-9。
2.同上,3.175-80。
3.同上,184-8。
4.同上,182-3。
5.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罗马人用犁把城市犁了一遍，还在地里撒了盐。但这只是一个传说，古代的材料从来没有提到这些。
6.阿庇安，《迦太基战争》，132。
7.巴迪安（Badian）认为，早在公元前131年，帕加马的收税员体系就开始运转了。《收税员与罪犯》，第63页。格伦（Gruen）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反驳意见，见于《希腊化世界与罗马的崛起》，第606—608页。
8.马卡比上，8.3。
9.这是诗人卡图卢斯（Catullus）说的（37和39）。可能只是个玩笑，罗马人用来嘲弄西班牙人的卫生标准的。
10.罗马人直到公元前23年才控制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11.参见休斯，《潘神的苦行》，第127页。
12.有关这一时期罗马货币供应增长的情况，参见克劳福德（Crawford），《罗马共和国的货币》，第173-81。
13.根据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的说法，9.2。对这些数字人们有怀疑。
14.萨鲁斯特，《历史》，4，残篇67。这些话不像米特拉达特斯说的，但仍很有价值。从中我们可以了解，罗马人是如何认识敌人对自己的仇恨的。
15.奥拉塔“悬在空中的浴池”的确切原理人们一直没搞清楚。一些人说是热水淋浴，一些人说奥拉塔发明的是中央供热系统（hypocaust），即宫殿式别墅中建在地板下的中央供热系统。然而如果是淋浴的话，为什么用浴池来描述它？如果是中央供热系统，为什么还要造出一个新词？在法冈（Fagan）所著《塞尔吉乌斯·奥拉塔》一书中，他对各种可能性作了详尽的分析。
16.斯特拉波，5.4.2。
17.狄奥多如斯·西库卢斯，37.15。
18.这是卢斯（Luce）的理论。相反的观点请参照迈京（McGing），《外交政策》，第76页。
3幸运来自女性
1.西塞罗，《论责任》，1.123。
2.普鲁塔克，《苏拉》，8。
3.阿庇安，1.58。
4.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9.7。
5.阿庇安，1.60。
6.在共和国的长期历史中，这句话被无数次地重复着。事实上，共和国刚刚诞生几个月，人们便开始这么说了。见西塞罗《反安东尼》（philippic）第6章第19节。
7.西塞罗，《论法律》，1.53。
8.李维，31.44。
9.波西德尼乌斯，残篇36。
10.普鲁塔克，《苏拉》，13。
4主人归来
1.西塞罗，《论责任》，1.25。
2.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6.2。
3.维里乌斯·佩特库鲁斯，2.26。
4.普鲁塔克，《老加图》，16。
5.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2.9。
6.普鲁塔克，《苏拉》，30。
7.卢坎，2.220。
8.阿庇安，2.95。
9.普鲁塔克，《苏拉》，31。
10.萨鲁斯特，《喀提林》，51.34。
11.阿庇安，1.99。
12.参见西塞罗，《论法律》，3.23。
13.西塞罗，《论至善与至恶》，5.2。
14.阿庇安，1.103-4。
15.普鲁塔克，《苏拉》，36。
16.西塞罗，《致阿提库斯》，9.10。
17.阿庇安，1.106。
5渴求名誉
1.卢克莱修，5.222-5。
2.西塞罗，《论至善与至恶》，5.55。
3.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辩论》（TusculanDisputation），1.39。
4.西塞罗，《论至善与至恶》，5.55。
5.塔西图斯（Tacitus），《关于辩论的对话》，28。
6.波里比乌斯，6.53。
7.萨鲁斯特，《朱古达战争》，4.5。
8.西塞罗，《论责任》，1.139。
9.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圣尤利乌斯》，56。
10.普鲁塔克，《恺撒》，4。
11.西塞罗，《反安东尼》，14.17。
12.卢克莱修，2.11-13。
13.西塞罗，《驳瓦莱斯》，2.5.180。
14.西塞罗，《穆莱纳辩词》，16。
15.例如西塞罗，《普兰西乌斯辩词》，14-15。
16.西塞罗，《论演讲》，1.197。
17.西塞罗，《穆莱纳辩词》，29。
18.昆体良，6.3.28。
19.奥卢斯·格利乌斯，1.5。
20.虽然差不多可以肯定，但已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让我们作最后结论。
21.西塞罗，《布鲁图》，313。
22.西塞罗，《论责任》，1.87。
23.波西德尼乌斯，残篇59。
24.西塞罗，《布鲁图》，316。
25.西塞罗，《普兰西乌斯辩词》，66。
26.西塞罗，《驳瓦莱斯》，1.36。
27.同上，1.47。
28.同上，2.4.47。
29.同上，2.3.207。
30.昆图斯·西塞罗，《竞选手册》，2。作者究竟是谁，人们的意见极不一致。即便如此，即使是一部托名伪作，它的价值仍不可低估。在共和国晚期，选举是如何进行的？新人的心态怎样？《手册》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31.西塞罗，《驳瓦莱斯》，2.4.69。
32.西塞罗，《论责任》，1.109。这段描述针对的是苏拉和克拉苏。
33.普鲁塔克，《克拉苏》，7。
34.塞涅卡，《书信集》，2.4。
35.普鲁塔克，《庞培》，14。
36.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辩论》（TusculanDisputation），2.41。
37.萨鲁斯特，《历史》，3，残篇66（A）。
38.普里琉斯·塞卢斯，337。
39.奥罗西乌斯，5.24。
40.萨鲁斯特，《历史》，3，残篇66（A）。
41.普鲁塔克，《克拉苏》，12。
6腐尸宴
1.普鲁塔克，《卢库勒斯》，11。
2.同上，27。
3.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8.14.5。
4.老加图，《论农业》，前言。
5.普鲁塔克，《提比略·格拉古》，8。
6.普鲁塔克，《卢库勒斯》，34。
7.同上。
8.阿庇安，《米特拉达特斯战争》，92。
9.西塞罗，《论责任》，3.107。
10.阿庇安，《米特拉达特斯战争》，93。
11.维里乌斯·佩特库鲁斯，2.31。
12.卡修斯·狄奥，36.24。
13.同上，36.34。
14.斯特拉波，11.1.6。荷马诗句出自《伊利亚特》，2.608。
15.普林尼，7.99。
7享乐的代价
1.普鲁塔克，《卢库勒斯》，41。
2.李维，39.6。
3.瓦罗，《论农业》，3.17。
4.迈克罗比乌斯，3.15.4。
5.瓦罗，《论农业》，3.17。
6.普鲁塔克，《卢库勒斯》，51。
7.塞涅卡，《书信集》，95.15。
8.对于克洛狄娅和家族名克劳狄乌斯的明显差别，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参看塔特姆（Tatum），《贵族保民官》，第247-8页。
9.公元前56年，在为自己辩护时，凯利乌斯这样说道。引自昆体良，《雄辩术原理》，8.6.52。实际上，他是说她在客厅里做爱，在卧室里性冷淡。
10.卢克莱修，4.1268。
11.西塞罗，《穆莱纳辩词》，13。
12.西塞罗，《论法律》，2.39。
13.西塞罗，《加里奥（Gallio）辩词》，残篇1。
14.普鲁塔克，《小加图》，9。
15.同上，17。
16.西塞罗，《致阿提库斯》，2.1。
17.卡图卢斯，58。
18.拉丁语写作“discinctus”。
19.普鲁塔克，《恺撒》，7。
20.萨鲁斯特，《喀提林战争》，14。
21.西塞罗，《论责任》，3.75。
22.西塞罗，《穆莱纳辩词》，50。
23.普鲁塔克，《西塞罗》，14。
24.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5.9。
25.西塞罗，《凯利乌斯辩词》，14。
26.普鲁塔克，《西塞罗》，15。
27.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19。
28.苏埃托尼乌斯，《圣尤利乌斯》，52。
29.普鲁塔克，《恺撒》，12。
30.普鲁塔克，《庞培》，43。
31.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14。
32.同上。
33.同上，1.16。
8三头同盟
1.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2.4.2。
2.普鲁塔克，《庞培》，42。
3.西塞罗，《穆莱纳辩词》，31。
4.普鲁塔克，《小加图》，30。
5.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18。
6.卡修斯·狄奥，38.3。
7.普鲁塔克，《小加图》，22。
8.阿庇安，2.9。
9.西塞罗，《致阿提库斯》，2.21。
10.同上，2.3。
11.普鲁塔克，《西塞罗》，29。
12.卡图卢斯，58。
13.西塞罗，《致阿提库斯》，2.15。
14.准确地说就是西塞罗，16年以后，他在《驳安东尼》中提到了这件事。在西塞罗充分发挥谩骂天赋时，真相如何并不重要。不过，安东尼和库里奥的关系肯定亲密地过了头，人们才会传出那些丑闻。
15.西塞罗，《答复占卜者》，46。
16.恺撒，《高卢战记》，2.1。
17.引自斯特拉波，17.3.4。
18.狄奥多卢斯·西库卢斯，5.26。
19.西塞罗，《论共和国》，3.16。
20.恺撒，《高卢战记》，4.2。
21.同上，1.1。
22.同上，2.35。
23.西塞罗，《论执政官行省》，33。
24.普鲁塔克，《庞培》，48。
25.西塞罗，《论家居》，75。
26.西塞罗，《致昆图斯》，2.15。
27.同上。
9伊卡洛斯的翅膀
1.西塞罗，《凯利乌斯辩词》，31。
2.西塞罗，《论友谊》，1.7。
3.同上，1.9。
4.或者毁掉了。究竟怎样不是很清楚。
5.西塞罗，《致阿提库斯》，4.8a。
6.西塞罗，《论责任》，1.26。
7.西塞罗，《致阿提库斯》，4.13。
8.卢克莱修，2.538。
9.普鲁塔克，《克拉苏》，17。
10.同上，23。
11.恺撒，《高卢战记》，3.16。
12.同上，4.17。
13.西塞罗，《致阿提库斯》，4.16。
14.高迪尼乌（Goudineau），《恺撒》，第335页。
15.恺撒，《高卢战记》，7.4。
16.同上，7.56。
17.确切地说就是普鲁塔克，《恺撒》，15。
18.例如高迪尼乌，《恺撒》，第317-28页。
19.恺撒，《高卢战记》，8.44。
20.普鲁塔克，《庞培》，12。
21.佩特罗尼乌斯，119.17-18。
22.西塞罗，《驳皮索》（Piso），65。
23.一般认为它是一种狒狒。参见普林尼（PlinytheElder），8.28。
24.西塞罗，《论友谊》，7.1。
25.普林尼，36.41。可能14个民族的塑像不是安置在剧院里，而是在庞培像的周围。拉丁语讲得模棱两可。
26.普林尼，8.21。
27.西塞罗，《致阿提库斯》，4.17。
28.阿斯科尼乌斯，42C。
29.普鲁塔克，《庞培》，54。
30.西塞罗，《米洛辩词》，79。
31.普林尼，36.117-18。
32.西塞罗，《论友谊》，8.7。
33.同上，8.1。
34.同上，8.8。
35.同上，8.6。
36.佩特罗尼乌斯，119。
37.普鲁塔克，《庞培》，57。
38.西塞罗，《论友谊》，8.14。
39.同上，2.15。
40.阿庇安，2.31。
10世界战争
1.西塞罗，《致阿提库斯》，7.1。
2.卢坎，1.581。比较诗意，也比较贴切。
3.西塞罗，《致阿提库斯》，8.2。
4.这句有名的话只出现在后来的资料中。虽然有可能是杜撰的，但它完全符合共和国的精神和价值观。
5.西塞罗，《致阿提库斯》，8.11。
6.普鲁塔克，《西塞罗》，38。
7.西塞罗，《马塞卢斯辩词》，27。
8.阿诺恩（Anon），《西班牙战争》，42。
9.恺撒，《内战记》，3.8。
10.普鲁塔克，《恺撒》，39。
11.恺撒，《内战记》，3.82。
12.苏埃托尼乌斯，《圣尤利乌斯》，30。
13.普鲁塔克，《庞培》，79。
14.至少，狄奥多如斯·西库卢斯（DiodorusSiculus）是这么说的（17.32）。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他都去过：“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比任何城市都多。”
15.西塞罗，《论友谊》，2.12。
16.西塞罗，《致阿提库斯》，2.5。
17.普鲁塔克，《安东尼》，27。
18.可能是整个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后来，人们也谴责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犯了这种罪行。
19.苏埃托尼乌斯，《圣尤利乌斯》，51。
20.瓦罗（Varro），波西德尼乌斯的另一位学生。他是庞培派的人，在恺撒的第一次西班牙战役中，他是被打败的3位将军之一。他也被广泛认为是罗马最博学的人。引语出自他的文章《论习俗》，转引自迈克罗比乌斯（Macrobius），3.8.9。
21.普鲁塔克，《小加图》，72。
22.苏埃托尼乌斯，《圣尤利乌斯》，37。
23.西塞罗，《论友谊》，9.15。
24.同上，15.19。
25.福楼如斯，2.13.92。
26.没有材料特别提到这一点，但从上下文来看，那几乎是肯定的。
27.西塞罗，《反安东尼》，2.85。
28.苏埃托尼乌斯，《圣尤利乌斯》，77。
29.公元前44年2月9-15日间的某一天。
30.普鲁塔克，《布鲁图》，12。
31.维里乌斯·佩特库鲁斯，2.57。
32.普鲁塔克，《恺撒》，63。
33.卡修斯·狄奥，44.18。
34.苏埃托尼乌斯，《圣尤利乌斯》，82。
35.塞涅卡是这么说的，《论愤怒》，3.30.4。
36.苏埃托尼乌斯，《圣尤利乌斯》，82。
11共和国之死
1.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4.9。
2.同上，14.21。
3.西塞罗，《论友谊》，4.6。
4.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4.21。
5.同上，14.12。
6.由于盖乌斯·屋大维在自己的早期生涯中不断地改名，历史学家一般使用屋大维这个名字，以免混淆。
7.同上，14.4。
8.同上，16.7.3。
9.西塞罗，《反安东尼》，2.1。
10.同上，10.20。
11.同上，13.24-5。
12.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6.8.1。
13.西塞罗，《反安东尼》，3.3。
14.西塞罗，《论友谊》，11.20。
15.苏埃托尼乌斯，《圣奥古斯都》，26。
16.阿庇安，3.92。
17.普林尼，34.6。
18.西塞罗，《致阿提库斯》，14.1。
19.维吉尔，《牧歌》，4.4-9。
20.普鲁塔克，《安东尼》，26。
21.苏埃托尼乌斯，《圣奥古斯都》，69。
22.《圣奥古斯都的伟业》，25.2。
23.普鲁塔克，《庞培》，75。
24.《圣奥古斯都的伟业》，3.2。
25.塞涅卡，《论仁慈》，1.2.2。
26.卡修斯·狄奥，53.16。
27.埃尼乌斯，《年鉴》，残篇，155。
28.贺拉斯，《颂歌》，4.5.1-2。
29.同上，3.6.45-8。
30.同上，3.24.36-7。
31.维里乌斯·佩特库鲁斯，2.89。
32.维吉尔，《农事诗集》，1.145-6。
33.维吉尔，《埃涅伊德》，6.792-3。
34.同上，8.669-70。
35.贺拉斯，《抒情颂诗》，2.1-6。
36.西塞罗，《反安东尼》，13.30。
37.苏埃托尼乌斯，《圣奥古斯都》，99。
38.奥维德（Ovid），《爱的艺术》，3.112-13。
39.李维，43.13。
40.西塞罗，《论共和国》，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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